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红

杜甫早年裘马轻狂，南游吴越，东至齐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学李白对酒当歌，学高适把臂同游，意气风发。羁旅长安期间，杜甫生活困顿，却仍然关注现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针砭时政，发出呐喊。安史之乱后，饱经忧患的杜甫避乱于成都，寓居在浣花溪草堂。正是这一段相对安定的岁月，使杜甫进入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境界，那就是对自然美的讴歌和赞颂。在成都草堂创作的二百四十余首诗中，不乏《春夜喜雨》、《绝句》、《江畔独步寻花》、《江村》、《为农》这样别致如画、清新喜人的篇章。我们从中既能看见“圆荷浮小叶，细麦轻落花”的风景，又可体味“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的情趣。但杜甫的忧患意识并未因此而有所消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大量流传后世的名篇也作于此时期，诗人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一直感动着我们。

公元759年的冬天，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翻越了崇山峻岭终于从荒凉贫瘠的陇右，第一次踏上成都的土地。在经历了寒冷肃杀的北方天气以后，忽然，杜甫眼前一亮，面前出现大片大片快意挥洒着绿色的农田，扑面而来的还有绿意仍存的竹树、苔藓、浮萍……一切都令人精神振奋，区别于之前饥寒交迫的日子，这蜀中特有的安定，显得格外珍贵。

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杜甫的“天堂”，他即将结束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将就此拉开帷幕。

初到成都，杜甫一家没有安身之所，先寄居在成都西郊的一所古寺中。在度过一冬以后，第二年的春天，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成都府尹裴冕在浣花溪畔选择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让杜甫营建住所。浣花溪流经成都西郊，迂回曲折，波光滟潋，加之这一带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风景如画，是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杜甫一家居住的绝佳之所。

杜甫将草堂的选址定在一株存活了两百多年的大楠树下，他赋诗称：

依江南树草堂前，故老相传二百年。

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

草堂筑在他亲手开辟的荒地上。虽然有了土地，可是，他却没有修建草堂的银两。正当杜甫为此事发愁时，他的表弟王十五司马出城造访，特地赠银两给杜甫。在诗中，杜甫记下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与此同时，杜甫还写诗向周围的友人寻求帮助，有求取桃树的“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求取瓷碗的“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求取果苗的“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暮春时节，杜甫的草堂终于落成。要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仅仅凭借亲友的资助远远不够，杜甫还在庭院内挖掘池塘、水井、安装引水用的连筒，搭起藤架，开辟药圃，种植花木、草药，开辟花径，苦心经营了两年，使草堂粗具规模，成为自己喜爱的安居之地：草堂的环境是静谧秀美的，以至于杜甫在短暂离开成都以后，再度回归时，惊喜地说：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

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

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

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御史中丞严武是杜甫早年的至交，也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盟友，杜甫到成都的第三年，严武任成都府尹。严武从诸多方面给予杜甫照拂，成为他在成都得以稳定生活的屏障。四年之后，严武的猝然去世，让杜甫的生活顿时失去依靠，他被迫携家眷离开成都这个令他甚感喜乐的地方，东下荆楚。

杜甫草堂的建筑风格结构简单，朴实无华，典雅朴素，既没有宫殿的辉煌壮丽，也没有一般寺庙的恢弘轩昂，然而杜甫在这里写下无数的名作佳句，流芳后世，因此使得杜甫草堂声名远播。在乱世的烽烟中，草堂给予难得的温暖，草堂也因诗人而扬名，成为现存杜甫行踪遗迹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特色和知名度的一处。

杜甫草堂有三道门，分别是正门、南门和北门。南门原归草堂寺，北门直通梅园，这两个地方都是1949年以后才划归杜甫草堂统一管理的，因此，只有正门才是杜甫草堂真正的大门。草堂因循明朝中轴线的多重院落式布局，正门为草堂中轴线上的第一重建筑。正门匾额上所书“草堂”二字，取自清朝康熙帝十七子爱新觉罗·允礼在公元1734年游历杜甫草堂时所书的“少陵草堂”石碑。这里面临浣花溪，溪岸种了许多大树，树影倒映在河水荫绿的涟漪中，更添幽意。浣花溪沿岸的秀丽风景，在杜甫的成都诗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

浣花溪绕过杜甫草堂，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在碧水的映照下，一重粉壁青瓦，气势庄严的照壁矗立门前，形成了一道屏障，完全遮掩了门内的景物。

一堵照壁依着山寺、祠庙的形制所建，将草堂与外界隔开，使得草堂景色不至于被一览无余。少了一分窥探，多了分神圣，少了一分浅显，多了一分深邃，增加了草堂的纵深感和诗意性。

在遍地清幽的绿树掩映下，一排排敞厅式房屋建筑静静地露出身影，这里就是大廨 ，也是草堂的中轴线上的第二重建筑。“廨”是官署，是古代官员们处理公事的地方。杜甫一生胸怀大志，抱负宏伟，却仕途坎坷，功名不成。终其一生，杜甫都没有一份像样的官职，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一间所谓“大廨”相配。因此，草堂大廨并非杜甫的官厅，实是清嘉庆十六年在重修杜甫草堂的过程中后人为表达对这位“穷年忧黎元”诗圣的景仰追赠的。大廨的建筑别具一格，整栋房屋只有东西面的山墙为实体，前后面均没有墙，采取完全敞开的亮柱式，显得明亮宽敞。既可观前庭流水，又可观后院苗树。两面山墙各开一扇月洞门，与回廊相通，园门洞开，廊柱林立，幽邃雅致，自成一片天地。

