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某刊曾策划过一组文章，教人“如何避免误读历史”。窃以为，这个策划确实好。好就好在虽然“历史是人民写的”，但当人民普遍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知情权时，也常常会被某些别有用心又有话语权的人们在历史认知上误导。其恶果，长则十几年、几十年，短则几年之后就会显现。譬如，由于日本历届政府领导人拒绝反省其二战时期的侵略罪行，并在历史教科书上大做手脚，使得今日的日本国民普遍缺乏对当年日军暴行的认知，结果给安倍右翼政权的上台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础，日本国内政坛整体上右倾化目前已十分严重；而海峡两岸本是血浓于水一家亲的关系，但在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的操弄下，大搞历史、文化教育的“去中国化”，仅仅十几年时间，就使得台湾的年轻人国家归属感混乱，民族意识淡薄，一部分人甚至把祖国大陆视为寇仇，到了逢中必反的地步。

而在内地，前些日子，也有些人写文章，只讲一面理，说当年老北京城古城墙古建筑如何辉煌，而新政权却拒绝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劝告，结果留下了今日古城不古的巨大历史遗憾。言之凿凿，使人不得不相信新政权当年的短视、颟顸和独断专行。但最近看了当事人的见证口述，不对了。原来，中央政府不是不想保护古城（最初还曾拨款修缮过古城城楼），而是在当时根本就无法做到。即便按梁先生所说，另建新区，中央机关迁出，古城要和新区联系，要修路，怎么也得在城墙扒豁子。梁先生反对扒豁子，说，解放前都可以不扒豁子，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啊？正如当事人所言，梁先生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就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以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解放后这样还行吗？城里40万人口的吃喝拉撒，不是个小问题。而且人口还不断增加。所以开始和梁先生一起反对开豁子的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城市规划方案设计人，最后也不反对了。即便是梁先生，也曾同意拆西便门，认为城门才3米多宽，只能走一辆大汽车，别人都走不了。先是扒豁子，到了1958年，就把所有外城城墙拆光了。（见2014.11.1《新京报》）

一些人还嚷着说，1957年毛泽东如何使用阳谋，假借号召民主党派帮助执政党整风之际，引蛇出洞，使得党内外铮铮之士全军覆没。此说不仅彻底抹黑了毛泽东，还误导了不少（包括笔者在内的）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但根据最近史料揭示，又不对了。1957年的整风，执政党一开始的确是诚心诚意地征求党内外意见的，目的是纠正自身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错误，避免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动乱悲剧，并不存在阳谋和引蛇出洞问题。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极少数右派分子妄图借此机会取代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这在当时自然不能为执政党所容，也引起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愤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策，要放就放个够，然后适时地进行反击。（见2014年第12期《党史文汇》）也就是说，那时确有极少数居心不良的人。反右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毛泽东当然要对此负领导责任。但一些人挟个人私怨，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和自嘲的一句“阳谋”，就把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抹黑成出尔反尔、专事阴谋诡计的政治小人，这恐怕也不是有良知者应该做的事吧！其著文立说之态度还不如一些外国研究者来得公正。如美国研究毛泽东专家施拉姆、《大英百科全书》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对反右运动的由来作了持平的评论。

如此一类的历史“误读”还很多，什么毛泽东1976年4月到7月之间两次圈划身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啦，什么毛泽东1950年《庆祝五一节口号》自己添加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啦，等等。尽管早有在世的当事人或者档案资料证明全系子虚乌有，但依然有人心有不甘，深文周纳。再譬如，毛泽东时代，特别是1950—1960年代本是以清正廉洁著称的，这早已成公论，偏偏就有人趁着老一代人的纷纷谢世，后代人不明所以之际，竟把贪贿腐败的污水一盆盆泼向那一代的共产党人，却又找不到像样的根据。连毛岸英的为国英勇牺牲，竟也有人在某报上著文说死得好，不然又是一个皇太子。如此做派，还有点人味吗？

那么，“如何避免误读历史”呢？窃以为，为文治史者不仅要有良好的史学素养和眼光，还要有宽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唯有如此，才能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的狭隘价值观，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否则，就像台湾某些人的逢中必反，内地一些人也要逢毛必反的话，再侈谈如何避免误读历史，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