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芮芮 白梅

摘  要：众所周知，中国东北曾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历史上日本国民曾大量移居中国东北，但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大批的“在满”日本人沦为了难民。当时日本的返迁者以这些体验或者见闻为基础创作了大量的体验记录和体验文学。川村凑在《异乡的昭和文学——‘满洲和近代日本》一书中首先提出‘返迁文学这一概念。另外该书中对“返迁者精神”这样解释道：“所谓‘返迁精神是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的回归愿望。在积极地做某事的时候，或许会无所顾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极端利己主义，并有强烈的被害者意识。但是，很容易被纠缠于共同体意识和传统意识中的日本群体中，他们的‘返迁精神却极其理直气壮地推行我有我个人的情况的主张。这对于防御那些问题再次出现有其积极的意义。”从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精神”并非某种颂扬的精神，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本文将探讨返迁体验文学《红月亮》中日本返迁者的“返迁者精神”的具体表现以及对其进行深刻历史思考。

关键词：中国东北;日本返迁文学;“返迁者精神”;历史思考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2-0-02

一、《红月亮》的简介

《红月亮》以作者的出生地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作为其故事的主要发生地，讲述了以其父母为原型的波子和勇太郎在作为关东军的友人大杉的引荐下充满希望和斗志的来到“满洲”，在关东军的关照下历尽艰险兴起了造酒业，造酒业的成功也使他们穷奢极欲，享尽了荣华，后来苏军出兵和当地老百姓的暴动，全家在冰室启介的帮助下出逃哈尔滨，途中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关东军和日本败亡的一幕幕情景也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波子以惊人的勇气和智慧最终保护了两个孩子安全返迁回国的故事。

二、《红月亮》中“返迁者精神”的具体表现

1、极端利己的“返迁者精神”——日本关东军

苏联出兵和中国老百姓的暴动突发之时，波子利用与关东军冰室启介的关系，乘上了关东军家属优先的逃往哈尔滨的列车。波子一行人虽然幸运的搭上了优先列车，却也在途中经历了很多地狱般的磨难。他们在途中遇到了滨江省延寿县长野村开拓团的520名逃难者。当以漥田团长为首的难民向他们求助时，虽然他们的列车还有些空隙却无情地抛弃了他们。

“列车像逃跑般地急速前行。有些开拓民就紧紧追赶，抓着不放。波子面对这一情景不知哪儿来的冲动，使劲地抖落他们的手。军人们挥着军刀那气势简直是要切落他们的手，也许是不想看到这一幕，波子才去抖落这些陌生人的手，但不管什么原因，波子十分厌恶自己的这种无情，因为自我厌恶整个脸都扭曲着。” [1]

可以说在苏联出兵日本败亡已成事实的时候，关东军不但没有第一时刻妥善安排异国的国民而是极端利己的寻求自保，无情地抛弃百万的难民而不顾，上面的事例正印证了这一史实。这也让国民对国家对制度产生一种不信任感，极端恶劣的返迁生活让他们为了自保不惜违背良心、违背道义。为了生存日本的返迁民也心怀着极端利己的“返迁者精神”。

2、极端利己的“返迁者精神”——日本国民

在哈尔滨的避难收容所里波子带着两个孩子以及两个女仆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逃难生活。丈夫勇太郎又被苏连军强制拉走服役，面对这种窘境，波子做出了违背道义的决定抛弃两个女仆，带着两个孩子逃离收容所。

“‘夫人是要抛弃我们吗？我们是打心底信任着森田家才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妙子声泪俱下。

妙子来自新泻县，小常来自石川县，波子并没有忘记这二人当初都是满怀憧憬的来到满洲，只让这二人做了短暂的美梦，就让他们跟着受逃难的苦和遭遇苏联兵的暴行，对此波子也深深地自责着。现在虽深知把二人抛弃在收容所会背负冷血无情的评论，但又无可奈何。因为继续带着这二人就等于他们母子倒下去。这也是逼不得已的决定。

‘我也很难受，可是，你们也已经不是孩子了，就努力想想活下去的办法，我已经到极限了。”[2]

面对如此无情的母亲作为女儿的美咲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妈妈每次都是这样，一旦有点什么就会立即自我中心的考虑问题。我很讨厌这样的妈妈。你不觉得妙子和小常都很可怜吗？”[3]

