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志刚

2014年中央部门决算，不仅在支出的数额上降幅很大，公开的范围也史无前例。其背景有二：一方面，中央的“八项规定”效果显著;另一方面，新预算法对预算公开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7月17日，2014年度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如约而至。

从各部门公开的信息看，政府在“三公”晒细账上又迈出一步。由于今年首次依照新预算法来公开中央部门决算，外界尤为关注。

财政部汇总数据显示，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合计58.8亿元，比2013年减少11.35亿元，下降16.2%;比预算数减 少12.71亿元，下降17.8%。这是近年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详细解释“钱花在哪儿了”

近百家中央部门同一天公布部门决算，实属罕见，公开的内容频现“首次”，公开力度也被称作“史上最大”。

“此次公开的亮点和看点很多，可以说细致入微，解疑释惑。”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首次公开“款”级科目数据、首次公开公务接待费相关的批次及人数等，都是新预算法改革精神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各部门公开的信息中，包括政府采购支出、机关运行经费和国有资产占用等情况，各部门发放人员工资福利等数据首次对社会公开。

白景明解释说，新预算法对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如明确提出要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以及政府采购情况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

据了解，首次亮相的机关运行经费，指的是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比如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受访专家表示，与此前仅公开钱的去向却不公开钱花在哪儿了相比，此次在钱花哪儿了方面一目了然。

中国记协决算报告在工资福利支出这一“类级”项目下，就有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等详细的“款级”数据。

此外，公务接待亦首次亮出细账。相比往年，大部分部门公布了公务接待的批次和人数，并分为外事接待和国内公务接待两部分进行说明。改变了此前决算中，公务接待费用只公布费用却不指明去向的做法。

以最高法为例，除了像往年一样公布公务接待费用的总额外，还详细列出了来访人员的身份、批次、人数。国内公务接待主要是最高法院干警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及值班加班发生的工作餐费;涉外公务接待主要是接待国外最高法院代表团、举办小型专业研讨会、机场贵宾休息室租用费、翻译费等。

在人员和批次方面，最高法2014年共接待国外高规格司法代表团5个，共计27人次，包括斯洛伐克、匈牙利、俄罗斯、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的最高法院院长。此外，还接待临时拜访的外国团组60批，共480人。

在公布2014年决算的近百个中央单位中，公务接待费用总额为7.2亿元，比过去两年显著下降，仅为2012年中央单位公务接待费用的一半。

在近百个中央单位中，除了在以往公开出国（境）团组及人次外，不少部门还对出国原因进行了详细说明。比如，将出国原因分为参加国际会议和参加出国培训，或者分为双边合作交流活动经费、出国谈判及多边交流与合作，以及参加国际组织会议等。

值得关注的是，三峡办就300元列支出国（境）费用做了详细说明。交通部则解释说，因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导致出国费用超出，财政部同意追加预算。

此外，近9成部门公布了部级领导用车数量，这在“三公”决算公开中尚属首次。从已公开的数据中不难发现，公车购置与使用均有所下降，特别是部级领导用车更合规。

中央部门将此次“三公”支出下降，归因于2013年中央八项规定和新预算法实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中纪委在落实八项规定和纠“四风”的高压反腐举措，对“三公”费用的下降立了大功。

事实上，中纪委网站自开通以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官员采取点名曝光，且由月报改为周报，并搭建公众参与的监督平台，使得公众能通过手机APP一键直通中纪委，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这对违反八项规定和违反“四风”的官员有相当大的震慑力。

与此同时，推进中的公车改革亦对各级官员形成了不小压力。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必然下降，各省区“三公”支出下降亦在预料之中。不过，决算报告反映出的问题依然不少。

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国家海洋局等26部门超标准列支或由企事业单位承担费用的问题显著，故宫博物院、卫生计生委、贸促会、国资委等5个部门出国考察团擅自更改行程、提供虚假行程单、计划外组团、超人数、超天数的问题依然存在。

公车问题在部门及下属单位的违规操作方式，主要有挤占下属单位用车以及挪用资金配置等。而在会议费使用方面，国家民委、司法部等27个部门存在不同程度的费用超支，天数、人数超标，虚列支出，或由其他单位承担会议费。

此外，转移、挪用、套取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劳务费、职工福利的现象，在部门预算审计中较为普遍。

民间倒逼

此前，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支出，官方从未正式发布准确数据。其规模究竟有多大，一直是个谜。

于是，各路专家学者一度投入极高的热情，研究推算这个“显学”课题。2006年，“三公”经费规模出现了“9000亿”、“3000亿”、“1000亿”三个数额差距颇大的版本，其中“9000亿”版本影响最大。

竹立家是9000亿版本的执笔人。据他回忆，2006年，他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中写道，“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竹立家坦承，文中使用的数据均引自媒体公开报道，而不是官方权威发布。

“9000亿”版本出现后，旋即在政府、学界、民间引发强烈反响。特别是经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央视访谈中引用这个数字后，“三公”经费规模震动朝野。

迫于压力，财政部预算司提供了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予以澄清。该数据显示，2004年公车数量180万、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支出总额约 1201亿元。

“尽管此数据与9000亿版本相去甚远，却是迄今为止官方的第一次回应。”竹立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正是因为有了“9000亿”版本，才使得官方不得不回应公众的关切。

随后，官方对“三公”支出的具体数额依旧保持沉默，而民间依然试图通过各种散见于公开出版物、文件中的数据进行推算。不过，数据很少再次汇总，要么只是针对公款吃喝的统计，要么针对公车使用，或公款出国（境）。

在竹立家看来，“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是多少，官方也是一笔糊涂账。最明显的例子是国企有多少公车至今是谜。即便是监管中央企业的国资委，亦表示无相关统计数据。

由于学界、民间对“三公”支出数据不依不饶，推算出的“三公”中的任何一个数据，均令官方头疼不已。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相关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称“有人说中央三公经费是3千亿，那是胡扯”，随后他给出了自己估算的“全国三公经费400多亿”的数据，并称“不知道全国到底是多少”。

“全国三公经费3000亿”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官方一直未置可否。这次财政部长一句“胡扯”，被舆论解读为官方的正式辟谣。

2014年10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一份实实在在的作风建设成绩单》的报道，报道称，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三公”经费较活动开展前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以此反推，可知压缩之前的总额是1928亿元，压缩之后是1397.8亿元。

不管是民间版本还是官方公开回应的数据，“三公支出反正不少”。对公众而言，更重要的是“钱都花哪儿了，该不该花，是否乱花”。

尽管2014年度中央决算数据降幅很大，但受访专家认为，“三公”经费支出的下降仍有较大空间。

“现有的公开项目还可更加细化，如公车车型、办公物业面积，公众据此就能判断每辆车每年的花费及取暖物业费用是否合理。”竹立家认为，还可以将公共事务支出均纳入财政预算，压缩资金转移、腾挪的空间，挤出水分。

此外，政府在依法编制“三公”预算时应更科学、严谨，更有预见性，钱与事更匹配，若如此，“三公”经费支出还会下降不少。比如因公出国，有专家认为，只需在有需要时追加预算即可，这样可以杜绝随意、任性预算。

另外，“三公”经费还可以更加公开，以至到最后全面公开。另外，“三公”经费的公开不应仅限于一个简单的数字，还必须有具体的解释说明，并附上相关法律政策依据，自觉接受社会的质询提问。

一位受访专家还指出，“三公”支出并不是越少越好，每个部门和单位的规模和职能不同，不能只单纯看数字增减。如果一味追求支出减少，势必矫枉过正。用白景明的话说，就是“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则坚决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