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站在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容博大、思想深刻，体现了他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前瞻性，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4-0014-07

[收稿日期]2014-12-03

[作者简介]刘建伟（1978-），男，山东日照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深刻把握中国生态国情新特征和生态环境治理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根据新的实践不断赋予生态文明建设以新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观点，全面反映了新时期党中央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部署。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内容博大、思想深刻，蕴含着治国理政的四大思维。

一、体现时代要求、强化规律遵循的战略思维

生态问题关乎经济发展、民生健康，关乎国家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受人口规模、发展理念、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生态环境积累性恶化，并呈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难度前所未有。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立足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问题进行了富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阐述。

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关于生态问题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基本国情和人民愿望，习近平更为透彻地阐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运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进一步阐述了生态环境的多维价值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另外，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治理格局中的地位。习近平又进一步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赋予了中国梦的生态维度，诠释了生态文明在中国梦中的地位。

另外，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陆地和空中的生态环境质量，对生态系统脆弱性明显的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度不够。受粗放型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中国海洋生态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物种日趋减少，近海环境呈复合污染态势，渔业资源种群再生能力下降，海洋生态安全遭受严重威胁。习近平敏锐地看到海洋生态保护的紧迫性，专门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整体性和前瞻性部署，提出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滩”[2]。这意味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格局和战略的重大调整，对于我们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实现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习近平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握本质，立足当下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规划，在继承我们党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既符合生态环境治理规律又符合生态系统自我演化规律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其一，尊重生态环境治理规律，把生态文明建设看成“系统社会工程”。生态体制的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现行生态管理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不够，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重复建设情况严重，分权化、部门化和碎片化监管现象突出。这很容易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和“九龙治水”两个极端，造成的结果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弱化、治理绩效差。习近平洞察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操作性困境，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看成系统的社会工程，并将其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中，强调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谋划、协同推进，防止单兵突进、顾此失彼。他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要求：在发展理念上，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在发展模式上，自觉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转变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他呼吁地方在经济发展中摆脱“GDP至上”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并形象地将之比喻为去“紧箍咒”，强调只有实现了绿色发展才值得称赞。

其二，遵循生态系统的自我演化规律，“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人类对生态的影响不应超越生态的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否则就会破坏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进而引发生态事件或灾难，危及人类生活和健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3]（P383）。当前，很多地方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无视或者忽略人属于自然界、受制于自然规律的现实，采用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的做法，给自然过多打上人为的烙印，完全违背了生态系统自身的生成和演化规律。对此，习近平深恶痛绝，痛斥“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4]（P110）。他认为，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自然的主体性，在遵循生态系统自我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和生态再生产的统一，“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他的这一论断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扬弃和超越，是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认识的升华，是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5]习近平站在新的高度上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生态文明建设看成系统工程，提出“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的战略思想，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根据、经验根据和现实根据的综合性战略判断和战略决策，丰富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整体部署。

二、掌握主要矛盾、推进协同治理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指从内在矛盾的运动、变化及各个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它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一种注重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看待事物的思维方法。

矛盾分析法是辩证法的根本分析方法，也是辩证思维的重要体现。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人与自然之间的根本矛盾入手，深入分析人口、经济、生态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抓住重点性、关键性问题首先解决。从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可以看出，矛盾分析法始终贯穿其中。具体而言：（1）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面，强调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2）在具体生态问题解决的优先顺序方面，将解决损害群众健康、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颗粒物污染防治，以及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3）在生态问题解决方式方面，摒弃过去主要依靠运动式突击检查、开罚单等末端治理方式，突出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综合治理，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技术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人口和经济对资源的压力；（4）在治理措施方面，强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通过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

抓住主要矛盾是关键，但是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辨证施治”[4]（P32），全面而非片面地、系统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而非孤立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进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消费模式的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早在浙江的时候，习近平就提出要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6]（P223-224），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他又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二者既相互制约，又相得益彰、协同共进，要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很多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治理生态环境、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仅仅理解为经济问题的看法，习近平严肃表示：“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4]（P103）

同时，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注意实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衔接、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相协调、整体推进和全面突破相统一，在实践中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措施的协调一致、辩证统一。另外，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他要求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的联动机制，否则“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8]。也即是要求摒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部门本位主义思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要服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在统一谋划、相互配合中取得协同治理优势。

三、强化刚性约束、注重执行绩效的法治思维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法治思维也即是符合法治的理念、精神和逻辑的思维，它决定和支配着法治方式。习近平特别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2006年在给《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短论中，他就曾经敏锐地指出，“改革的深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对从法律和制度上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提出了新的要求”[6]（P202），强调要发挥法律的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对国家的法治建设进行了系列论述，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

