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整理）

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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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亚洲数据中心联盟主席——卫庆祥

参会嘉宾：中兴智慧城市方案规划创新总监——孙开宇

智慧城市系统服务（中国）有限公司——阎镜予博士

北京启创卓越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涛

方正国际软件有限公司CEO——周大良

新加坡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信息产业处领事

兼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IDA）中国区司长——庄庆维

第十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高峰论坛除举办了以“智慧发展，智能未来”为主题的主论坛外，还邀请了各智慧城市试点区的代表及各企业代表进行分论坛演讲，各抒己见，充分利用高峰论坛这一政策研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进行深度研讨，共同探索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商机这一话题。

为了更好地分享智慧城市建设经验，理清智慧城市发展思路，推广创新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和产品，确定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探索未来的商机，此次分论坛的参会人员包括政府、企业、科研及金融界各个方面，旨在分享国内外智慧城市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丰富和宝贵经验，推动新技术方案在城市建设中的快速广泛应用，为全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启迪和收获。

卫庆祥

阎镜予

王涛

卫庆祥：首先请各位参会嘉宾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

孙开宇：我是中兴通讯智慧城市方案规划新总监孙开宇，主要负责中兴通讯智慧城市方案的整合和合作以及市场落地等相关工作。

阎镜予：我来自智慧中国集团，我们公司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智慧城市的综合运营商，希望在这里能将一些经验同大家分享。

王涛：虽然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启创卓越的理念，但还是希望能在这儿跟大家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庄庆维：我来自新加坡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希望能在这里很好滴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

周大良：我是方正国际软件公司的总裁，主要负责智慧城市在软件方面的解决方案。

卫庆祥：接下来我将向各位提问，请大家就自身经验进行回答并同台下的嘉宾分享。孙开宇先生曾提到智慧城市就是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相信这句话大家都没十分赞同，那么在您的眼中智慧城市其实质又是怎样的？什么样城市才能算的真正的智慧城市？

孙开宇：谈到智慧城市，中兴通讯在这方面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首先就是我们的徐明总裁最常提到的中国特色，智慧城市要立足于中国特色，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出发点。中国特色，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实事求是，以及中国自身城市的特点和发展现状以及所处的水平。目前就我国来讲，第一，是我们的大政府，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我们的政府是长期执政，这样它更有能力做好持续性的推进工作；第二，全球28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我国接占了约40%，102个以上；第三，就是大安全，包括信息安全和社会的安全；第四，即新四化。我们认为信息化是引领新四化的关键，那么在中国现阶段信息化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提供服务？实际上从中国人的需求来讲，一方面要满足群众均等化的需求，提供均等服务；另外也要提供包括个人和企业等较为全面的服务；此外，还需通过一些具备准确性、基础性的个性化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

庄庆维

周大良

孙开宇

其次，从脚踏实地的角度来看，中兴认为智慧城市更多的是要应用智慧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动态的漫长过程。

所以说基于这两点，智慧城市应该要做到“一云、一网、一图”。“一云”就是通过云计算及相关服务搭建整体的云计算平台，惠及众生；“一网”就是互联万千，通过高速的网络使物和物相连；“一图”相当于一云乾坤，通过这种应用搭建出宜业、宜商的环境，有了这个环境才能够吸引人才，而拥有了人才才可以更好地发明、创造，从而形成一个动态的循环。

卫庆祥：阎镜予博世，刚才各位有讲到，从企业角度应该要考虑社会效益，这点我非常认同。另外，很多的业内人士还常会提到自上而下和从下而上这两个方向，那在您看来，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先动的？

阎镜予：其实我觉得哪方面它都不是一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而是两方面应合力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现在做智慧城市，这个课题是很大的，举例来说，要想把深圳这样一个城市一蹴而就的建设成智慧深圳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公司在做的时候先把它进行一个聚焦，然后再从这个聚焦点出发，聚焦到5～10km2的这样一种新型城镇。

我们在国内有很多已经批复的开发区和园区，这些园区有的是已经开始建设的旧改区，有的是需要我们从头开始的空白区，但无论是哪一个，我们都是要从规划开始，运用四规合一的方式去进行，即整合空间、技术、产业、融资等资源统一来做。

政府拥有的是一个愿景目标，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提供开发方案，包括一些具体产品介入。所以在这一点企业跟政府必须要有共同的理念，大家的目标一定要是一致的。如果在目标上不能一致，比如企业提出要有综合管理平台，但政府却认为这个地方不同部门要管自己的，那就变成又回到了原来的行业信息化，走信息孤岛的老路，这个项目就无法顺利进行。

