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琳

1

在我家乡梨城，慈恩塔绝对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这座古塔始建于后唐同光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作为名塔被收录进《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中。《古今图书集成》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驾齐驱的中国古代三大文化巨著之一，因此慈恩塔对我家乡来说意义不同凡响，可谓妇孺皆知。

如果算直线距离，从我住的地方到慈恩塔大约有1公里，但要穿过谢家坊那弯弯曲曲的小巷到塔下，那会多出一至两倍的距离。从市政府宿舍后门出去，沿着小巷自东向西一直走到尽头，就到了梨城的邑山翠华顶脚下。顺着石阶拾级而上，在半山腰有一个十亩见方的荷塘，夏天的时候，田田荷叶间开满粉红的荷花，馨香扑鼻。塘边建有休闲广场，每天晚上都聚集着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再往上走百来个台阶就到山顶的慈恩塔底下。当然，从市中心到慈恩塔的路有很多，穿城而过的19路和25路公交车都可直达慈恩塔公园的正门口。我之所以把去慈恩塔的路线选在这，完全和我居住在市政府宿舍有关。

有一段时间里，只要天气好，晚饭后我会陪着我母亲沿着谢家坊里幽深曲折的小巷一直走到慈恩塔那里去。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老得极快，我发现她越来越表现出老年痴呆症的倾向。她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半天，多数时间都在打瞌睡。她睡着的时候，下巴流着长长的口水，亮晶晶的一直垂到前襟上，总是将胸前洇湿好大一块。医生提醒我，没事带她出去走走，要不哪一天她真会认不到回家的路。当然这是我离婚之后的事。

离婚后我搬回母亲在市政府的宿舍和她一起居住。从我家的阳台望出去，眼前就是谢家坊那片密密麻麻高低错落的老民宅。坊内横七竖八的小巷密如蛛网，许多建筑都是明清时候遗留下来的，陌生人进去有时半天都绕不出来。对于谢家坊，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谢家坊，巷子弯又长，一半刘来一半张，打铁铺、典当行，唱戏耍猴满乡场，还有婊子一帮帮，脱开裤子照月光。”可见谢家坊当年的繁杂，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谢家坊居民自古就以刘张两大姓为多，至于叫谢家坊和梨城开疆始祖谢扈在此筑堡修坊有关。这片坊目前是全市最大的旧城区，有两千多户居民，市政府曾多次打算进行旧城改造，可是牵涉到的征地和补偿费用都是天文数字，几届的市领导都下不了决心。

如果再将目光越过这片黑压压的青墙黑瓦延伸到尽头，就可以望到慈恩塔高高的塔顶。其实我这么说并不贴切，因为慈恩塔根本就没有塔顶，它的塔顶早在1944年就被雷劈掉了。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母亲主编的《梨城市志》有记载。

说实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慈恩塔是熟视无睹的，这一段时间如果算起来也许和我的年龄一样长。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我母亲的一个意外发现，我甚至会认为这种熟视无睹可能还会随年龄的增长一直延续下去。

现在想起来，我对慈恩塔的关注应该是我父亲去世后不久的一个深秋的夜晚。当时我陪我母亲坐在阳台上，深秋的月亮，像瓣肥肥的蜜角，流淌着浓汁，那汁液是蜂黄色的，有些浑，有些黏，流到楼下的落叶萧萧的梧桐树上。环境有些暗，有些金，看不怎么分明。我和母亲都没有说话，过了许久，突然母亲说，你看，慈恩塔像不像观音坐莲？

我顺着母亲的手指望去，只见一弯新月悬在慈恩塔上空，这时的慈恩塔笼罩在一片清辉之中，它那被雷劈掉的塔顶呈四十五度夹角，侧面于我，极像一座观音坐莲的雕像！

我母亲为自己这个发现激动不已，我看到她像孩子般地笑了起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有很长时间没看到我母亲笑了。

说也奇怪，也就是从那天起，将近一年足不出户的我母亲每天傍晚就要我陪她去慈恩塔下走一走。我们在苍茫的暮色里穿行在幽深逼仄的小巷里，挂在高高电杆上的路灯刚刚亮起来，昏黄昏黄的。这时巷子里的人家大多数都在准备晚餐，浓浓的油烟充斥着整条巷子，让你对人间烟火有切身的体会。高高的马头墙爬满藤蔓，两边屋檐上的瓦当生长出长长短短的杂草，无不让你感觉到岁月在此停留的痕迹。有时还可以看见一只黑糊糊的老鼠从墙洞里钻出来，弓着身子贼头贼脑顺着墙根一溜小跑，偶尔也有一辆电单车“滴滴”尖叫着从小巷深处闯出来，将高低不平的青石板路面碾得“空空”乱响。我们到达慈恩塔下时，广场舞才开始，在震耳欲聋的舞曲声中，大妈们手舞足蹈、张牙舞爪的模样常让我忍俊不禁。我陪着我母亲在塔基下缓缓踱步。塔基四周竖着半人高的石柱，柱和柱之间穿着手臂粗的铁链，上面挂满了大大小小形状不一锈迹斑斑的同心锁。应该是挂的锁太多，铁链难以承受重量，居然将有些石柱拉得歪歪斜斜，甚至有的还倒仆在了地上。我母亲说，过去梨城青年男女相恋都要在这里锁上一把同心锁，似乎一把锁就可以锁住两颗相爱的心，而且钥匙还要丢到下面的荷塘去，永远也不许打开。

