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天一

7月9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检查机关带走。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此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针对文艺界的“第一刀”。当年，东方演艺集团作为全国第一家整体改制的中直院团而受到各方关注，而现今，文艺界反腐的“第一刀”也选择了从这里落下

2015年7月9日，一个平淡而普通的夏日。

但这一天，对于著名国有老牌文艺团体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其前身为中国歌舞团和东方歌舞团）来说，却是其建团53年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一天。

当天上午，原本通畅的东三环北路4号附近戒备森严，许多来上班的集团员工被堵在门口不得而入。后来他们才得知，被堵在门外的原因，是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顾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检查机关带走。

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行动，终于延伸到了文艺界。

几年前，东方演艺集团作为全国第一家整体改制的中直院团而受到各方关注，而现今，文艺界反腐的“第一刀”也选择了从这里落下。

 “半途而废”的歌唱家

翻开顾欣的履历表，就会发现，在担任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的职务之前，他的头衔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并且还担任过江苏省文化厅的副厅长。但人们似乎已经没人记得，仕途之外的顾欣，曾是一名歌唱演员与声乐教师。

上世纪50年代，顾欣出生于苏州，按他自己所述父母是“国家干部”。受家庭熏陶，顾家的两兄弟后来都走上了音乐道路，与顾欣“唱而后仕”的线路不同，他的弟弟顾平至今仍在上海音乐学院“声歌系”任教，并担任系副主任一职。

作为歌者，顾欣起点颇高。文革末期，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后来还曾赴上海音乐学院进修。1986年，顾欣以江苏省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简称青歌赛），并获得了专业组的美声唱法第一名。在“青歌赛”的历史上，这一届以选手含金量极高而著称，阎维文、董文华、韦唯、毛阿敏等人都是由此脱颖而出，而获得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第一名的分别是彭丽媛与苏红。

在早年的媒体报道中，顾欣曾多次表达过自己对于音乐艺术的热爱，在被问及众多工作中最偏爱哪一个时，顾欣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歌唱！”作为歌唱家与歌剧演员的顾欣，在其职业生涯中曾获得过不少奖项，其中还包括由文化部颁发的权威政府奖“文华奖”和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但荣誉之外，顾欣显然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铭记与传唱的代表剧目，他曾在一些非商业演出中演绎过普契尼和威尔第经典歌剧中的人物，而由其主演的新编民族歌剧《西厢记》与《孙武》也在短暂的演出与评奖之后，便被束之高阁。

“其实我觉得顾欣放弃唱歌很可惜。”某位曾经现场聆听过顾欣演唱的著名乐评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我印象里，他早年的水准不低，而且能像多明戈一样既能唱男高音，也能唱男中音，这并不常见。”

在逐渐由歌唱家过渡到文艺官员的过程中，顾欣还同时担任着南京艺术学院的硕士生导师职务。据曾接受过顾欣声乐辅导的学生查某回忆，顾欣的教学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作为音乐教师的顾欣，抽烟很凶，似乎并不介意烟草中的尼古丁会损害自己男高音的嗓子。“他的艺术感染力非常强，当时在课堂上，他给我们做声音处理的示范，虽然能听出来烟嗓，但声音的穿透力还是能让人打个激灵。”查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该学生的印象中，随着顾欣官职的上升，“尤其是他当了江苏省演艺集团的领导之后，就无暇顾及教学工作了，常常只是‘挂名指导。”真正担当教学任务的，则是顾欣同样学声乐出身的妻子。

而在另外一位曾报考过这所艺术类高校硕士的学生郭某记忆中，作为声乐指导教师的顾欣，“收费相当高。”

仕途得意后，顾欣基本不再出现在专业的歌唱舞台上，但偶尔也会“玩票”性质地参加一些晚会。今天，仍然能够在互联网上看到顾欣在一次大型晚会上的演唱，身着西式礼服的他演唱了著名的恩里科·托塞利的小夜曲，按照晚会字幕的标注，该版本英文歌词是由江泽民回忆整理而成。在那段视频中，顾欣的演唱很投入，但英文发音并不准确。

