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恒久影响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它体现着中华大社会共同体在历史生活中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天下为公”已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美德，更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崇高信念和伟大精神。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很喜爱“天下为公”一语，常以这四个字作为题字的素材。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先生所书“天下为公”手迹，仅上款有受赠人名氏的就有32件之多。

“天下为公”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儒家学者将“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视为完美的政治象征。这一理念流传两千余年，已经融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天下为公”的起源与传承

春秋末期到秦汉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样变化剧烈而复杂的“阵痛”中，产生了三种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农家主张“并耕而食”，道家希望“小国寡民”，儒家则强调“天下为公”。

所谓“并耕而食”，指全民共同参加体力劳动，社会生产自给自足，没有剥削和压迫，产品等价交换。这种理想在当时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却反映了农业生产者对消灭地位差异、摆脱剥削压迫的渴望。

道家“小国寡民”的理想，是让人类回到朴素的原始时代，把社会分成许多互相隔绝的“小国”，人民以个体生产维持生存需要，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邻国之间更没有斗争，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使机巧无用武之地，民风日朴，最终返于自然。道家追求自然、朴质的思想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其设想的这种生活方式却是难以实现的乌

托邦。

比起农家和道家，儒家的理想社会是构想最完善、可行性最强的。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有一篇名为《礼运》的文章，讲的是“礼”的起源与发展，其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包含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念：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语言是：

大道能够推行的时候，天下为全民所共有。大家选举有德有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大家不只把自家的父母当成父母，不只把自家的儿女当成儿女，让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壮年人能够人尽其能，小孩子能够受到良好的培养，没有配偶、没有父母、没有子女和身有残疾的人都能获得供养。男性各有各的事业，女性各有各的归宿。生产出来的东西，大家都不肯浪费丢弃它，但没有把它拿回自家的想法；劳动时大家都以不努力为耻，但不是为了自己。这时天下没有阴谋，没有盗窃抢劫的事情，晚上睡觉时，连家门都不用关闭，这就是所谓大同。

由此可见，《礼运》篇对“大同世界”的描绘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单纯的理念构想，还提出了一些措施，订立了具体目标。这种较为完善的构想恐怕不是一人一时之言，而是历代儒家学者政治理想的归纳与升华，可以视为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然而，由于君权的日渐强化，以及阶级社会的发展，以“天下为公”为目标的大同之世注定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没有被忘却。晚清时期，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曾经设想过一个“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选举上德”的世界，这无疑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继承。无独有偶，近代政治家、革命家也都借用了这一理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中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康有为和孙中山。

从1884年开始，康有为就对“大同之理”进行了思考，经过维新运动的洗礼，以及出国期间目睹耳闻资本主义社会之境况，最终写成《大同书》。在书中，全世界的国家合并为一个“公政府”，实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人不分贵贱，男女完全平等，没有阶级压迫，也不存在父权、夫权的压迫。这种平等、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是康有为心目中的“太平世”，也带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孙中山则没有康有为那样激进，他主张土地国有、大企业国营，但生产资料私有制仍然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两个阶级继续存在，也就是还有剥削与压迫。在他设想的大同社会中，生产力是高度发展的，被雇佣的劳动者也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国家举办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供公民享用。而“天下为公”，即公选领袖，则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必备条件，也是大同社会的一个重要属性。

康有为和孙中山所设想的大同世界，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当时的新思想、新知识，如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垄断压迫、贫富分化、失业等现象都有所批评。他们的理想虽然没能最终应用于现实社会，但对于近现代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大同世界”的内涵与意义

在儒家学者的认识中，“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从《礼运》篇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社会的几个特征：

（一）全面的公有化

“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最大特点。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权力是公有的，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不是世袭，而是由公众选举贤能者来执政，这样就不会出现昏庸、无能或残暴的君主。同时，一切财产也是公有的，这一点可以从劳动者对劳动成果没有占有的欲望，劳动时又都不吝惜力量看出来。

（二）人际关系平和诚信

在“天下为公”的社会里，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无忧，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社会成员之间无须互相欺诈、压迫，也就很容易建立起友善关系。以“讲信修睦”四字概括，当无问题。

（三）普遍而深入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大同社会的成员来说，敬老爱幼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准则。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这种“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大同社会的“减压阀”与“减震器”。

（四）人无私心，各尽其力

在大同社会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参加劳动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自觉。由于共同参加劳动，一切劳动成果中都有自己的付出（就当时的学者而言，很难设想像当代这样的大规模生产与社会细致分工），所以人们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浪费，也反对私自占有劳动成果。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需要指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未真正实现过。然而，这不等于说“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没有意义。大同社会虽然已被证实只是一种基于部分历史事实的构想，但在历史上，它作为儒家的最高理想，为政治实践订立了很高的标准，也为近代以来有志于救国的仁人志士们提供了一个目标。而且，由于知识分子对“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耳熟能详，当“民主”“选举”等词出现在国人面前时，很多知识分子直接将其与《礼运》篇联系起来，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加强对近代政治观念的理解。当然，这一思想对当前社会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现代价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贫富差距加大、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凸显、社会矛盾激化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得到解决，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确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大同理想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是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全面覆盖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今天仍然是我们社会建设的目标之一。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就能够有效免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使大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经济与文化建设之中，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其次，大同理想中包含着“讲信修睦”的思想，重视诚信与和谐。我国自古就有“人无信不立”的说法，以及睦邻友好的传统。然而，快节奏的社会前进步伐、利益的纷争，影响了这一良好传统在当代的传承。大同理想强调诚信待人，主张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大同理想以“天下为公”为主要特点，所谓“公”，主要体现为身份的平等、参政权力的平等，以及生产资料与产品公有带来的财产平等，这种全面平等是大同社会能够存在的合理基础，虽然在古代无法实现，却值得今人借鉴。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充分吸收“公”的理念，让全社会成员平等享有改革建设带来的红利，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地位、资产、权力等差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儒家设想的大同世界中，君位不世及，只看谁能给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谁能带领百姓进一步发展，这其实是儒家人本主义理念的一种延伸。在今天的社会建设中，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本主义，尊重每一位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让每个人都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实实在在地获得利益，享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