有时我因工作忙，我母亲竟然会一个人去。我很担心，我怕她丢了。我母亲就笑，说怎么能丢，这些路我闭着眼都分得清，怎么能丢。她说这话时笑得像孩子，有娇羞的模样。

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母亲的记忆衰退得厉害，她常常面对几十年的朋友会想不清是谁，她甚至有时会把保姆认作是我前妻。但让我奇怪的是，她对慈恩塔顶的倒塌却记得十分清楚。

那天晚上我在寿宁桥上乘凉，当时我看见一轮满月从翠华山顶冉冉升起，整个山顶笼罩着一片迷蒙的亮色。就在月亮升到塔顶露出浑圆的面庞时，我猛地看见一道闪电从遥远又苍茫的夜幕中射出，像把利剑朝塔顶劈去，塔顶顿时蹿起一个大火球，旋即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火球顷刻四分五裂像流星雨般往下落，我甚至还听到青砖黑瓦哗啦坠地的响声。我母亲曾不止一次这么向我叙述，她的叙述极有条理和文学色彩，无懈可击，而且口齿清晰，思维敏捷，根本不像是有老年痴呆症的倾向的人。

但我母亲的叙述突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这让她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当我向她考证这个问题时她表现出来的样子就像一个没有认真听讲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显得十分的茫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在我调任市方志委主任不久，省《方志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慈恩塔顶的倒塌》的文章，对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提出质疑，毫不客气批评《梨城市志》以讹传讹，是对历史不负责任。此文一出，在梨城方志界掀起骇然大波，当年曾参与市志编纂人员纷纷撰文反驳，一时唇枪舌剑，笔墨之争越来越激烈。作为省里唯一的方志学术杂志，《方志研究》干脆开辟了一个争鸣园地，引导学术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在全省方志界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引起国家方志界有关专家的关注。连续几个月都有人在杂志上撰文来解析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有说是晴天霹雳，有说是遭国民党空军误炸，还有说是日军蓄意炸毁梨城镇邑宝塔，更有甚者说是城外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发射炮弹误中，一时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对此很重视，专门来市方志委进行调研，他指示我要尽快弄清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结束旷日已久的争论。离开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史志的功能是存史资政和教化，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不能让外界笑话！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你母亲也是一个交代。

我母亲曾是梨城城工部成员，解放后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梨城成立方志委，适逢修志，市委书记亲自点将，调任我母亲担纲《梨城市志》主编。我母亲组织了一批专业人士，殚精竭虑历经七载编纂出版了140万字的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部《梨城市志》。长期以来，我母亲都为此津津乐道，甚是自豪。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几十年后她引以为豪的《梨城市志》竟然遭到了质疑，这让她焦虑不安，常常一个人半夜起来坐在黑糊糊的客厅里不知在想什么。

《论慈恩塔顶的倒塌》的作者是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大学生，名叫夏红英，夏红英长得和她的名字一样普通，黑黑瘦瘦，个头很矮，充其量也就一米五，像个没发育的孩子。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还以为她是个中学生。

夏红英家住梨城，是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夏红英说一开始她并没有去关注慈恩塔顶倒塌的事，她原来的目的是想寻找失踪多年的姑姑夏秋花，为此在坊间做过不少调查，也查过一些资料，偶然发现《梨城市志》记载1944年夏天梨城境内曾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对照志书里所说慈恩塔顶的倒塌是遭雷击所致，觉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于是撰文提出质疑。

对于夏红英提出的问题，《梨城市志》的确记载得十分清楚，1944年夏秋时节，梨城发生了自嘉庆二十四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赤野千里，庄稼歉收，城郊马家庄百姓因饮用阴沟里的污水发生痢疾，死亡三十多人。

而对于慈恩塔顶倒塌原因的那些猜测，夏红英觉得不可信。她给我提供了一份从省档案馆复印来的资料，资料上明确记录着民国33年7月21日，也就是慈恩塔顶倒塌的那天，距梨城560公里的省城国民党空军凤凰山机场，白天曾出动过两架P-40型战斗机拦截日军轰炸机，其中一架在击落一架日机后被敌机击毁坠海，是夜没有再出动战机。我的家乡梨城位于内陆山间盆地，除了省城国民党空军的凤凰山机场，在当时方圆上千公里没有中国军队第二个机场。从这个原始资料可以证明，国民党空军误炸这个说法不成立。

至于城外共产党的抗日部队发射炮弹误中这一说法，夏红英认为也不可能，她通过查阅《梨城抗日斗争史》，指出1944年六七月间，清源山军分区的抗日部队被日军重重围困在距梨城五十多公里外的黑风口，按这个距离推断，当时的抗日部队完全不可能发射炮弹到城里。

晴天霹雳这种说法夏红英认为更没有科学依据。雷电是雷雨云中的放电现象，形成雷雨云必须空气中要有充足的水汽，要有使湿空气上升的动力，空气要能产生剧烈的对流运动。可那个夏天根据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梨城的天上就像着了火一样，一丝云彩都没有，毒花花的太阳晒得人脱皮，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对于日军蓄意炸毁，连我都觉得不可信，在当时对日军来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既然如此，为什么梨城方志界却坚持慈恩塔顶倒塌是遭雷击的观点呢？我的同学市档案馆馆长吴美丽给我看了一张民国33年7月22日的《梨城日报》，报纸头版刊登有这样一条新闻：“昨晚十时许，位于城北翠华山顶的慈恩古塔遭雷击，顶层受创倒塌。”报纸上还登载了无顶慈恩塔照片。从时间看，这张报纸是慈恩塔顶倒塌的第二天出版的，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历史资料。

