纵览古今，横观中外，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从古到今，中国文学里有关爱情的诗歌篇章灿若星河，其中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就是最闪亮的明星，它历来被高中语文教材奉为经典。《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爱情诗，结局是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殉情而死，这是一个悲剧。文学上定义，所谓悲剧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的矛盾为反映对象，表现主人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限制或自身过错等主客观原因而导致失败。鲁迅也说过：“悲剧的根本特征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们看到焦仲卿和刘兰芝正义的爱情、婚姻失败了，他俩为了爱情、婚姻自杀了，有价值的生命被毁灭了。这是悲剧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探求一下悲剧的本质原因。这个悲剧原因具有多元特征，以下仅浅谈三点：

一、社会因素

《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知人论世”。因此了解一个人就要研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继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门阀世族、大姓豪族，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士族”，“士族”兴盛于魏晋南北朝。与“士族”对应的社会底层老百姓就是“庶族”。焦仲卿和刘兰芝生在东汉末年，当时社会广泛存在“士族”制度。“士族”有权有势，养尊处优，生下来即使没有学问也可以做官;而“庶族”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想进入仕途难度很大。当时社会现实是“士族”和“庶族”等级分明，门第森严，交往很少;如果来往、通婚会被人耻笑;社会阶级分化、对立严重。

《孔雀东南飞》序里交待东汉末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可见焦仲卿出身于比较弱小的“士族”，已经有了向上层社会奋斗的基础和平台。焦母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焦仲卿是焦家唯一的儿子，也是焦家和焦母的希望;仕途升迁是焦仲卿的追求和使命，也是焦母的期盼和目标。“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焦仲卿看淡了官场，而言外之意焦母看重小吏基础和平台，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在官场上不断进取，从而能够光宗耀祖，成为真正的大“士族”。 可见在焦母心中，儿子、官职下来才是兰芝，她把兰芝位置放在第三位， 因此焦母不允许兰芝和婚姻使仲卿分心，影响和破坏仲卿的仕途，只能把兰芝驱遣回家。兰芝自叙：“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兰芝在焦家不能和仲卿平起平坐，没有地位，焦母给兰芝的定义是一个被奴役的丫头，呼之则来，弃之则去。也正如焦母所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由于焦母主仆意识，焦母看不惯，瞧不起儿媳兰芝，于是驱遣兰芝回家。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必定是社会底层老百姓的劳作，“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肯定不是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待遇，“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一定是贫贱之家的环境。这些都体现了兰芝出身“庶族”。最后“士族” 和“庶族”的门第观念、时代烙印、社会矛盾也造成兰芝被轻视、被慢待、被驱遣。以上这些社会因素造成兰芝被驱遣，也是兰芝殉情悲剧的起因。

二、个人责任

爱情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就是山盟海誓后的相守、奉献和责任。爱情是婚姻的开始，婚姻是爱情的结果，没有了责任，爱情和婚姻就会走向坟墓，坟墓埋葬的是感情甚至是生命。《孔雀东南飞》开篇没有说焦仲卿和刘兰芝感人至深的爱情。开始就是“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兰芝诵读诗书，明白道理懂得感情，知道《周易·恒》“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封建礼教强化了兰芝的妇人意识;成为仲卿的妻子后，她遵守府里规矩;一心一意爱仲卿，重视婚姻的责任。“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虽然兰芝和仲卿在一起过日子不过两三年，但是现实生活、婚姻和丈夫已经塑造了兰芝对爱情有坚强的身体和炽热的内心，因此在接着被驱遣回娘家的路上兰芝发出了：“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这震撼人心的话语是兰芝和仲卿长相厮守的决心，也是兰芝坚守爱情和保护婚姻的决心。兰芝不抛弃、不放弃，对仲卿爱的情感和责任的决心已经深入骨髓，融入她的血液，构成她的生命;自然而然仲卿已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显而易见谁剥夺了兰芝爱情和婚姻的责任，兰芝的决心将会变成生命的终结。

