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近年来，在我国社会，已逐渐形成一种“回归匠心”的意识。有创业者就以“工匠情怀”，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大家已经意识到，技能对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一个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并不比知识来得弱。一个社会只关注知识、学历，却忽视直接改变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技能，将因技能水平的低下，难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基准。

钱理群——

能不能成为龙种，关键在是不是具有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信仰。大谈理想、信念也是获得社会地位与影响的手段，只怕真正迷恋的是个人权势和金钱，这就露出了“跳蚤”的本相。这也是“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因为“精致，高智商”很容易被视为“龙种”，但最终还是利己主义的“跳蚤”。

程映虹——

在河内，我采访过一个老翻译家和诗人，他说本来越南好好的，虽然抗法，但是本地人有很多自由。1949年，中国解放了，中共打到了南方，在当地建铁路、公路，和越共建立起联系，毛主义就来了，所有人开始要政治学习、思想汇报，连生活隐私都没有，找朋友、谈恋爱也要向组织汇报。为了在那些接二连三的自我批判和检讨会上过关，我们一些人只得告诉组织一些个人生活上的小错，例如男女关系等等。

吴晓波——

在我看来，仇富情绪的浓烈，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不健康的营商环境。细数两千年商业史，最会赚钱的人主要是两类，一是贪官，二是向政府寻租的商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统治阶层到知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

蒋丰——

日本学校反不平等，不惜用同质化造就平等。从上幼儿园开始，日本的小孩子就要开始习惯集体社会。在中小学阶段，每个学生都要穿着统一的校服。校服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统一管理，更深层的原因是避免衣物攀比。日本人热爱时尚，即使是童装也有价格不菲的。如果不要求统一着装，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很可能选择昂贵的衣物，使同学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