夏红英说本来她也没有把她姑姑夏秋花的失踪和慈恩塔顶倒塌的原因联系起来，这看起来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但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她姑姑就是慈恩塔顶倒塌那天晚上失踪的，而且当时慈恩塔里死了个人。

夏红英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慈恩塔里曾死过人！

其实，当年也有人提出过异议。已经退休的郑文之后来对我说，但都是些坊间议论，也没有人当一回事。当然啦，你母亲的证词起了很大作用，毕竟她是主编，又是见证人。

我问，当时都有哪些不同看法？

郑文之眯着眼睛想了半天说，好像有几种说法，基本和现在那些文章上提出的差不多。

不过我觉得炸弹炸毁的可能性大些，至于是不是日本人干的就不可知了。郑文之说，我当时是资料收集员，记得曾收到过一份资料，提到过慈恩塔顶很可能是有人用炸弹炸塌的，当时我还把这份资料交给你母亲，她看后没当一回事。那时候收集来的原始资料堆了整整一间屋子，有些资料也不一定有用。

郑文之说他之所以对这份资料有些印象，是因为里面提到那天晚上慈恩塔里死了人。他的这个说法和夏红英的说法很相似。

我后来让资料员在单位的资料库里查找郑文之所说的那份资料，可他灰头土脸找了整整一个星期也没发现。

郑文之说，会不会你母亲看了那份资料后忘记交还资料室归档，按理说不应该，作为一个领导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我向我母亲核实这件事，我母亲听了一脸茫然，想了半天说，有这种事吗，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看她一脸无辜，我一时弄不清我母亲和郑文之究竟是哪个人的记忆出了差错。

2

城隍巷是谢家坊唯一一条不能称为巷的街。旧时谢家坊是梨城人口最密集之地，城隍巷就在谢家坊的中心地带，由西向东将谢家坊一分为二。就是今天，街上那些残存的门楼、石柱以及马头墙上飞跃的龙脊、钉着锈迹斑斑铜扣厚重的大门，以及旧式门窗上雕刻的花鸟、山水图案，都依然可以看出当年这条街上繁盛的痕迹。即便是日军占领期间这条街上也是店铺林立，是梨城最为热闹的街市。城隍巷的中段有一个乡场，旧时叫火烧坪，中央竖着几条不知哪个朝代有功名人立的青石桅杆，据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当年小鬼子经常在这枪毙人。乡场的右侧有一座城隍庙，梨城沦陷期间，日军的军火库曾设在庙内。

几个老人坐在城隍庙的石级上纳凉。我向他们打听一个叫刘三金的人，一个老妪拿着手上的蒲扇指着一个光着脊背挑着担泔水的背影说，正好，那就是。我跟在刘三金的身后进了屋，待他把泔水桶搁在天井里，转过身，我这才看清这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赤裸的胸脯肋骨毕现，搓衣板似的，脖子老长，像渴了的鸭。刘三金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烟，毫不客气“吧嗒吧嗒”吸起来。听我说明来意，刘三金嘻嘻笑起来，又向我要了一支烟，却不抽，夹在耳朵上，说，你们真奇怪，不就是死了个人啦，好几十年了，还问。

我问他怎么知道当时死了个人？刘三金说，我怎么知道死了人，那时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爹说的。

我父亲早死了。刘三金看我眼睛往屋里瞧，又说。

我问他爹都说什么了？刘三金说，听他爹说，慈恩塔顶倒塌后几天，家里刚好要垒灶，他爷爷就让他爹去翠华山上挑几块塔砖回来。在我家乡梨城自古流传这样的习俗，灶头需用坟头或庙塔上的老砖，寓意受祖先和神灵的庇护。

我爹那年15岁，天刚蒙蒙亮就挑了一担土箕上了翠华山，到了慈恩塔下，只见满地都是残砖破瓦和烧焦的木橼子。

市志里说是遭雷劈的。我提醒他。

屌都不识拱（梨城人说翘的意思），笼勾说成鸟铳。刘三金“嚯嚯”一笑说，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是吃人饭做鬼事，胡编乱造。

你的意思是炸弹炸的？

那当然，我爹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刘三金将拇指压在中指上用力一弹，烟屁股就优美地划了道弧线，从天井照壁上万字格墙洞里飞了出去。

当时我爹就在那堆废墟上扒，想捡几块齐整的砖。当他扒出一块砖时，发现那块砖上爬满黑糊糊的蚂蚁，我爹把砖翻过来，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你猜他看见什么了？刘三金从耳朵上摸下烟在鼻子上嗅了嗅，又夹回耳朵，看着我。