所以我们提出5～10km2新型城镇的概念去同新区政府与开发区管委会协商的时候，一开始就将平台化的管理思维理念跟他们进行了深入交流，一遍大家能够达成共识。

另外，我们觉得跟政府的交流更多的是要到当地去调研，了解当地的实际需求，做到实事求是。就像我们曾在浏阳做的产业规划：浏阳当地是一个苗木之乡，百家镇是智慧城市的第一批试点。全镇7000人均在外面卖苗木，所有的农民家里不种粮也不种蔬菜，只种苗木，各家各户都是一个小老板，每年的交易额超过10个亿。其实在经济基础上，它已具备开展智慧化的条件，因为智慧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奢侈品，充足的资金使其具备了这样一个产业的基础。那我们要为它做的就是在在技术层面对它进行了三个层面的改造：第一个，为它制作电子交易平台，将全镇7000人在外面跑市场的信息整合集中起来做一个销售；第二，为其搭建期货交易平台，传统的苗木交易若无法出售就不会产生价值，但做期货交易能够保证收益，并通过高收益促进它现在的发展；第三，我们要跟镇政府一起成立一家产业链整合公司，第一个做的电子交易是将营销归结到了一起，第二个做的期货交易相当于资产证券化，接下来就是要把下面的个体户全部的股权进行收集，并做成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的营业额就等于全镇的营业额，从10几个亿起步，资产证券化之后收益就会更多，然后再推动公司上市，如此循环。所以在技术方面我们有电子商、期货交易平台，在产业方面我们又有了一个综合推动上市的产业计划，同时再跟当地的农民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方案在当地落实的可能性、执行性都非常好。

这个案例就是我们做四规合一的一个非常成功的项目体现。

卫庆祥：庄庆维司长，对于我前面提的两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眼下，电信方面在智慧城市发展上要更为主动，在您来看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庄庆维：对于上一个问题，我也同意阎博世的观点，觉得智慧城市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跟政府的理念吻合，更要同市民的需求吻合。

过去市民只是单纯的通过看，来感知政府是如何为市民提供服务的，但现在市民能够通过网络及其他发达的社交媒体感知到更多，因此市民的要求也自然会提高，他们不在单纯地期望政府提供高效的服务，他们更希望能够亲自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

所以，我们在两年前就提到了政府的理念转变，即从政府为市民服务转变到政府与企业、市民共同创新。在此前提下，政府主导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比如，以前很多系统都是我们主抓要求搞招标，再让企业实施，但是现在大都是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们先提出一个比较泛的要求，让企业来主动地提供解决方案，同时政府再加大公开数据的力度，将这些数据资源推向市场，是企业能够凭借这些资源开发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探索一些有效的应用。如此就可以带动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效益提高，同时推动IT产业的转型升级。

换种说法，就是在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方向上，我们是希望把数据当成是电、水这样的资源来提供给市民。像我刚开始说的政府要提供大数据，等我们的传感网铺设好，网络中的那些摄像头数据也都会最大限度地同企业和市民共享，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些传感网络将自己的数据公开，推动发展出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应用。

卫庆祥：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些成功或失败的例子，来帮助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找到方向？

庄庆维：新加坡跟中国政府最大的差别就是新加坡是一级政府，而且是小国家，所以推动政府的协调相当容易，所以，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在政府的数据跟流程的整合方面完成改造了。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它十分广阔，共有五级政府，所以这方面协调整合的难度比较高。但通过我近期的观察，发现近年来中国的政府也在努力推动数据公开这一块，所以我想中国智慧城市之后的发展会是非常好的。

卫庆祥：周先生，刚才庄司长说到新加坡是个小国家，比较好实施工作，而中国比较大，面对的困难会更多。在您看来，中国面对如此多的困难，是否也就意味着商机会更多呢？

周大良：目前中国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从一个省到市、到区、到镇都在建设智慧城市。从一个单体来看，单独的一个城市可能并没有新加坡大；另外，中国政府是一个比较强权的政府，在做智慧城市的执行力上是很强的。但我恰恰认为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道路是一种奇形的做法，即由政府去强力推动，以企业招商引资为核心。