早年曾聆听过顾欣演唱的乐评人在顾欣掌管东方演艺集团后，观看过一场该集团的常规商业演出，据他回忆：“整场演出就是一个大杂烩的感觉，并且演员状态不好，水平也很差，并且不知为何，顾欣还担任了那场演出的乐队指挥，此前，从未听说过他有接受过指挥方面的训练。”

“对于东方歌舞团，我原本期待甚高，但那次经历之后，我发誓再也不会看他们的演出。基本就是一个大公司的年会水平。”该乐评人最后总结道。

体制改革的牺牲品？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顾欣曾在央视某访谈节目中，斩钉截铁地说。

“而改革势必会触犯到一些利益。”这也是顾欣在多次面对媒体时最喜欢强调的话题。

在中国当下的转型期，几乎所有牵涉改革议题的人，都会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

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共中央第一次在文件中正式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并开始号召全国上下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

面对中央政策，江苏省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1年，作为全国第一家整体转制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江苏省演艺集团成立，将原本归属省文化厅管理的京剧院、歌舞剧院、昆剧院、锡剧院、扬剧院等多个零散表演团体以及剧院合并统一管理，由时任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顾欣担任集团总经理。

据江苏省某高校文化体制研究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面对国家出台的政策，长三角地区大多老牌文艺团体都是持观望态度，尤其是上海的多数院团都是抵制的，但后来江苏出面把这面‘旗扛了下来，上级领导自然很高兴，于是当时说起江苏的试点，都是一片赞扬之声。”

而江苏省演艺集团内部曾与顾欣有过共事经历的周某则认为：“其实说到产业改革的目的，通俗点讲无非就是要赚钱，所谓高雅艺术也好，民族艺术也好，原来国家出钱扶持，后来国家不‘保你了，统统推向市场，自己去想办法。”

为了获得立竿见影的盈利效果，在掌管江苏省演艺集团的十年间，顾欣的商业触角延伸得非常广泛。他曾经企图促成演艺集团与上海文广集团的深化合作，将电影院线模式移植到舞台演出行业;他还通过私人关系，将上海某总资产超过20个亿的能源集团拉来合作，共同出资筹建占地1500亩的中华戏曲文化博览园;而在国家大剧院成立初期，顾欣所在的江苏省演艺集团还差点出资几千万接管大剧院院刊，甚至，2009年，顾欣还野心勃勃地表示，要在当年促成集团上市。

虽然上述的种种“梦想”最终全部余音寥寥，但从表面看起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确实是顾欣风光无限的日子。他作为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与“破冰者”，开始频频在媒体面前亮相，甚至出现在《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等央视名牌栏目中，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态度，侃侃而谈着江苏改革的经验与收获。

但事实上，当顾欣在媒体面前意气风发的时候，江苏演艺集团内部的不和谐声音却始终不绝如缕。“他的所谓‘改革不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改制后的歌舞团确实要比以前赚钱，但这钱是怎么来的？不是靠演出赚的，而是让演员出去走穴。这种‘改革怎么可能长久发展？”一位集团员工认为。

而江苏当地某戏曲研究学者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演艺集团体制改革最失败的点，绝对要体现在京剧院上。”“原来的江苏京剧院名角云集，像黄孝慈、钟荣等等，多么红火，后来为了精简机构，许多中、老年艺术家就被迫退休回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年富力强的，完全可以胜任舞台工作。”“昆剧院的情况要比京剧院好一些，但像石小梅那样的昆曲名角，也是被毫不留情地‘一刀切，后来石小梅为了演出，自己成立了工作室，和集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地关联。”“如果没到退休年龄，不愿意被‘一刀切怎么办？”记者问。“那就会被威胁要把关系放到街道去，连退休金都没有了。”该学者说。