我连忙再递了一根烟给他，并凑前给他点着火。

刘三金喷了一口烟，右手在左手上做了个切菜的动作说，我爹看见那块砖下压着半个手掌，爬满白花花的蛆，吓得丢了扁担和土箕，连滚带爬跑回家，一头扎在床上蒙着被子直叫有鬼。我爷爷慌了，请了下东门的马半仙来跳神，马半仙在一个盛了米的簸箕上划拉一阵就说我爹撞了煞，让我爷爷备了香烛到慈恩塔下烧。我爷爷胆子大，烧完纸钱，就在那堆废墟里扒拉，可除了扒出几块碎布片外，哪有什么手掌。我爹说我爷爷是个老财迷，不仅挑了一担塔砖回家，还捡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碎布片回来，说是布片上有朵好看的荷花，正好给我奶奶做个围裙。我奶奶名字就叫荷花。我奶奶觉得晦气，把那块布片塞灶膛给烧了。我爷爷当时还连叫可惜，心痛半死。

对于刘三金神乎其神的叙述，我持怀疑的态度。如果那天晚上慈恩塔下压死了人，怎么就会只看见半只手掌，总不会有人把尸体给藏起来了吧。但刘三金的叙述中有一个细节引起我注意，那就是有荷花图案的布片，假如这个细节是真的，那么这荷花图案的布片很有可能就是死者留下来的。那么这个死者会是什么人？尸体去了哪里？

我突然想到吴美丽。她在我们梨城绝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已过不惑之年依旧一年四季喜穿旗袍。据说她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梨城民间传统服饰的论著。

吴美丽怎么也没想到我会去和她聊旗袍，顿时来了兴致，她将一叠照片扔到我面前说，从民国初到解放前夕，梨城女性的旗袍最流行的有两种图案，一种是荷花，一种是梅花，这和我们梨城自古盛产白莲和广植梅花有很大的关系。梅花图案的旗袍质地较厚，一般适合冬春季节穿，荷花图案的旗袍质地较薄，适合夏秋季节穿。这是我多年收集的资料，你看看。

我翻看那叠照片，都是一些女性身着旗袍的照片，只是这些图片年代久远，许多都模糊不清，对于高度近视的我看起来更是吃力。

吴美丽从那叠照片中挑出一张给我看，虽然发黄照片上还有块污渍，但照片上的女子依旧让人感到很漂亮。吴美丽指着相片对我说，这美女穿的就是荷花旗袍，荷花一般是墨荷，花朵都比较大，在前胸和后背是荷花，而臀部是荷叶。我现在穿的旗袍基本是在这些传统基础上稍加改进的。吴美丽立起身，很优雅地在我面前转了一圈，她的身材凹凸有致，只是旗袍上的荷花图案不是墨荷，而是绿叶红花的彩色图案，两朵荷花恰到好处地开放在她高耸的胸部。

吴美丽的丈夫原是市民政局副局长，一次出差因嫖娼被摘了乌纱帽，吴美丽很平静地离了婚，依旧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不像我，离婚几年了依旧还未从失败的婚姻阴影中走出来。

如果刘三金说的是真的，那么那些有荷花图案的碎布片很有可能就是死者身上穿的旗袍遗留下来的。吴美丽说。

那死者呢？总不可能一个晚上就蒸发了吧？据说那天晚上小鬼子赶到慈恩塔下搜查了半夜。假如死了人，小鬼子不可能不发现。可是第二天的《梨城日报》刊登慈恩塔顶倒塌是遭雷击的新闻，一字没提死人的事，这又作何解释？

吴美丽用铅笔敲打着桌面，想了半天说，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就是那天晚上慈恩塔顶突然发生了爆炸，到底因何爆炸我们暂且不论，恰好有个女人在慈恩塔里，被炸个正着，但这人没有死，只是被炸飞了一只手掌，她在日本人赶到之前就离开了。

吴美丽读书时数学就特别好，逻辑思维能力极强，她常常能把毫不相干的事物牵扯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并且几乎都能从中发现一些别人不易察觉的内在联系，她的这个能力让我们这帮同学望尘莫及。尽管在这个方面我非常佩服吴美丽，但对她的这个假设我不同意，我说从散落的残碎布片看这人一定被炸得四分五裂，不可能不死。说到这我脑袋灵光一闪。做了另外一个假设：这个女子被炸得体无完尸，日本人赶到后发现了死者，或许是觉得有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调查，当夜就将尸体秘密转移了。

吴美丽想了想说，这好像有点道理，如果是爆炸，小鬼子是一定要追查的，当时梨城城工部地下活动非常频繁，不时有小鬼子被暗杀和袭击，我想日本人肯定会把这起事件和地下党活动联系起来。

我让吴美丽帮我好好分析一下，假如那天晚上慈恩塔里真死了一个人，那么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有按照这条似有似无的线索追寻下去，或许可能找出慈恩塔顶倒塌的真正原因。

吴美丽给我做了这样一个分析：从现场遗留下来的荷花图案的碎布片来看，这个被炸身亡者应该是个女性，而且还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女性。那么什么人在当时会穿这种图案的旗袍呢？吴美丽说，应该是家境比较好的女性，当年梨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服就是旗袍。

吴美丽的话一下点拨了我，我的母亲当年就是梨城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梨城女子师范学校当时是全省唯一一所招收女生的学校，在江南很有名气。梨城沦陷后，由于校长张耀庭早年在日本留学，和日本军方许多大人物都有密切联系，加上日军宣扬所谓的 “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张耀庭被委于梨城总商会会长一职，使得梨城女子师范学校得以保存下来。

