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王剑

命运之手如此无常，连渡边三郎自己都惊讶身份的转变——纺织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战斗到了第三天，日军中二十几人弃阵而逃。其中就有渡边三郎，他来华已有两年零九个月，应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纺织工。

趁着夜色突围，渡边三郎还是没能逃出八路军的伏击圈。负了脚伤的他，使尽力气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之时，八路军的手榴弹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边三郎眼前一黑，一头栽进深谷。醒来时，看到月光下寒光闪闪的刺刀，他被八路军俘虏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态度友好的问讯，他有些意外。

他亲眼见过日军是怎么折磨八路军俘虏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宁死不当俘虏”“当俘虏是帝国军人最大的耻辱”。

这样想的不止渡边三郎一人。

在抗日战争前期，八路军很难抓到日本兵。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尽管消灭了千余名日军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虏。那时，日军伤兵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抵抗到底。

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八路军俘虏的日军越来越多。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军官。1940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俘获日军281人。随着战争深入，这一数字越来越大。

对日本战俘颇有研究的国防大学少将徐焰分析，一方面，日军长时间作战，许多人开始出现厌战心理；另一方面，八路军的对日宣传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军对日宣传大梁的，却是这些日本战俘以及战俘组织，比如渡边三郎后来加入的觉醒联盟。觉醒联盟成立于1939年，是日本在华的第一个反战组织，后来与“反战同盟”合并为“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据1944年4月的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

同盟的成员一般并不直接参加战斗，他们的武器多是喊话筒、宣传单、电话筒和信件等。

战斗间隙，炮火喧天的战场沉寂下来，此时变成了宣传喊话、瓦解敌军的良机。但八路军官兵不懂日语，所学的日语喊话口号数量有限，效果不明显。“反战同盟”成员参加战场喊话后，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平日里，同盟成员会向碉堡里的日军发动宣传攻势。他们现身说法，本身就是绝好的宣传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队战友收到他的信时，部队里便传开了：“松田在八路军里还活着呢！”这令发布阵亡公报的中队长慌了手脚。反战同盟还会印刷“不准打耳光！”的传单，在日军碉堡附近散发。日本樱花节到来时，联盟成员会给碉堡里的日军打电话，给他们讲自己在八路军中的生活、日军生活中的矛盾、战争的性质等。第二天，还会按照约定想方设法给日军送去日用品、甜食和传单。

这些努力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徐焰说，虽然有时达不到劝降效果，但日军的战斗意志没有那么疯狂了。有些日本兵后来杀人放火，也有顾虑，开始想办法消极对抗。战后有日本兵回忆，部队一提出扫荡，他就装肚子疼。开始时个别人这样，日本军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当一半以上都泡病号，军官也没了办法。这也是抗战后期日军扫荡减少的原因之一，反战同盟的宣传起了实效。

参加反战同盟的这些日本战俘，都很坚决。经过宣传教育，日本战俘多是诚心诚意反对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他们已没有后路。按照日本规定，战场上一百个小时不归队，不管找不找得到尸体，他就被视为阵亡，他的家属开始享受抚恤金待遇。这个士兵已经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日本战俘回忆说，“旧的我已经死亡，我开始新的生命”。

八路军相信“日本士兵并非我军之真正敌人。日本士兵大部分与我等相同，系日本统治阶级压榨下劳苦人民之子弟”，并允许他们发挥更大作用。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日本人森健当选边区参议员。1942年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日本战俘主动参加劳动，并有多人成了劳动模范。战争结束后，反战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为中日友好而奔走。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反战同盟”有34人献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