大廨内有钱绍武雕塑的一尊杜甫铜像悲怅地伫立在中央。该铜像内涵凝重，极富震撼力，概括出杜甫郁郁不得志却心系黎元的一生。杜甫身体羸弱饱经忧患的眼睛望着远处手中还握着一卷诗书，心中似乎正有着波澜起伏的情绪需要宣泄，他那满腔的悲愤通过诗句流传下来，成为为社稷民生呼吁的千古之作。

穿过大廨一道回廊巧妙的蜿曲环绕，将大廨和一座肃穆的建筑链接在一起，庭院内外竹树掩映，时有鲜花点缀期间，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沿着草堂中轴线前行数十步，就到达这座青瓦砖柱的建筑也是杜甫草堂纪念建筑群的主厅—诗史堂。

诗史堂中的建筑格局方正严谨，占地近200平方米，在整个草堂建筑中占地面积最大。从外观上看过去，诗史堂的建筑式样与大廨相仿，也采取了过厅式布局，但有一处明显不同的区别在于，除了进出口以外的其余部分，均用青砖砌成半桩台，其上安装了用以封闭的装饰性花窗，使得整座诗史堂显得古朴中不失庄肃，凝重里不失雅致。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则被称做“诗史”。“诗史”二字的含义，源自唐人孟棨所著的《本事诗》：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荐至隐，殆无遗事。由于杜甫的诗歌蕴含深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出唐朝历经安史之乱而由盛转衰的社会现实，是一部用诗歌语言为载体描绘出来的恢弘磅礴的历史画卷，素来就有“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说法。从古到今，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草堂祭拜杜甫、凭吊追思，都云集于此处。至今，诗史堂内仍陈设着两张圆桌，古色古香，颇能想见几分当年人们吟诗唱和时的盛景。

与大廨里的杜甫塑像相对应，诗史堂中也同样放置着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创作的一尊杜甫铜像。铜像为头戴儒巾的杜甫胸像，不同于大廨塑像的忧愤表情，杜甫显得十分沉静而目光深邃，然而在平静下面不难感受到诗人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如果说大廨里的杜甫在为天下苍生而忧虑，那么，诗史堂中的塑像则更接近于蜀中寓居时的杜甫，我们从他内敛的神情中仍然读出了忧思。

穿过诗史堂之后，就是草堂的第四重建筑——柴门，描绘的“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的意境所在。柴门高不过三四米，占地不过二千多平方米，也是草堂几重主体建筑中最小的。

门前一道碧水汩汩流过，小小石桥横跨溪上，饶有情趣。水边种植大丛的慈竹，挺拔修长，颇有几分杜甫当年“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情景。柴门原本是杜甫为草堂建筑所营造的一重院门，用几道篱笆扎成，简朴低矮。

不过，今日的柴门经历了十几代后人的修葺与整饬，已非杜甫当日简朴的柴门，不再是一道具象之门，而已经成为后人怀念杜甫的方式，门中不但有杜甫一贯秉持的清流品质，还有他安贫乐道的操守气节。

透过柴门，即可以远远望见规模不凡的工部祠，位于两三百米长的中轴线上的最后一进，与之前的院落排列整齐划一，这里是草堂建筑的最后一重，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重。在杜甫的仕途生涯里，曾经做过的最高官职即检校工部员外郎，实际上就是严武的幕僚，后世尊称杜甫为杜工部，工部祠就是后世为纪念杜甫而修建的祠宇。如果将整座草堂看成一个有生命的人，工部祠就是他的灵魂，沉稳地矗立在中心腹地。

现在的工部祠只是一座朴实的平房，坐北朝南，青瓦突檐，毫不起眼，方格木窗，质朴无化，远离了浮华的荣耀，更多的靠近民间百姓的生活，与杜甫贴近现实的简朴诗风如出一辙。毕竟，杜甫才是草堂的主人，草堂是杜甫的故居，培修这么一所简洁的工部祠，才正合了他以道德文章传世的身份，杜甫的祭祀之所居于此，才不致有污诗人“穷年忧黎元”的清白心境。

工部祠内，杜甫的神龛设在正中，两侧分别设有宋代诗人黄庭坚和陆游的神龛配祀。配祀的风俗由来已久，按照惯例，在祭祀某位名人的时候，往往要在其旁边设置几位同样声名显赫的人，他们与他有某种联系，在接受后世顶礼膜拜的时候，一同享受香火供奉。

陆游与黄庭坚配祀杜甫工部祠，都发生在清代，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陆游曾经调任四川夔州担任通判，之后，又入蜀出任参议官，抗击金的入侵，“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陆游一生中最重要的时间，几乎都在蜀中度过，他与四川有着解不开的缘分；黄庭坚因仕途受挫被贬至四川，曾在戎州、涪州等地游历和为官，这样也就造就了他与杜甫，与四川纠结一生的流寓情结。

杜甫草堂中所纪念的诗人都已不再，唯独他们留下的千古名句和风骨操守，却依旧是草堂整体建筑的灵魂，还在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