吴美丽建议我到梨城师范大学看看，或许可以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情况。

梨城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是梨城女子师范学校，坐落在翠华山北侧的鸣翠湖畔，校园湖光山色，古木森森，风景十分秀丽。经过查阅校志，我了解到慈恩塔顶倒塌的第二天，也就是1944年7月22日一早小鬼子就封锁了学校，按名字核对师生人头。当时全校有8个同学未到校，经核实，最后只有二年级一个叫夏秋花的学生失踪，小鬼子遂对全校师生进行审问。在审问过程中，小鬼子多次猥亵调戏学生，更有甚者一天晚上三个小鬼子轮奸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不堪凌辱撞墙身亡。被激怒的广大师生群情激愤举行抗议示威，和日军产生冲突，惨无人道的小鬼子在学校大门口架起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师生进行扫射，打死打伤师生二十多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梨城女子师范学校惨案”。随后，小鬼子查封学校，遣散学生。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52师进入梨城，梨城女子师范学校才得以复课。

这个发现让我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虽然我不敢肯定夏秋花的失踪和慈恩塔里那个死去的女子一定有关，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巧合。后来，我在和夏红英的爷爷夏冬阳交谈中，也发现他提供的夏秋花失踪时间和我在梨城师范大学了解到的情况相当吻合。

夏冬阳的父亲当年在谢家坊的城隍庙边上开了一个豆腐铺，俗话说“三亩肥田抵不上一个瘦店”，虽然日子过得不是很宽裕，但还算说得过去，当时他的姐姐夏秋花也就读于梨城女子师范学校。慈恩塔倒塌那天晚上，他的姐姐被同学叫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让他好好想想，是否记得是谁来叫他姐姐的。

夏冬阳眯着眼睛想了半天，那时我姐隔三岔五都会领同学回来吃豆腐脑。我记得她有一个同学长得非常漂亮，和她玩得最好，我姐曾说她是校花，至于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你肯定是那个校花来叫你姐的吗？

我那时才七八岁，哪记得。不过我姐那个同学来得很勤，有时候她和我姐关在屋子里嘀嘀咕咕，很神秘的样子，总怕让人听见似的。

你姐失踪后，你父母就没找那个校花同学问问情况？

问什么啊，我爹第二天就被小鬼子抓去关了半个月，打个半死，差点命都送掉了。等我爹回来再去学校，都停课了，听说小鬼子开枪打死好多人，哪还找得到人来？

夏冬阳告诉我，他姐姐失踪后，他爹就关了豆腐铺，到处打听他姐姐的下落，可都没音信，又担心小鬼子再来找麻烦，一家东躲西藏，直到第二年秋小鬼子投降豆腐铺才又开张。

现在的夏冬阳依旧开着豆腐铺，我在和他谈话时，夏红英一直在门口帮着卖豆腐，偶然也会进来插上一两句嘴。闲聊中我得知夏红英的父亲在她7岁时因病去世，她的母亲耐不住寂寞，第二年就跟一个打家具的浙江木匠跑了，夏红英是她爷爷靠卖豆腐抚养大的。

要是我姑姑还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夏红英送我出来时，低着头说。这么多年来，我爷爷都不敢搬房子，就是担心我姑姑回来找不到家。以前我还小，我爷爷从来不向我提起，我真希望能找到我姑姑，不管是死是活，也要给我爷爷一个交代。

3

我曾不止一次听我父亲说，我母亲当年是梨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

我母亲是个弃儿，从小在梨城基督教会的福利院长大，16岁那年进入梨城女子师范学校当寄宿生。实话实说，我母亲长得的确很漂亮，皮肤雪白，身材修长，眼睛泛着淡淡的蓝色，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几分欧洲人的血统。我姐说我母亲长得像玛丽莲·梦露。

当我向我母亲询问她当年是不是梨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花时，我母亲就笑，说那时谁漂亮一点都被叫校花，校花的帽子漫天飞，就像现在看到女的都叫美女一样，谁要真当一回事那可傻大了。她的这个回答和我要打听的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我再问，她就说记不得了。

毕竟当年就读于梨城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还大有人在，虽然时隔多年，但她们都一直认定，当年梨城女子师范学校公认的有大小两朵“校花”，“大校花”是陶梅芳，“小校花”就是我母亲——李慕容！号称“桃李双绝”。

陶梅芳是梨城敌工部地下党员，根据《梨城党史》记载，梨城女子师范学校惨案发生那天，陶梅芳为掩护学生撤退被小鬼子射杀，年仅24岁。解放后她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在梨城可谓妇孺皆知。

从夏冬阳的回忆来看，那个和夏秋花要好的校花应该不是李梅芳，很有可能就是我母亲。可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听我母亲提及过这方面的事，难道是她一直在有意回避和隐瞒什么？这似乎没有理由。

为此我做了一个推测：那天晚上，我母亲约夏秋花去慈恩塔玩，但不知什么原因，慈恩塔发生了爆炸，夏秋花被炸身亡。年少胆小的我母亲生怕承担责任，又发现小鬼子在追查爆炸事件，就将这个天大的秘密隐瞒了下来。