可以说日本国民的这种极端利己的“返迁者精神”也深深刺痛了下一代幼小儿童的心灵。深深影响了他们长大之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像文学作家安布公房，由于其在童年时期遭遇了地狱般的返迁生活，致使其一生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无国籍的漂流感和对国家制度的不信任感。

3、一种生存“智慧”的“返迁者精神”

首先是波子为了避免女儿美咲成为苏联兵欺辱的对象，对美咲进行的变装。先是剪掉了女儿美咲的长发，然后在她清秀的脸上涂上炭灰，打扮成一副脏兮兮的男孩子的样子。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出这是作为母亲的波子极具智慧和预知能力的明智之举。没有进行男装打扮的女仆则不幸地被苏连兵糟蹋，美咲因为性别不明而侥幸逃过。

其次是关东军人冰室启介为了逃避征兵，顶替了腿有残疾的森田酒造的员工村中的身份。在日本败亡已成事实的时候，作为前关东军人的身份显然不利于自己安全地返迁，于是冰室偷走了死去的村中的身份证明书，假装为一只脚有残疾的村中的模样，逃避征兵。

再次是森田勇太郎去长春开会后，苏联出兵，满人暴动四起，日本败亡就在眼前，一下子从富甲一方的富商变成了败战国国民。为了和身在哈尔滨的妻儿团聚，勇太郎在中国商人的帮助下穿上中国人的服装才得以顺利从长春到达哈尔滨。被波子问道自己的打扮，勇太郎说道：“他们说现在只有穿上中国的衣服进行变装，其中也有人觉得有损日本人的尊严而不想穿的，我却很乐意穿，多亏了它我才得救。”[4]

4、强烈的回归愿望的“返迁者精神”

《红月亮》的女主人公波子母性本能的强烈的回归愿望深入人心。当苏联出兵，满人暴动，丈夫勇太郎又不在身边之时，波子坚强果敢的请求关东军的冰室帮忙逃往哈尔滨。途中遭遇了地狱般的磨难，子女的误解都始终没有放弃。为了活着回到日本，在丈夫被抓去服役之后，波子毅然带着两个孩子走出了收容所，住在附近的旅馆里靠卖大福等为生。当面临丈夫的去世，爱人冰室深受病毒之害和女儿的极度憎恶之时都没有妥协和放弃。虽然波子也多次对自己的冷酷无情，极端利己的思想感到惊讶和可耻，但是波子的母性本能和强烈的回归愿望战胜了一切最终完好地保护了两个孩子返迁回到了日本。

三、结语

《红月亮》中体现的极端利己的，生存“智慧”的“返迁者精神”，和日本政府所宣扬的“武士道精神”，“集团主义”，“优等民族”等思想格格不入。这也印证了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欺骗性。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占领满蒙的目的，对中国和中国国民进行恶意的描述和宣传，当日本败亡之时，日本国民却被残酷的抛弃，面临恶劣的环境，生死的考验，日本国民也显露出极端利己，违背道德道义，自我中心的“返迁者精神”。返迁民一直以被害者自居显然也是不妥的，国家的罪恶同时也是国民的罪恶，国民也在这个政策下追求着私利，当政策以失败告终，国民虽然是受害者，但不能忘记对无辜国家国民加害的事实。返迁行动作为日本渡满政策的相反活动，对其进行探讨能够让人们更能清晰地看待那段历史，并进行深深的反思。

注：本文除摘要中“返迁精神”的内容为柴红梅在“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论——以松下满连子的《再见·大连》为例”一文中翻译外其他日文引用均为笔者试译。

注释：

[1]中西礼.《红月亮》（上）【M】.东京.新潮社.2001：173

[2]中西礼.《红月亮》（下）【M】.东京.新潮社.2001：176-177

[3]中西礼.《红月亮》（下）【M】.东京.新潮社.2001：178

[4]中西礼.《红月亮》（上）【M】.东京.新潮社.2001：214-215

参考文献：

[1]任骏.《日俘日侨大遣返 见证1945》【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2]川村凑.《异乡的昭和文学——‘满洲和近代日本》【M】.岩波书店.1990

[3]柴红梅.“大连的日本‘返迁体验文学论——-以松下满连子的《再见·大连》为例” 【J】.山东社会科学，2001

[4]中西礼.《红月亮》（上）（下）【M】.东京.新潮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