那政府到底该做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去考虑制定符合智慧城市发展的政策环境、法规、开放等机制，这是政府的首要任务。第二个就是要真正去像新加坡政府一样研究“数据开放”，这点中国政府做的略逊于新加坡。如果在一个城市建设中首先将数据共享的问题解决，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再在某个应用上去开放其他数据。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将做项目的想法，自发地转换成为市民、百姓做消费的理念，使他们愿意为服务买单，从而顺其自然地将内在动力驱动起来。还有就是我们总希望把一切东西都全面地去做，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技术和产品，如电子商务，是完全不需要自己做的，因为最好的电子商务网站可以提供更高效更合理的服务；我们真正需要做是像远程医疗，这种市民实际需要但市场却缺少的东西。所以政府要准确区分，将在社会中能够解决的东西排除，全力引进自身所缺少的产品与技术，这样做才可以把智慧城市推动起来。

卫庆祥：王总，之前中国安防有限公司的曹国辉总裁曾说道，目前已成熟的城市再去建造智慧城市时，会困难重重，对此您同意吗？

王涛：很难准确地表明同意或不同意，因为每个城市的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我觉得启创卓越的诞生实际上还是回到脚踏实地的想法上。

智慧城市对于启创卓越这样的公司可能体量太大了，为什么我们会立足于现在的高新产业园区？在项目开始前，我们就已经做过市场分析，全国现在能叫做高新产业园区的共300多个，此外还有一些叫做问创产业园，加在一起约1000多个。而在这其中的我们，作为一个创业型的民营企业，从三年前涉足云计算领域时，我们就知道今后的路会走的很艰辛，所以若主持人问我们是否会有困难，我想我们是会把自己的关键放在力所能及的点上。

实际上启创卓越的立足点是在园区内真正有需求的企业，而不是完全去依靠政府。因为现在所谓的云计算也好，智慧城市也好，我认为都应当顺势而为。就像几年前我们在用3G，现在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不得不去用 4G，因为技术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传统的自然会被淘汰。启创卓越在寻求一个云计算突破的道路上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和挫折，但我们准确定位在了园区内真正有对云计算和IT服务需求的企业，这是我们立足的根本。

如果畅想一下未来的2015、2016、2017年，启创所能提供的园区能将从现在的15个城市扩大到50个、甚至几百个园区，到那时我们就会有一个能够做智慧城市的基础，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

卫庆祥：接下来是媒体朋友和台下嘉宾提问的时间。

提问一：您好，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去年举办了这样的智慧城市论坛，我想请问一下在座各位嘉宾，今年的智慧城市论坛和去年谈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对比去年各位又已经有了哪些突破？如果展望一下2015，请问在2015年会在哪些地方有突破，其中的困难点又是哪里，对此各位有什么建议呢？

孙开宇：去年的论坛我也有参加，从中兴通讯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智慧城市里持续研究几年时间。去年参加这个论坛，大家谈到的更多是一些技术层面和宏观层面的问题，我感觉今年讨论的内容要脚踏实地的多，包括印象比较深的像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的案例分析等，这是很简单、很直观一点。

从大的背景来讲我们认为近年中国，特别是政府这一块更关注智慧城市了，共发行了有三个相关文件，相当于是指导文件。第一个是八部委下发的智慧城市指导意见，为市场做出了指导，点明了业务方向；第二个就是财政部发布的关于PPP模式的推广文件，相当于在运营模式这方面指出了一个方向；第三个是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地方债务管理的办法，它从资金和融资模式这一块指明了方向。从这三个文件的先后发布可以看出，我国政府确实是有大智慧的，这三点正是中国前期智慧城市发展的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智慧城市的指导意见的提出，相当于解决了顶层设计的问题，指出了智慧城市具体该做哪些东西，又要怎么样去做，这些都在八部委的文件说的很清楚。第二，确定采用的模式是建设城市的起步关键，现在国家的PPP模式这是一个重点，估计在2015年这个模式会得到很大推广。第三，资金方面通过债务解决了基础问题，直辖市和省市也可以发行一些债务来实现目标。

我认为2015年，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将会在这些指导文件落地后有相当大的大发展。但还需注意的是，像PPP模式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发布文件的阶段，实际上真正的行动起来还要考虑到资金、权利分配等问题，所以我们也依旧期待着发改委在做完些法律法规方面的工作，后续又会有怎样的动作。不过，仅从这几个方面还是能够看到国家层面出台的这些政策，布点是非常准的，我觉得2015年后我国的城市发展会有一个大的启动期。

提问二：中兴自己今年跟去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又做出了怎样的突破？

孙开宇：中兴今年更加深入的做了智慧城市。至于为什么如此专注在智慧城市上，也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我们认为是这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因为中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智慧城市的市场足够大，是我们的战略方向。我们去年还调整了战略，从原来的关注运营商，转换到关注运营商和手机终端等。智慧城市是我们现在乃至今后的一个重大战略方向。

