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

梳理周本顺从政以来的言行不难发现，周永康倒台前后，周本顺的从政风格截然不同，此前的他胆大敢为，此后则变得谨言慎行。

或者说，在后一阶段，他更多地是在进行政治表态

当有舆论认为中国反腐步伐开始放缓的时候，中纪委又“出大招”了。

7月24日18时10分，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经历过“退休即安全着陆”“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等突破之后，此次反腐又取得了一个突破：周本顺成为十八大之后首位被公开调查的在任省级“一把手”。

“过关”的猜疑

周本顺被查，再次体现了中纪委办案的“不露声色”。

7月24日当天，周本顺还出现在由张高丽主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上。在新华社16时04分发布的一张会议照片上，周本顺坐在张高丽右手第二个位置，两人中间坐着国务委员王勇。周本顺右手拿笔，眼睛盯着桌子上的材料，神情专注。

一位受访反腐学者说，从时间衔接以及中纪委的办案风格分析，周本顺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后，被中纪委人员带走的。“从会议上带走被调查对象，已经成为中纪委办案的一个突出的风格，有的是按既定议程召开的会议，有的则是专为带走某个人而临时召开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围绕全面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而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对工作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细化分解，落实到具体单位，并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该《纲要》的制定过程中，周本顺是河北方面的第一负责人，这一角色不仅要在《纲要》的制定中为河北争取权益，还要负责将其落到实处。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河北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其几十年未有之机遇，而主帅在这个节骨眼上落马，对河北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影响，令人难以揣测。

但也有河北官员认为，2013年3月上任河北省委书记时，因为曾经在中央政法委任职10年，与周永康关系密切，且当时已经传出周永康涉贪腐的传言，周本顺就带着一个明显的标签，这使得其在中央的话语权有限;在京津的话语优势下，很难为河北争取到足够的权益。从这个角度考虑，周本顺落马，换上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说不定可以提高河北在京津冀中的话语权。

上文提及的反腐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现任省级“一把手”的处理，中央向来谨慎，一方面不希望影响稳定，另一方面，基于这一位置的重要性，其人选已经通过长时期的考察。

上述河北省副厅级官员说，周本顺来河北时，民间有关周永康的传言已经很盛，而两人在中央政法委长达9年的上下级关系也尽人皆知，因而有关周本顺的各种猜测，在河北官场从未止息。

“周本顺刚来河北时，大家说这是前一届留下的人事任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周永康事发后，大家觉得周本顺可能要受牵连，但始终不见动静，大家就猜周本顺是不是已经安然过关了，或者说他和周永康本就牵扯不多，出淤泥而不染。”这位副厅级官员说。

当时，周永康的“秘书帮”纷纷落马，周本顺却安然无恙，也让很多人确信周本顺已经“过关”。在周永康正式被调查之前，此前曾为他服务过的六位秘书提前被查。其中2013年被查的有两位，分别是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和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2014年被查的有四位，分别是中石油国际原党委书记沈定成、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和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级参谋谈红。

相比上述六位，周本顺是在周永康走上权力顶峰时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在坊间被视为其“大秘”，在周永康的很多视察中都如影随形，参与了中国很多维稳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周永康“秘书帮”中最位高权重的。

周永康倒台前与后

梳理周本顺从政以来的言行不难发现，周永康倒台前后，周本顺的从政风格截然不同，此前的他胆大敢为，此后则变得谨言慎行。

前一种风格的典型例子，是其在任湖南省公安厅长期间，主持端掉了肆虐多年的“小红宝”。“小红宝”原名姚志宏，上世纪80年代末从混混起家，后来靠发放高利贷逐渐做大，渐有黑社会雏形，手下聚集了一批刑满释放人员，不仅打砸抢杀，还拉拢了很多官员做保护伞，一时被称为“邵阳第二政法委”。

2002年，在发生了另一起街头枪杀事件后，湖南省公安厅拉开了剿灭“小红宝”的大网。6月6日，湖南省公安厅、邵阳市公安局联合行动，一举抓获“小红宝”犯罪团伙成员30多名，创造了该省打黑除恶的三个“最”：计划最周密、执行最成功、一次性抓捕嫌犯及保护伞成员最多。

