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晖

57位开国上将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阵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年代，正值三四十岁、血气方刚的开国上将们，在黑土平原、黄沙荒漠、天涯海角、云贵边陲，为创建新中国东西驰骋、南北征战。和平时期，他们久经战阵，治军有方，或镇守一隅，任大区主将;或落脚京城，为中枢要角。他们既是决策人，也是执行者。

他们身体力行，是实现战略决策层意志的带兵主体。

他们承先启后，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个时期总部、战区的掌兵大员。

学者欧阳青有论，大将是开国将官中的领军人物，中将、少将分别是将官中的中坚力量、基础力量，上将则是将官中的骨干力量。

所谓“骨干”，有两个显著体现：

上将——各大总部领导岗位上的主体

20世纪50年代，人民解放军各大总部中（从三总部到八总部），担任军委各总部正职的，以元帅、大将为主，如前后两任总参谋长徐向前元帅、粟裕大将，前后两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军委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大将，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大将等（彭德怀元帅执掌国防部，刘伯承、叶剑英元帅也都在训总、武装力量监察部挂帅），而担任总部副职的则以上将居多，特别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训练总监部更为突出。那个时期，中将们更多的是在总部二级部中担任部长或在大军区中出任军政副职。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7年间，除了粟裕、黄克诚、陈赓3位大将任过副总参谋长外，还有12位上将担任过副总参谋长，他们是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杨勇、李天佑、王新亭（他们中有副总参谋长兼大军区司令员或兵种司令者）。这个时期，副总参谋长的岗位几乎被上将们一统天下，可谓是三星闪烁，中将以下者“无缘插足”。 即便是总参二级部中，当时还有4位上将军衔的部长（三部李涛、动员部王平、队列部傅秋涛、军交部吕正操）。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间，有近三分之一的上将在总参谋部任职或兼职。就以1954年11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为例，副总参谋长除陈赓大将外，还有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9位上将副总长，阵容之盛、级别之高可见一斑。

1965年12月，罗瑞卿大将被撤职，杨成武上将接任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杨成武被撤职，总参谋长之职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继任。受林彪器重的黄永胜，继徐向前元帅和粟裕、黄克诚、罗瑞卿3位大将之后，成为第一个正式担任总参谋长的上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位总参谋长（聂荣臻、杨成武两位代总参谋长未计）。

在黄永胜之后，邓小平、杨得志先后出任总参谋长。1987年11月，杨得志免职休养，迟浩田出任总长，总参谋长一职才结束了新中国成立38年来一直由上将以上军衔（邓小平辞授元帅军衔）担任的历史。

1967年11月，开国中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调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首开中将任副总长之先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位中将随后相继担任副总长）。至此，新中国成立18年，副总参谋长几乎由上将一统天下的局面方被打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除副主任谭政大将外，还有傅钟、萧华、甘泗淇3员上将。在总政治部，傅钟上将是资格最老的副主任。1900年出生的傅钟，1921年入党，早年留法（担任过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留苏的显赫经历不说，红军时期就出任方面军级（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是唯一的副主任。在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任上，傅钟一直干到80年代初，任期长达40年。在总部如此长期任领导职务，在开国上将中恐怕是仅此一位。傅钟的党龄，在开国上将中也是最长的。

叶剑英领衔的武装力量监察部，周纯全、杨至诚、陈再道3位上将为副部长;刘伯承为部长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未到任，叶剑英代理部长），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6位上将为副部长。此外，洪学智上将先为总后勤部副部长，1957年5月继黄克诚大将之后接任部长;宋任穷、赖传珠上将为总干部部副部长（以上人员有身兼两个总部兼职者）。

在军委8大总部时期，作为军事指挥中枢的总参云集的上将最多，10位副总长中，有9位上将副总长，其次为训练总监部，6位副部长一色都是上将，被称“一元帅带六上将”。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近40年间，总有开国上将的身影坚守在各总部的领导岗位上。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一个时期，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国防部部长（分别为杨得志、韦国清、洪学智、张爱萍），军委之下总部的4大要职被开国上将全部占据，他们也是最后4位担任总部正职的开国上将。1987年11月，77岁高龄的杨得志不再担任总参谋长，成为最后一位离开总参领导岗位的开国上将。1989年11月，同样77岁高龄的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退休，成为最后一位走下军队领导岗位的开国上将。至此，新中国成立40年后，开国上将全部离职休养。