第二，中兴作为国有信息化公司的龙头企业，遵循国家的政策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必须要和政府一块来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

第三，中兴通讯基于自己原有在各个行业的技术积累，并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智慧城市想法的。在很早前我们在信息化里就有了很多的积累，从基础网络到应用再到平台等，这也是我们做智慧城市的一个主要原因。

再加上今年政府的重视，结合国家部委的指导，包括上面徐明总裁也提到的谈了很多但落地很少。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如政府的财务问题、权利问题，又如企业要建平台，而建平台就要打破部门的壁垒，从多头管理准变为统一管理来做，后续再成立一些专业化的运营公司，由专业化的团队来运作整体的智慧城市，这些都是后话。所以中兴通讯也成立了专门的金融服务公司和运营服务公司，从原先单一的提供服务向多元化来扩展，一方面是典型的设计、服务咨询，另一方面就是运维服务，包括到产品的运营等。此外，我们也在好多地方尝试和政府合作成立实际的运营公司，进行一个端到端的运营，这是中兴近期一个区别于其他人的进步和突破。

卫庆祥：阎博士，对于去年与今年不同，您怎么看？

阎镜予：很多人理解的智慧城市就是一个框，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我个人认为去年更多感觉的是新瓶装旧酒，本来很多城市可以做的事情却非要把它变成智慧城市才能做的事。但是就年的情况来看，确实感觉到了新意。原来一些没有出现过的产业技术开始逐步地被研发出来，而这些突破均来源于过去一年中我们对智慧城市实际的需求有了更多的分析和深入的理解。因为只有针对智慧城市的真实需求进行了分析，才能知道智慧城市本身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产品。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市场引导，现在又有了创新，我觉得这是今年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另外，再看明年，在产业基金方面的介入应该是智慧城市一个必须要突破的问题。但产业基金为什么现在无法介入进来？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城市发展的商业模式还没有确定。大家现在清楚的模式都是过去旧有亟待被淘汰的概念，而随着今年各种新技术的推出，这些新事物的商业模式现在还没有被确定下来。等市场适应后将这二者明确后，产业基金再一介入，这才是我们未来要突破瓶颈的一个方向。

提问三：今天在场的嘉宾多是在讲智慧的发展，但对于智慧与安全之间的矛盾涉及较少。那么，城市在拥有智慧的同时是否有足够安全呢？比如日前推出的特斯拉，这种无人的驾驶汽车确实是高智能的，但万一被犯罪分子找到漏洞，就会直接威胁到使用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又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许多都是指纹识别的，但依旧无法保证用户安全放心地使用。所以我想问各位专家，智慧带来了便利，但是方便来了安全漏洞也随之降临。对此，各位如何看待？

庄庆维：说到安全的问题，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会有很多的情况。刚才说到新加坡的城市愿景首要的就是以数据驱动的智慧国度，要打造这样的国家，在安全这一块肯定是不能马虎的，所以，并不会是有智慧就没有安全，有安全就没法智慧，安全与智慧两点其实是并行的。

其实在公开数据方面我们是可以更大力度来推广的，但是实际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也就是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第一，若要更大力度公开数据，就要有一个完善的个人信息安全法律法则来进行约束。新加坡在2014年1月1日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是控制企业跟个人信息的采集状况，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数据。举例说明的话，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新加坡有一个谢绝来电登记处，许多人不是经常收到垃圾短信和欺诈电话吗？在新加坡只要你将这些电话放到谢绝来电登记处，他们就无法在想你的手机发送信息，如果举报成功的话，犯罪者就会收到一万新币的罚款。

周大良：我用一个案例来解释，就是我们在医院的信息化安全。大家都知道病人的信息也是必须收到保护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制药企业、公共卫生研究部分等都需要这些数据。所以为了平衡双方的关系，我们进行了创新，开发了“患者服务”。即在常用的系统中是无法收集各种病人的信息的，这些信息需要由“患者服务”方面来提供，而且拿到的服务里面也只有索引，不会有患者个人的信息，研究者就拿着这些索引信息去做分析、调研。比如我们在人民医院实践的时候，英国一家药厂就购买了5000个关于它制造的药品在医院中应用的样本，这里面就没有任何的隐私信息。所以，再智慧的信息系统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创新服务去配合，并非有智慧就无法安全，相反智能的前提则是要考虑安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