但这个推测很快又被我自己推翻，如果那晚我母亲真的是和夏秋花在一起，夏秋花被炸身亡，我母亲怎么可能就一点事都没有呢？这有点不合乎逻辑。

对于陶梅芳，我走访的那些老人都表示当年不知道陶梅芳是地下党。在与他们交谈中，他们也无意间透露出陶梅芳当年在梨城女子师范学校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人长得漂亮，一直被学校一些年轻男教师追捧。但究竟她和谁谈过恋爱，好像又没有人说得清，但有一个名叫杜西蒙的男教师似乎和陶梅芳的关系不一般。

在这篇小说里，尤其是一篇有关对历史谜团进行解密的小说，在你进行探究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人或事不知不觉中牵扯进来，比如这个杜西蒙，在此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出现在我的这个小说里。

杜西蒙是一个因言获罪的人。其中一个老人这么回忆说，小鬼子封锁学校时，杜西蒙有出来证明那天晚上陶梅芳在他房间过夜。我记得解放后他还在学校呆过一段，“文革”时被判刑，平反被安排在图书馆，好多年前我在街上碰到过他一次，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

这个老人告诉我，杜西蒙这个人是比较花心，当时和好几个学生都有来往，但人并不坏。陶梅芳死后，他一下变得沉默寡言。学校停课后，大家都离开了，可他却没走，留在学校护校。那时的校园里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就阴森森的，常看到他独自一人在树林子里走走停停，披头散发，胡子拉碴。第二年学校复课时，天都凉了，杜西蒙依旧穿着薄薄的长衫立在校门口迎接同学，不少同学忍不住上去抱着他就哭了。

你要是想找他，可以到图书馆问问。老人建议我。

几天后，我在城北一个叫马铺的老居民楼里找到杜西蒙的家，不过杜西蒙早挂在了墙壁上的镜框里，但他的老伴王月英还在。王月英说她丈夫都死了十多年了，不想再说从前的事。在我的一再开导下，老人又说她丈夫当年就是口无遮拦才给自己惹了一身祸，因为证明陶梅芳曾在他房间过夜这件事，被认为损害英雄形象，在“文革”时被劳教了5年。

你丈夫究竟有没有和陶梅芳谈过恋爱？

绝对没有。在日本人面前证明陶梅芳有在他房间过夜，那是按陶梅芳的意思说的，根本没有那回事。

我有些奇怪，既然没有的事，陶梅芳为什么要让你丈夫证明她有在他房间过夜，这不是自损名声吗？

我怎么知道？王月英显得愤愤不平告诉我，“文革”时，我丈夫因为这件事被整得死去活来，也曾向组织上交代了事情的经过，但那时根本没人相信，经常都被打得遍体鳞伤，回来就趴在尿桶边喝尿，尿可以去伤。也许是触及她的痛处，她的眼睛一下就红了起来。

当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慈恩塔顶倒塌那晚，杜西蒙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一声巨响吓得他从床上跳起来，他起来穿上衣服开门想出去看个究竟，却见陶梅芳和李慕容两个校花神色慌张闯了进来，陶梅芳从杜西蒙手里夺过书塞给李慕容，叫她马上回宿舍，并交代李慕容有人问起就说是跟她来借书的，没出校门半步。李慕容走后，陶梅芳要杜西蒙保证不管什么人问起，都要证明她当天晚上是在他房间过夜，哪也没去。杜西蒙虽然一头雾水，但还是按照陶梅芳的授意，在第二天小鬼子到学校调查时，做了伪证。

其实我丈夫早就猜到陶梅芳是地下党。

你怎么知道？

他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无意听到陶梅芳在慈恩塔下和几个学生说成立 “姐妹会”的事。当时陶梅芳就警告他，如果敢说出去一定会杀了他。

“姐妹会”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是多年以后才听他说起，当时他听到陶梅芳告诉那些学生，“姐妹会”隶属共产党在梨城的地下组织城工部，具体由她陶梅芳负责。

我问，他有告诉你那几个学生是谁吗？

李慕容肯定是一个，还有一个叫夏秋花，别的他叫不出名字。

王月英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强按“怦怦”乱跳的心问，你丈夫怎么就记得她们两个人？

李慕容是全校公认的小校花，谁都知道她，夏秋花嘛，她当时喜欢杜西蒙，当然有印象啦。王月英不自然地撇了撇嘴。

我问，你丈夫有没有告诉你陶梅芳成立“姐妹会”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小鬼子占领梨城那年的端午节。王月英想也没想就说，以往每年端午翠江都有赛龙舟，可那年大旱，翠江干涸见底，根本不能赛龙舟，这让他感到很沮丧，原本想写一首怀念屈原的诗也没了心情，才郁郁寡欢踱步去了慈恩塔，就因为这才无意发现陶梅芳她们的秘密。

我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你丈夫当年保护了一名地下党员，应该是对革命有功之人，可为什么会被认为往英雄脸上抹黑而坐牢呢？

王月英一下跳了起来，那还不是因为李慕容说假话！她的嘴唇都变得乌黑，而且还微微发抖。“文革”开始时，我丈夫被戴上污蔑革命英雄的罪名遭到批斗，调查组找李慕容核实这件事，可李慕容一口咬定那天晚上她根本没有和陶梅芳到过我丈夫的房间。陶梅芳早就死了，李慕容又不承认，他不倒霉才怪！

害人也没什么好下场，李慕容后来还不是照样被关进牛棚，她的大儿子当年还和她划清界限，在武斗中被打死了，也算老天有眼。由于激动，王月英大口大口喘着气。我真不知道如果她知道我是李慕容的儿子会不会当场就将我赶出门。

