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正在进行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基础的投资协定的谈判，进展顺利

美国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贸易和投资是全球化的“两个轮子”，在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有责任携手合作，改革和加强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以造福于两国和世界人民。

中美正在进行新的投资协定谈判

全球贸易体系出现“去全球化”趋势，世界贸易组织（WTO）名存实亡，各种自贸区安排令人目不暇接。世界经济规则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中美作为两个贸易和投资大国，是相向而行，还是逆向而去，不仅会影响中美经济的走向，还将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加入WTO已有14年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配置资源、市场使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增长。同时，由于中美两国经济和商品的高度互补性，美国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无论是投资还是出口，都获益颇多。据统计，截至2008年，普通美国民众因为中国进口商品价廉物美，由此减少的消费支出和增加的收入达人均2050美元。目前，两国年贸易额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逾1000亿美元，并快速增长。中美正在进行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基础的投资协定的谈判，进展顺利，力争在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前达成一致。

不管从双边还是全球角度考虑，中美都需要一个公正、合理、公平的世界贸易和投资体系，而WTO依然是最合适的谈判和制定经济规则的国际组织。遗憾的是，这些年WTO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弃之不用”的态度，转而推动跨两洋的自贸区协定谈判。

在美国国会批准“快轨授权”以后，《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速度明显加快，达成协议仅在咫尺。这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冲击可想而知。现实地看，区域性自贸区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区域之间经济合作水平不一、发展程度差异也较大，如果没有全球的规范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摩擦。

WTO和二十国集团（G20）等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推动全球经济协调发展，包括整合各类自贸区的可行性，以求同存异，推动WTO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立照顾各方的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在信息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正在颠覆性的改变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世界贸易投资体系需要跟上形势的变化，适应全球化和创新时代的新要求。

经济融合是政治关系的“压舱石”

“中美国”的说法似乎言过其实，但是中国经济转型与美国经济复苏相辅相成，关联性极强，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实际体现。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两国经济合作日益紧密，从贸易为主逐步转向目前贸易与双向投资同步发展，经济融合程度史无前例。这对两国是件好事，不仅造福两国人民，还为双边政治关系发展提供了“压舱石”和“定海神针”。

让我们看看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当前，美国经济全面复苏，各项经济指数稳定向好，失业率下降到6%以下。美联署主席耶伦女士最近表示，美国经济总体向好，美联储将考虑年内加息。消息一出，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比价应声而涨。

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利好消息，会给中国带来机遇。中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对外负债低而国内储蓄率高，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因此美联储加息不太可能给中国造成大的冲击。相反会给中国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一是美元升值将提高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价值和市场购买力，增加投资收益;二是美元走强势必进一步打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弱，将降低中国进口成本、减轻中国经济运行成本和输入性通胀压力，如2014年至今原油价格下降，中国进口原油成本降低、战略储备大大增加;三是美国经济复苏将促进美国的进口，推动中国资本和商品的出口。

当然，美国经济复苏和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并即将加息，对中国也有负面影响：一是中国宏观政策调控难度加大;二是美元利率上升，也会给人民币造成贬值的压力;三是美元升值可能削弱其出口商品竞争力，美国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双反”的主要对象;四是照顾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多少与美元宽松有些关联，美元升值导致海外美元回流美国，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可能会面临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同时美元飙升还将使中国企业的美元债务负担加重。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中美两国作为利益共同体，需要多从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单方面的利益出发，来分析和处理各自面临的经济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金融杠杆泡沫造成虚拟经济膨胀、过剩，而中国则是实体经济或者说是产能过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个估算，大致是说中国产能40%自身消化不掉，2013年中国大宗商品产能过剩达48%，这主要依靠外贸来解决，因此贸易对中国很重要，而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市场之一。在全球总需求下降的时候，贸易竞争、摩擦和争端也会增加。

再就是美元体系问题。这涉及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是个长期和宏观的问题，需要中美加强磋商，逐步改进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应的金融治理机制。

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特点是“两头在外”，资源和市场全球配置、布局。近几十年中国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购买了美国国债和政府债券，虽然投资安全，收益率相对较低。而美国公司在华投资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平均收益在20%左右。很明显，这样两种投资方式收益完全不对等。因此中国希望增加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希望美国减少对中国投资的“无形”壁垒。

中美应探讨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合作

中美经济利益共同体和两国地缘政治矛盾的“错配”常常使双方纠结、困惑。其实，中美双方应该庆幸，经济是基础，是两国人民的“饭碗”。只要两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继续积极推动经济的融合发展，中美关系的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新工业革命给两国展示了全面合作的广阔空间。

中美两国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中美关系，努力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探讨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主要可以考虑：

首先，中美要消除政治隔阂，通过融合共建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实现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考虑将TPP和《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行对接，推动两国区域一体化和自贸区安排的融合发展。美国应该积极考虑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中国等一起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做出贡献。

其次，努力促进中美在第三国的经贸和投资合作，譬如亚太、非洲、拉美等地区共建工业园区，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达到利益共享、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并造福于其他国家。

再则，中美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需要双方在IMF和G20等国际框架内加强全球金融、经济合作，促进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协调，加强全球金融监管，防止资金的无序流动、大进大出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金融风险，共同引领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塑造新世纪新的国际秩序。2016年中国将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中美可就G20的议程和成果清单进行磋商，推动G20真正发挥“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协调和监督作用。

最后，中美需要携手改革全球金融体系，逐步接纳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落实IMF等份额调整方案，给予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更多的话语权。美元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因为人民币地位上升而受到冲击，相反人民币更多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将有助于美元和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