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松

当潘多拉静静地打开盒子，让灾祸从中溢出而将真正的希望完全封存时，我以为人类生命的绽放才开始。

灾祸尤似一片沉寂的夜，人们常会被强行推入这夜里，于是便有了人的痛苦。有人四处寻找象征解脱的光明，有人执着地上路。

“危难当头，英雄抬头”，英国人如是说，然而没人保证英雄永远美好。

多数人成了机智的彷徨者，一旦有一个英雄出面，他们便会把他奉为偶像，寄予厚望，而全然不顾自己将被偶像领向何方。

法国大革命便是如此，全法国人盲目地战斗，先是力挺罗伯斯庇尔，这个偶像倒了又委身于拿破仑。于是法国大革命便在与反法联军打得混乱不堪的情况下悄然结束，拿破仑独揽大权，成了又一个皇帝。但是人们的希望终究有了着落，因此也不再想念大革命，而是跟着他们的偶像东奔西突，藉以保存自己希望的火种。

法国大革命的闹剧在马塞曲铿锵的旋律中草草收尾，一幕幕新的闹剧又在邻国上演：“我的宰相”俾斯麦、“我的元首”希特勒……而马尔克斯也在《族长的秋天》中暗示道，人们这种希望的寄托永不会终结，而这种集体式狂热也永不会断绝。

作为人而存在的偶像往往令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人丧失个性，而作为神而存在的偶像却长久、广泛地奴役人们，它拥有永恒性。其永恒性赖于人们的集体直觉。马丁·路德说过“没有聪明人，上帝本身也不能存在”，尼采说过“没有愚人，好让他来承担自己的希望”。于是基督教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