“文革”期间，我父亲身陷囹圄后，我母亲由于长期在文化部门工作也被打成“臭老九”，被关押进五七干校监视劳动达三年之久。我的哥哥在声明和我父母划清界限后，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1972年8月梨城最大的那场竹古山武斗中被刺刀捅死，这成了我们全家永远也抹不去的痛。

但我母亲一口否认了王月英的这一说法，她说慈恩塔顶倒塌那天晚上她在寿宁桥上赏月，怎么可能跟陶梅芳到过杜西蒙的房间？

我母亲告诉我，杜西蒙当时是学校的国文老师，不高且瘦，戴着金丝镜，常年爱在脖子上围白丝巾，平时喜欢写诗，很有徐志摩的样子。用现在的说法，杜西蒙是一个有着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确有一些学生把他当偶像，常爱往他房间跑。

其实杜西蒙“文革”期间被劳教并不光是这件事，和他当年跟张耀庭走得近有关，那时杜西蒙是学校的督导，常被张耀庭带出去办事。张耀庭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枪毙了，杜西蒙在那个年代怎么脱得了干系？我母亲强调说。

不过他屋里一橱子书倒是蛮吸引人的。

我问她一橱子书蛮吸引人是什么意思？

杜西蒙啊，一些喜欢他的学生都爱往他房间跑，借书就是最好的理由。但陶梅芳绝不可能在杜西蒙房间过夜。我母亲说这完全是杜西蒙在造谣。

我问她记不记得夏秋花？我母亲说，她家里是卖豆腐的，经常带同学回去吃豆腐脑，我也去过。

我说夏秋花的弟弟说当年你和他姐姐玩得很要好。

不可能吧，也许是我长得漂亮一点，他更有印象罢了。我母亲嘻嘻一笑。

夏秋花是很喜欢找杜西蒙借书的学生之一。我母亲这么强调说。

当我问及“姐妹会”是怎么一回事时，我母亲说陶梅芳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声音甜人又美，深得大家喜欢。但她根本不知道陶梅芳是地下党，更谈不上知道什么“姐妹会”。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记忆出现混乱和偏差，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我母亲表示理解。

4

“姐妹会”这几个字眼，在上百万字的《梨城党史》中没出现过，在此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听我母亲提及。

从我母亲的履历看，她是1945年1月经我父亲介绍参加梨城城工部的，这和杜西蒙说她在1944年的端午节就参加了陶梅芳组织的“姐妹会”在时间上不相符。

关于这件事我后来有去向时任梨城城工部部长的汪名骥核实，早已退休的汪名骥证实我母亲并没有说假话。汪名骥告诉我，陶梅芳牺牲后，为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决定在梨城女子师范学校重新物色地下组织成员，鉴于我父亲当时是陶梅芳的上线，对梨城女子师范学校的情况比较熟悉，这项工作依旧由我父亲负责。我父亲通过考察，很快就发展了我母亲和一个叫做陈月珠的学生加入了梨城城工部地下组织。

陈月珠在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你母亲当年一直是我们的秘密交通员，具体接受你父亲的领导，她机智勇敢，是一个很出色的地下党员。

我问他是否知道“姐妹会”这个组织？

汪名骥想了想说，“文革”期间，杜西蒙被审查时的确有提到过，组织上也有找我核实，但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怎么可能会有？

我说你作为梨城城工部部长，如果陶梅芳真的成立了“姐妹会”，难道她不要向你汇报吗？

没有，陶梅芳从来就没有向我汇报过。说实话，当年我们的地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陶梅芳具体是在你父亲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连你父亲都没听她说过，另外你母亲在当年的反映材料中也说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我想这应该是杜西蒙为了开脱自己杜撰出来的。

我后来让吴美丽将杜西蒙“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找出来，虽然有些资料已经不是很齐全了，但的确他在好几份被审讯的笔录里都有提到“姐妹会”以及陶梅芳、我母亲和夏秋花几个人的名字。

你说，杜西蒙会不会说谎？

这很难说，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也许杜西蒙真如汪名骥所说是为了开脱自己杜撰了这么一个谎言也不一定。吴美丽托着腮帮想了一会，又说，不过这似乎也不合常理，杜西蒙虽然是一介软弱书生，但也明白这个谎言一旦被揭穿，会被罪加一等，毕竟当事人中你母亲还在。如果你母亲能站出来证明他说的是真话，那么对于他当年出面证明陶梅芳在他房间过夜就是为保护地下党做出的正义之举，给英雄脸上抹黑的罪名就不存在。

可我母亲坚持说杜西蒙是在造谣。我把之前我母亲对杜西蒙的看法和吴美丽叙述了一遍。你说他们谁说的是真话？

吴美丽将头仰在靠背椅后面，一头的乌发垂到了地板上，明亮洁净的前额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一个在公安局的朋友曾告诉我，从他多年的审讯经验看，一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会表现出语无伦次、言不由衷，但这往往是最真实可信的。而如果对答如流、无懈可击却很值得怀疑。