上将——各大军区军政主官主体

1949年初，全军整编时，统一序号的19个兵团，编有70个军。1950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有西北、华北、东北、西南、中南、华东6大军区，司令员分别为彭德怀、聂荣臻、高岗、贺龙、林彪和叶剑英（中南军区代司令员）、陈毅。

第一批大军区司令（除高岗外），日后均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二批大军区司令则主要就是上将衔军官了。

1955年2月，全国大军区重新划分，由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大军区，即沈阳、南京、昆明、北京、广州、内蒙古、兰州、济南、武汉、成都、西藏、新疆军区，1956年5月增设福州军区，为13个大军区，邓华、许世友、谢富治、杨成武、黄永胜、乌兰夫、张达志、杨得志、陈再道、贺炳炎、张国华、王恩茂和叶飞分别担任各大军区司令员。以后，韩先楚（福州）、杨勇（北京）、陈锡联（沈阳）、秦基伟（昆明）、李天佑（广州代司令员）、黄新廷（成都）亦接任大军区司令员。除张达志、张国华、王恩茂、秦基伟、黄新廷5人为中将外，其余14位均为上将。这些上将衔大军区司令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军区司令员的主体，又称为第二批大军区司令。他们当时年龄大都在45岁上下，正值年富力强。

这当中，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间长的，要数许世友、杨得志（25年）、韩先楚（23年）、陈锡联（21年）4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任至198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在林彪、“四人帮”十分得势的时候，这几位大军区司令基本上也能坚守岗位。当时全国一片混乱，大军区和军区司令是毛泽东极其看重、又极为倚重的重要力量，无论是“支左”、军管还是制止武斗，都需要这支力量。江苏造反派曾提出“打倒许大和尚”“揪出许大马棒”，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说：不许揪许司令。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都得倒。周恩来也警告：如果有人要揪许世友，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毛泽东特别强调，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自毁长城。

应当说，大军区司令没有被全部打倒，是极具作用的。那个动乱年代，军队不能乱。毛泽东不仅对几个大军区司令加以保护，而且一直将大军区掌控在自己手中。即便林彪拥有副统帅地位，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号称“直接指挥”军队，黄、吴、李、邱把持军委办事组之时，11个大军区的（1967年5月，内蒙古军区改归北京军区;1968年12月，西藏军区改归成都军区，二者皆为省级军区）主官任命，也还是由毛泽东直接把握、精心布局的。许、杨、韩、陈4位上将在大军区中，很有代表性。有毛泽东撑腰，他们的地位，是林彪、黄永胜等人无法撼动的，也未被江青操控的“中央文革”打倒（陈再道、杨勇、杨成武等虽受到迫害，但日后还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陆续恢复工作）。这些上将担任大军区司令，在那个动乱年代对稳定局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梁兴初、张才千、曾思玉、郑维山、李德生、皮定均、聂凤智、吴克华、王必成、丁盛、龙书金等中将、少将才陆续成为第三批大军区司令，其中丁盛、龙书金、李德生更是少有的3位能够担任大军区司令的开国少将，这才打破了上将对大军区司令员职位的“垄断”。

在大军区政治委员中，周桓、朱良才、王新亭（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唐亮、阎红彦（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等开国上将都是1955年大军区调整后最早的一批政治委员。

在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中，除了彭德怀元帅和陈赓大将外，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宋时轮、杨得志、杨勇（他们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代司令员或副司令员）和王平、李志民、甘泗淇（他们担任过志愿军政治委员或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等上将级人物，构成了志愿军总部领导成员主体。上将同样是志愿军总部的骨干力量。