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的相关论述本身就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其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更是法治思维的直接体现。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4]（P104）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于法有据，要在法律的指导下进行；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紧紧依靠法治，运用法律约束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最后，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真正发挥法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功能。习近平的这一论述强化了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是审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的重要转变，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建设，习近平论述尤多。他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强调法律法规的构建，也注重法律法规的执行，既注重法治的规制作用，同时又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首先，建立健全法律制度。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由人治型向制度型转变，发挥制度在治理规范和程序建设、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方面的作用。通过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统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基本，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具体体制机制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减少治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治理效能。法律制度体系是动态和发展的，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及时补充新的法律制度，同时不断修正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要不断完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建立健全具体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等。

其次，增强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要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必须实现制度的构建和制度执行的有机统一，仅有精良的法律制度没有有效的执行机制，则制度效能低下，形同虚设。习近平特别看重制度执行的效果，强调“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4]（P81）。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他要求改变过去“唯GDP论”、“数字出官”的观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和官员考核体系，并置于突出位置，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而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9]。很多领导干部把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对于这种情况，习近平要求组织部门、综合经济部门、统计部门、监察部门等联合起来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审查，切实做到有责必究、严厉惩戒。

最后，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除了发挥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规制作用外，还要重视生态文化、生态意识等非正式制度的熏陶功能。通过宣传教育培养公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督促公民自觉养成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实现由生态认知、生态情感向生态行为的转变。

四、恪守生态红线、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创造性思维。按照习近平的解释，就是作决策、办事情，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所以，底线思维是一种蕴含忧患意识的思维，是一种积极防御性思维，也是一种战略性思维。只有确立了底线，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做事的尺度、原则和办法，才能更好地掌握做事的战略主动权，做到有的放矢、应对自如。

生态红线表示人类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一种张力，说明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它的提出是底线思维的一种表现。通过查阅近几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可知，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生态风险无处不在。面对过去欠账太多、新旧问题错综交织的现状，习近平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责任担当，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9]“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9]。在这里，习近平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生态环境治理时不待我，否则生态赤字持续扩大，治理成本积累性后移，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其二，要尽快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要划定和恪守生态红线，否则我们设想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难以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保证，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难以保障。

习近平还多次谈到耕地红线问题。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耕地资源的存量增减、质量优劣关系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在应对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人口给耕地带来的压力。根据《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的数字，中国现有耕地面积20.27亿亩，年内净减8.02万公顷，未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将是中国长期要面临的问题。

面对耕地资源危机，习近平特别指出：“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严格土地用途管制。”[9]他强调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9]。同时，要求严格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重点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的耕地安全。

大气污染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地区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能否有决心有魄力治理雾霾，还人民以蓝天白云、新鲜空气，考验着新一届领导人。面对空气质量恶化的状况，习近平提出：首先，建立大气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确定大气环境承载力红线，当接近这一红线时便及时提出警告警示；其次，采取刚性措施确保这一红线，严格考核指标、加强环境执法监管，依法追究相关领导、单位和个人责任。将划定红线和恪守红线有机结合起来，以自我倒逼的形式推进雾霾治理，显示了习近平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不仅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划定目标红线，而且还为保证目标红线的实现划定责任红线。他强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和使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9]。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执政目标中，一方面显示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表明我们党自我警醒、自我督促的强烈责任感。两条“红线”显示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有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五、结论

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论述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前瞻性，是新时期中央领导集体执政理念、工作思路和领导方法的重要体现。概括而言，呈现以下特点：

其一，植根现实。科学的思维总是来自于对实践的科学认识，同时不断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巩固、发展。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现实意识，他总是从具体的、老百姓关心的现实问题入手，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症结所在，然后提出解决的思路、对策。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各种思维是以现实为依据理性思考的结果，也反过来指导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

其二，把握本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构成的原因和具体表征各有不同，如何透过表象把握本质对执政者是重大考验。习近平透过芜杂的现象深刻把握了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障碍的制度性因素，提出：遵循生态环境治理规律和生态系统自我演化规律，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协同性，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强化制度治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范化；划定生态红线，用倒逼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这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本质问题，有利于从根本上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

其三，注重执行。习近平特别强调制度的执行，他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4]（P29）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习近平要求增加生态元素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追究，并自觉划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生态治理责任“红线”，力求解决生态责任不落实、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完整、准确地实施，提高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蕴含的四大思维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体现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自然资源永续利用规律和生态环保规律的把握和遵循。它凝聚了习近平纵览全局、把握大局、驾驭复杂问题的智慧，展现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具有指导价值。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3-07-21.

[2]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N].人民日报，2013-08-0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1.

[6]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7]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9–08.

[8]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3-11-16.

[9]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25.

责任编辑 李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