按这个道理来说，决心不等于行动，兰芝不至于自杀。兰芝被驱遣，与仲卿暂时分别，仲卿“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这一定能安抚兰芝受伤的心灵，兰芝还有活下去的希望。然而，在夫妻关系上，仲卿缺乏必要的投入和沟通，没有把兰芝的这种希望落实和放大，只是转化成对母亲“何意致不厚”的责问，激化了矛盾。在爱与孝的矛盾上，他“哽咽不能语”，显得无能，给兰芝的只是一些毫无把握的空头许诺。当兰芝受到逼婚之困时，只得到他“贺卿得高迁”的讽刺和“吾独向黄泉”的死亡引诱，而且“驱卿”当初也出自他之口，就在二人“生人作死别”之后，仲卿也只是用死威胁母亲，并无任何作为，仲卿自己不做自己的救世主。总之，仲卿是位啰嗦、无能、自私、庸俗、幼稚和懦弱的差吏，既不是承担爱情、婚姻责任的好丈夫，也不是承担家庭责任的好男人，有的只是对婚姻责任的漠视和缺失。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兰芝可爱、美丽、漂亮、聪慧和知书达理，是人见人爱的，就连县令和太守的公子也敢冲破“士族、庶族”的界限和不怕被人耻笑的世俗来仰慕求娶兰芝，追求美好婚姻;而仲卿竟然不知道珍惜爱护身边所爱之人，不去承担爱情、婚姻责任，不给兰芝生存的港湾，把兰芝逼入了死胡同，让兰芝彻底绝望，让完美的、宝贵的和唯一的爱人的生命化为乌有，仲卿是兰芝殉情悲剧的主要责任人。

同时当兰芝被遣回家，先是县令公子，后是太守公子来说媒，层次越来越高。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背景告诉我们，当时的婚姻不是以爱为基础，而是以某种条件为天平。刘母没有主见，不替女儿做主，刘兄想高攀“士族”的决定就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体现。县令、太守并没有逼婚，“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逼婚的是刘兰芝的哥哥，他以权利价值去计量爱情关系，做法是荒唐无知的，但又是社会的。当太守公子来迎娶兰芝时，兰芝只能通过“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用殉情来维护爱情和婚姻责任。刘兄剥夺了兰芝爱情权利和婚姻责任，是兰芝殉情悲剧直接推手。

三、心理原因

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于一九二三年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了“本我”、“超我”和“自我”心理学名词，提出“本我”与“自我”，“超我”共同组成人的完整人格。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可以从它们之间的联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自我”是永久存在的，而“超我”和“本我”又几乎是永久对立的，为了协调“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自我”需要进行调节。若个人“自我”承受的来自“本我”、“超我”的外界压力过大而产生焦虑时，“自我”就会帮助启动防御机制。防御机制有：压抑、否认、抵消、升华甚至自杀等等。正如此理，在焦仲卿的身上存在着“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冲突，对兰芝的爱是仲卿的“本我”，当时的母命社会道德规范是“超我”，仲卿生命本身是“自我”。

在封建礼教的支配下，儿子是不敢违抗母命的。当时的母命社会道德规范（“超我”）不允许仲卿违抗母命来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本我”）。“超我”对“本我”进行了压抑，在孝（母命）、爱（兰芝）这样两难的矛盾面前，仲卿“自我”（ 仲卿生命本身）无力使之两全，只好采取回避拖延的办法，他让刘兰芝暂时先回娘家，等过一段时间再把她接回来，这是一种缓兵之计。后来由于仲卿无能、被动和懦弱的性格，他不敢违背母亲的意志，顺从了母亲不要兰芝。最终他又对兰芝说：“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又顺从兰芝。这个时候，仲卿的生命“自我”与爱兰芝的“本我”和听命于母亲的“超我”发生了尖锐、严重以及不可调和的冲突和矛盾，只有“自我”进行调节和防御才能解决矛盾。

怎样“调节和防御”？就好像著名的哈姆雷特说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样，仲卿的心理在痛苦和煎熬中斗争，陷入了两难境地。“超我”母亲和“本我”兰芝只能选其一，即使自问一千遍“生存还是毁灭”，仲卿还是难以选择。当他闻知兰芝“举身赴清池”，自杀殉情时，他只能选择毁灭“自我”，“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最终启动“自我”生命自杀这种防御机制才能根本解决与爱兰芝“本我”和听母亲的“超我”矛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刘兰芝和焦仲卿双双自杀殉情了。到这里，仲卿和兰芝的悲剧结束了。

王钱，教师，现居山东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