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围绕“十六年”的一场大辩论
2015-04-29刘锡诚
南方文坛 2015年3期
原来是半月刊的《文艺报》,自1982年起改为月刊。自1981年评《苦恋》以来,在一些基本的文艺观点以及对文艺形势的估价上,《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代表两种文艺观、并屡屡公开对阵的刊物。《苦恋》问题已成过去,在如何对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论争。这次新的论争,是因《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的《本刊说明——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起的。全国很多文艺刊物和人文学术期刊,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实际上是围绕着对《讲话》是否“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和是否退回到“十七年”的大论战。因此,这场大论战,与其说是《时代的报告》与《文艺报》两刊的论争,毋宁说是新“左派”与党中央领导下的主流文艺观之间的一场斗争。
“十六年”论一出笼即遭批评
《时代的报告》(月刊)1982年第2期发表《本刊说明——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化大革命十年与文化大革命后新时期文学的六年连接起来,统称“十六年”,把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制的“文革”十年与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新时期六年混为一谈。该刊同期还发表了两篇文章:《加强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引导——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作者燕铭)、《试论〈讲话〉对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作者张晓生)。
针对着《时代的报告》1982年第2期发表的《本刊说明》,安徽省文联所属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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