在这场抓捕中，湖南省公安厅充当了决策、组织和实施的角色，其厅长正是周本顺。

关于这个案子，至今在湖南还流传着一些段子，而周本顺在其中都是“打黑英雄”。其中一个段子说，“小红宝”曾经持枪冲进周本顺的办公室，而周本顺表现得镇定自若。

但也有人认为，周本顺在邵阳任市委书记的5年（1995～2000年），正是“小红宝”肆虐的时期，而周本顺并没有采取措施，以致于养虎为患。更为恶劣的是，姚志宏在1997年被选为该市大祥区政协常委，此时的市委书记正是周本顺。

据知情人士介绍，周本顺1994年被派往邵阳，并在第二年就任该市市委书记，上级看重的，正是其偏于硬朗的主政风格。因为对于八九十年代的邵阳来说，“打黑除恶”是“一把手”要面临的主要工作。在周本顺之前，在1991～1992年就任邵阳市委书记的吴向东，后来也被提拔为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

周本顺的“硬”，在其就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后，演化为对社会管理倾向于保守的态度。2011年5月份，他以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名义，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社会管理不能落入“公民社会”陷阱》一文，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社会管理的态度。这种态度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抑制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免落入“公民社会陷阱”;二、将道德教化视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该文中，周本顺反对将更多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也反对强调社会组织的“第三部门”属性，还反对在遇到纠纷时过多走诉讼渠道，希望通过思想道德引导，抑制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期望，以免让其胃口过高难以安抚，同时遏制个人主义。

周本顺的上述观点，被认为代表了当时的中央政法委倾向于用压制和教化的办法进行社会管理的思路，而这种思路，又被认为与当时中国广泛存在的暴力截访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招致了广泛的质疑。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此后在《北京日报》上撰文称，没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社会，“一些偏见仍然存在，特别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

“吾日三省吾身”

顶着周永康将被调查的传言来到河北后，周本顺的风格已经由“硬”变“软”。其中的最主要表现，就是频繁在公开场合进行自我批评。

在众所周知的2013年9月份的那场民主生活会上，当着习近平总书记的面，周本顺做了三点自我批评：一、有点急于求成，急于求变，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政绩观树得不牢;二、有时候有些主观决策，知人不深，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树立和坚持得不够;三、斗志有些松懈，做工不够，缺乏那种拼命苦干实干的劲头。

这三点，周本顺是否在此后努力去克服无从考证，但在第二年12月份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其他省委常委对周本顺的批评中，又出现了前一年他自我批评的内容。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有常委批评周本顺要求过高、过急，不唯GDP的思想尚不够强化;总拿石家庄和大省省会比，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虽然把优化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期目标，但硬招和实招出得不够，致使这些目标可能流于形式。

在2014年的民主生活会上，周本顺又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主要围绕“抓廉政太软”的批评。他说，自己对中央当前先解决“不敢腐”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拥护的，但一到具体实践上，就怕惩治力度大了震动太大，“特别是在动一些重要干部时，总怕影响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稳定发展。”

除了自我批评外，周本顺在几乎每一次会议上，都会谈到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引用中央领导人讲话的频率很高，几乎天天挂在嘴边。

河北省政策研究系统的一位官员说，这些自我批评和表忠心的做法，更多地具有政治表态的性质，希望以态度来消解身上的负面印记。“这应该花去了周本顺很多的精力，以至于他在河北的发展方面少有作为。”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在河北调查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时，曾有官员抱怨周本顺在经济发展方面思路不够清晰，也缺乏战略思维，基本上还是GDP至上的一套思路。一位厅级官员说，“省委书记出身政工，不太懂经济，已经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

在周本顺被中纪委带走4天前，他参加了河北省委“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会。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到了自省的问题。他说，作为党员干部，做错了事，就要自省，就要整改，不能再犯。“在政治、作风、廉政、纪律等方面存在问题的，要真自省、真整改。”“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境界，不断整改自己身上的毛病，成为一个道德高尚、行为端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