至于顾欣“落马”之后，坊间所传闻的“他曾把南京人民剧场租给夜总会，后来夜总会被取缔，始建于1928年的剧场就被迫荒废”，集团员工周某认为：“我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但以顾欣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他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一年多以前，南京某高校以“江苏省内国有艺术院团演出现状”为主题，申报了艺术学类国家级重大项目并入围备选，据该项目负责人刘某介绍说，当时入围的研究机构有两家，除南京这所高校外，还有北京以外语类教学为主的某大学。“当时我们去北京参加申报项目答辩，整个过程都非常不顺利，一提到江苏演艺集团的例子，评委就打断话题，而且明显面露不悦。”后来该南京高校在项目申报中最终落选。

弄虚作假的野心家？

“他所谓的改革，就是贴合潮流，急功近利。打个比方，就像农业创收直接卖掉耕牛，表面看上去似乎赚钱了，但完全不考虑明年春耕怎么办。”与顾欣有过接触的业内人士李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该业内人士还透露，顾欣在江苏省演艺集团就职期间，曾为了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而刻意制造虚假繁荣的假象。“因为演员不坐班，看起来人丁稀薄，他就紧急组织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工人们穿上练功服装假装在工作，甚至食堂的师傅和保安都被拉进来充数。”

2010年，顾欣奉命北上，执掌刚刚在一个月前由东方歌舞团完成“转企”改制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在京期间，顾欣并没有完全脱离江苏演艺集团的工作，他甚至还在2012年受聘成为了江苏演艺集团的终身艺术指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顾欣一直稳居北京、江苏两地两大演艺集团灵魂人物的位置。事实上，顾欣也将他改革“苏演”的模式大部分照搬到了“东方”。

按照媒体报道，在顾欣在担任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的第一年里，该集团的经营收入就“首次破亿，演职人员收入则同比增长109.6% ，演出场次同比增长241.8%……。”但是，当年他主导“苏演”改革时的方式被移植到北京后，也引发了与当年同样的反弹。人们对最为诟病的“顾欣模式”，就是为了“表面”上的“整合资源”与“精简机构”，将大量“未到退休年龄，尚有演出能力的中老年演员推向社会。”业内人士李某认为，“这样看似的精简，恰恰毁掉了原本的艺术生产力。”

据北京某高校艺术领域研究人员张某透露，他曾在顾欣任职东方演艺集团领导期间，奉领导之命，撰写一篇关于国有文化院团改制的论文，按照领导之前的规划，“江苏演艺集团和东方歌舞团，都将作为正面例子加以弘扬。”但该研究人员在北京与江苏两地为论文收集资料、调研期间，却遭遇了不小的阻力，甚至大量的院团退休人员亲自打电话举报，最终他的论文并没有按照原计划得以完成。

张某还透露，他在江苏调研期间，参与了一次当地的学术会议，提到他正在撰写的论文题目，当地很多学者“大摇其头”，“典型的政治文章”，并称很多集团内部报表“都是账目混乱、弄虚作假”，而据某上访举报的退休演员称，“顾欣曾经拿到省委很大一笔改革资金，但最终花到哪儿去，却一直是个谜。”

提到那次调研经历，张某至今觉得啼笑皆非，“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很难界定顾欣究竟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名文化产业研究者，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体制的框架都一直在变，在转型。上级对于国有艺术院团的职责分工和定位也是模糊不清的，下层就更难将工作执行下去了。某种程度上说，顾欣就是一枚棋子。”

顾欣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面前是在2015年7月3日举行的某以“情缘”为主题的公益演出发布会上，从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样。但一个星期之后，他从办公室被带走。

在顾欣被带走短短45分钟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就在其网站就发布了消息，同时，原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宋官林“临危受命”，担任新一任的东方演艺集团负责人，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官林表示，“由于临时上任，暂不方便接受采访。”但关于这个曾经充当过“国家门面”的老牌艺术团体的未来，宋官林意味深长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迈步从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