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嫁家族》：当人生和解变成一场索然无味的喋喋不休

Point

御用班底的演员，在非常林奕华戏剧工作室中，早已被规范过表演方式。在《恨嫁家族》中，他们全都统一在一种阴郁的喋喋不休中，不断用符号化的表演诠释着自己符号化过的角色。

去年11月错过《恨嫁家族》在戏剧奥林匹克上的内地首演，多少有些遗憾。所以这次演出早早约上做电影编剧的朋友同去观赏。林奕华编剧出身的背景，加之他之前作品带来的风格印象，我们大致预想到本剧应该会是一部文本话剧，充分做好了接受大面积密集台词的心理准备。

但接近三个小时的演出却着实令我们深陷进一场索然无味的、喋喋不休的歇斯底里中。

救人相聚，冤家聚面

从上世纪50年代电影《四千金》得到启发，《恨嫁家族》讲述了四个大家千金的故事：父亲与母亲在大学舞会上相识相爱。父亲出身豪门，家里人不同意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最后以父亲必须去国外读书为条件，应允了这门婚事。母亲成为豪门继后的工具，一连生了四位千金。父亲再也不愿等待迟迟不到的儿子，最终抛弃妻女，留下一笔钱和一座大宅。

母亲无法面对现实，渐渐疯癫。大姐一直怀有想做男儿身而不得的遗憾，发奋自强，成为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二妹轻浮任性，男女关系极其放荡，心底却憎恨不已；三妹恐惧现实世界，不愿意仿效其他三姐妹，逃避进书本中做“宅女”；四妹假装天真快乐，早早结婚，不断说谎给自己听，演戏给别人看。

“母亲和四千金、以及隐形的父亲”为叙事前史，舞台上建构的世界则来自于两条最终并轨到一起的故事线。一条线从现实层面上讲述，大姐宣布要结婚。婚礼前夜，姐妹亲朋都回到家中古堡，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做准备。突然风雨大作，导致了停电断水，山洪暴发。每个人都被困住在此地，旧人相逢，冤家聚面。另一条线从心理层面上探索，封闭空间中，每一个人物都做了自我陈述。人物在特定的人物关系中诉求、呼号，最终醒悟并道歉，接受和解。

“我从一场婚礼写起，从另外一个家庭的开端，去讲一个家庭的结束。所以最后呢，另外一个家庭开始了，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没有讲，但是女生说，好了，我要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了。”黄咏诗谈到创作的时候，对剧本做了这样的解释。

从剧本结构和故事架构来看，《恨嫁家族》有一个不错的基调，并且尝试去进行一场开放式的探索。用三个小时去讲述其实不算啰唆，相较于赖声川8小时的《如梦之梦》，《恨嫁家族》已显得小巧精致，理应能够完成充足而有力的戏剧叙事。

然而，剧场里发生的，却是另一回事。

沉浸在语言创造的幻想中

三个小时的演出，十三位演员进行了几乎戏份均等的演出（大姐因多了一条贯串情节的功能，戏份稍重）。意识流一般的散点式呈现人物，让上下半场的分割不再具有迫不及待一探究竟的剧场效果。

有趣的是，“十三”这个数字和舞台上假定的“世界末日”，以及即将形成的婚姻在具体困境中的映射意义，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议题统一。这个议题是《恨嫁家族》的意义诉求，是结合了自我认知、家庭权利、社会规范、母亲影响、父亲地位的综合体，同时也是毁灭与残酷、面具与真相、爱与恨的情感大爆炸。

在某种程度上，林奕华的创作始终属于“小格局”的范畴。格局小并不表示意义小，宏大叙事也未必真的能为苦难与伟大代言。但是，观看过《恨嫁家族》的观众，可以轻易地捕捉到“自我”这两个字，也能够明确地看到无家不成恨的那个“恨”字；并且都明白，它借用女性和家庭的概念，解读自我与困境。而这些难以避免地直指向本剧的一个可怕缺陷：故事和人物都太苍白了。苍白而浅显，重复却无力。

每一个人物都进行了一场自述，使用同一种语言结构和情感模式。他们抱怨、申诉、渴望及需求，成为创作者制作出的十三个“分身”。无论背景及经历，他们都是同一个人。从管家到小偷，四千金和母亲，富人与穷人，女性、男性以及同性恋者，他们痛苦且难以与自己和解。

坦白地说，这种勇敢的揭露，呈现出了现代世俗社会人类的共同症结，但是它在剧场中呈现的方式太单调、太薄弱，流于表面并沉浸在语言创造的自以为是的幻象中，以至于用最不应该的缺点掩盖了所有意义上的高度。

演出基本由台湾员组成，另有两位香港演员。软糯的普通话，加上内地剧场中难能听到的平实发声方式，让剧场添了几分新鲜感和舒适惬意。然而，表演过于用力，近乎歇斯底里，完全湮没了本身具备的清亮调子。

御用班底的演员，在非常林奕华戏剧工作室中，早已被规范过表演方式。在《恨嫁家族》中，他们全都统一在一种阴郁的喋喋不休中，不断用符号化的表演诠释着自己符号化过的角色。

过于自恋的创作者

林奕华曾直言，自己并不喜欢“话剧”这样一个正统的概念，也不喜欢“第四堵墙”制造的幻觉。因此，演员扮演着已被消解过人物属性的人物，同时成为着剧中人、观望者、群众以及符号本身。他们同时成为一个个具体的隐喻，灵媒外婆隐喻着面具的揭露，女佣隐喻着身份的标签，四千金则统统隐喻着被过度男权中心化的四色女性。

事实上，不断重构与解构的当下剧场，观众们已经习惯了不再执着于故事和具体的人物，这对创作者而言反向成为了一个困境。如何行走在传统表达通道和日益革新的创作模式中，几乎成为了戏剧创作者构想作品的第一难题。《恨嫁家族》既没有大胆狂妄到扔掉一切旧式的框架，也没有稳妥服帖地进行着最通常的沟通，以至于它缺乏说服力并无法真正接近到人心。至少显得不那么迷人，并且难以动人。

《恨嫁家族》用了十三个分身，试图包罗万象叙说每一个人。然而直到剧终灯光亮起，它呈现给观众的也仅仅是零星的影子。尽管它明确地提及婚姻、家庭与女性，而身为女性的笔者却没有找到任何情感认同，更不用再扩大到“自我认知”——这个剧中不断有意无意提及的概念了。

它异乎寻常地站在了一个人类的至高点，希求去向每一个人沟通自我。然而说到底，无论是四千金，还是母亲与佣人，他们都是豪门中的某种牺牲品。她们是男性极权的产物，即使是以抵抗者的姿态出现，也不过是为了冲破单一属性的压迫而进行的奋斗。

从这个层面出发，它既不具备普世价值，也不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创作者将它拔高到任何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上，显然是刻意回避甚至忘记了那些流浪汉、残障人士、失业者以及更多的普通人，既有些许上帝视角之嫌，又不得不说——过于自恋了。

（文/西伏娃，原载于《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