开国上将特点种种

对于将官授衔标准，按照新中国成立初期1952年评定的军队干部等级，兵团分正兵团级（大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兵团级（兵团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准兵团级（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干部部长可评为准兵团级或正军级）。1953年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军级（正、副、准军级）多数可评为少将。”开国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以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为基准。被授军衔的57位上将中，正兵团级35名，副兵团级19名，准兵团级1名，无军队级别者2名。授衔时，年龄最大的上将是陶峙岳，63岁;萧华最年轻，39岁，二人年龄相差两轮，均为正兵团级。

开国上将获得军衔时，平均年龄在47.4岁。他们的职务特点是：长征时期大多为红军师、团级（在红四方面军则主要为军师级）领导干部;抗日战争初期大多担任旅、团级领导;1949年1月全军整编以后，基本上是正、副兵团级军政领导。

1952年，军队干部评级中，被评为正兵团级的有38人，其中35人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只有王树声、许光达、徐立清3人例外。

王树声、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

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前为一野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王震），1955年评授军衔时为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按职级本应授上将军衔。但作为评授军衔工作的主持人之一，徐立清自己要求降授为中将军衔，成为历史佳话。他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未授上将军衔的中将，是唯一一名正兵团级中将。许光达授衔前也提出降低一衔的申请，中央未同意。

上将以正、副兵团级者居多。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改套国家行政级别，正兵团级对应为国家行政5级（也有例外者）。

贺炳炎是唯一一名准兵团级被授上将军衔者。

乌兰夫、 阎红彦二人无军队级别（1952年未参加军队评级），1955年授衔时，因有军队职务（他们分别为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授上将军衔。

在这些开国上将中，新中国成立后当选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10人：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黄永胜、韦国清、乌兰夫、宋任穷、苏振华、王震、杨得志;担任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有4人：谢富治、宋任穷、杨得志、杨勇;当选为国家副主席的有2人：乌兰夫、王震（他们既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又当过国家副主席）;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有5人：谢富治、乌兰夫、陈锡联、张爱萍、王震;担任过国防部部长的有1人：张爱萍;担任过总参谋长的有2人：黄永胜、杨得志;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的有2人：肖华、韦国清;担任过总后勤部部长的有2人：洪学智、张宗逊。

洪学智50年代（1957年至1959年）、80年代（1980年至1987年）前后两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相隔二三十年，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获得同一军衔，这在中外军事史上，都是一个特例。

担任过军种司令员的两位：第一个是刘亚楼，首任空军司令员（1949年至1965年）;另一位是叶飞，海军第二任司令员（1980年至1982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的第二兵团（也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该兵团4位领导人——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这4人中，新中国成立后，两人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耿飚），1人担任过国防部部长（耿飚），3人担任过总参谋部一把手（罗瑞卿、杨得志任过总参谋长，杨成武任过代总参谋长）。一个兵团的4位领导“一窝”升至军委总部重要岗位的现象，在解放军各兵团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部开国将官中，首次实行军衔制的10年中（1955年至1965年），没有一名将官晋升过军衔。

在开国上将中，出自黄埔军校的有：周士第、陈明仁（一期），陈奇涵（三期），张宗逊、宋时轮、杨至诚（五期），郭天民、陈伯钧（六期，武汉分校）。此外，萧克和陈士榘分别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警宪练习班和军事练习班学习。

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3位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将，1952年被评定为正兵团级，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在开国上将中，籍贯湖南的最多、有19位，其次是湖北籍14位，两湖籍贯的上将占绝大多数。

有7位上将早年曾出国留学：傅钟（赴法勤工俭学，后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乌兰夫、甘泗淇（莫斯科中山大学），杨至诚、刘亚楼、李天佑（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阎红彦（莫斯科列宁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

在57位开国上将中，上世纪60年代逝世的有8人，70年代逝世9人，80年代逝世19人，90年代逝世15人。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1960年7月1日逝世，享年47岁，是第一位逝世的开国上将。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跨世纪健在的6位上将相继逝世，他们分别是张爱萍（2003年7月5日）、杨成武（2004年2月14日）、宋任穷（2005年1月8日）、洪学智（2006年11月20日）、萧克（2008年10月24日）、吕正操（2009年10月13日）。吕正操是最后一位逝世的开国上将，享年105岁。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