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宜发　刘媛

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一文中，认为中国诗较之外国诗篇幅短小，说“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虽“简短”却“可以有悠远的意味”，使人“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这正如宋代诗人梅尧臣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冯友兰先生说：“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它无不如此。”的确，在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暗示与明晰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在同一艺术作品中，二者不可得兼。中华民族的心理气质偏于内向，加之儒家主张为人处世要“温柔敦厚”，讲求内敛，要“敏于事而讷于言”，影响到诗人对外部事物的敏锐感触，所以当他们将这些感触诉诸笔端时，常常文字简约，惜墨如金。中国人的性格也是含蓄、委婉的，不喜欢直白、坦露，因而诗人习惯于使用暗示性的语言。以诗歌语言的暗示性，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在《谈中国诗》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分别从三个方面阐释中国诗歌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一特点。

一是将读者引入边涯，接着是深秘的静默。有时候，作者将你引诱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正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一般。这是中国诗使用“暗示”手法的第一种表现方式，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静默不言，欲说还休。

二是行文不了了之，引得人遥思远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