听吴美丽这么一说，我回忆起我母亲当时对我的叙述的确十分清晰富有条理，完全不像是有老年痴呆症的人。

好，我们暂且就认为杜西蒙所说是真的，但陶梅芳那天晚上为什么就一定要找他来证明自己是在他房间过夜呢？我听我母亲说，当时杜西蒙是学校的督导，又和张耀庭走得很近，张耀庭是个汉奸，这是不争的事实，陶梅芳就没想到杜西蒙会揭穿她？

张耀庭是汉奸，不能说明杜西蒙也是汉奸。我想那天晚上，陶梅芳也是情况紧急，一下就闯进了杜西蒙的房间也不一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杜西蒙当时很可能喜欢陶梅芳，陶梅芳可能是利用了他来帮助自己，另外由于他和张耀庭走得近，他出来证明，小鬼子更容易相信。毕竟年轻人都有一定的虚荣心不是？吴美丽说到这情不自禁笑了起来。

吴美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和我同桌，女孩子发育较早，上初中时她就会给我递纸条。有一次数学考试我作弊，被老师发现，吴美丽站出来说是她鼓动我抄她的，我还不愿意，为我开脱。老师把吴美丽狠狠批评了一顿，但吴美丽却喜笑颜开。放学后，我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她红着脸说，谁叫我要喜欢你啊。可是我那时不喜欢吴美丽，当时的吴美丽长得胖嘟嘟的，每天我都感到一堆白花花的肉在我眼前晃，我戏称她为“无美丽”，可女大十八变，参加工作后，也不知什么魔力让吴美丽越来越变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原来的丑小鸭成了白天鹅，让我刮目相看。我离婚后，已经单身的吴美丽经常会去看我母亲，她和我母亲很亲近。有一次在吃饭时，我母亲看着我们半天，突然说，我觉得你们俩很般配的，要不就凑在一起过呗。吴美丽就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说话，倒是我闹了个大红脸。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夏红英突然找到我，她说我母亲在慈恩塔顶倒塌原因这个问题上一直在说谎。原因是1944年7月21日，是农历六月初二，对梨城来说，月头的夜晚基本上看不到月亮，就算有也是一弯细细的月牙，而我母亲却说那天晚上慈恩塔顶有一轮圆月，从科学的角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仅从这一点来看，我母亲之前的叙述根本就站不住脚。

后来我让我母亲再向我叙述一遍慈恩塔顶倒塌的情景，她的说法和之前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她那天晚上不可能出现圆月。我母亲看着我想了半天，说可能是我记错了，月亮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记得那天有一弯新月挂在天边，慈恩塔四周的古樟如雾如烟，风像流水般悄无声息地从树叶间滑过。我母亲突然停下来，抓着我的手说，慈恩塔上有人。我抬头看，迷蒙月色中的慈恩塔上只有萋萋荒草在风中摇曳，哪有人的影子。我说我母亲一定是眼睛看花了，根本就没有人。

我看得见。下山的时候我母亲坚持说。

我回过头，慈恩塔就像一个风雨中被吹掉斗笠的农人凄然兀立在那里。一只黑色的大鸟不知是受了什么惊吓，扑啦啦从塔顶飞起来，“呱呱”叫了两声就没入苍茫的夜色中不见了。

后来，我母亲又多次和我提到慈恩塔上有人，全身是血，我看得见。她每次都这么说。

为了验证她这话的真实性，有一天晚上，我爬上慈恩塔，我顺着早已腐朽的沿壁木梯爬上塔顶，塔上除了长满萋萋荒草和旁逸斜出的矮小树木，就是一些坍塌的青砖和瓦楞，我坐在那，山下是万家灯火，低矮破旧的谢家坊隐没在迷蒙的月色里，有风从前面吹来，塔下的古樟如雾如烟，发出沙沙的响声。

那个晚上，我独自在塔上坐到下半夜，除了塔里草丛中夏虫的呢喃，就没有任何的声响。

我感到十分迷茫。

5

就在我困惑不解时，吴美丽给我带来一个消息。她说这一段她们档案馆正在实施电子信息化建设，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随着信息库的建立，一些保存的资料也将逐渐对社会开放解密。在资料录入过程中，她有意关注了一些抗战时期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一份清源山军分区党委1944年7月24日的会议记录引起了她的注意。这份会议记录提到，1944年7月中旬清源山军分区为粉碎日军的铁壁合围，曾指示梨城城工部炸毁日军军火库，扰乱和拖住日军进攻步伐，为此还秘密向城内运进了两箱炸药，当时负责接应炸药的联络员就是陶梅芳，但计划未能实施，炸药也不知去向。军分区党委认为陶梅芳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不知晓陶梅芳牺牲的情况下，决定给陶梅芳开除党籍留党察看的处分。

我后来查阅了一下《梨城党史》，对当年梨城城工部计划炸毁日军军火库这件事它是这样记载的：

“……1944年7月21日晚，梨城城工部部长汪名骥带领肖飞、吴天木、李贵、陈大齐、马日久等五名行动小组成员潜伏在距城隍庙后面不远的卞氏小院，当时的行动计划是由汪名骥和吴天木负责干掉岗楼上的哨兵后，其他成员用挂钩攀上后墙，潜入设在城隍庙后院的日军军火库安放炸药。但由于在行动之前日军加强戒备，行动被迫临时取消。”

但这段记述和吴美丽给我提供的另一份当年付回南给清源山军分区党委的调查报告有一些出入。

付回南原是清源山军分区特务连连长，部队突围后，受军分区司令马力的委派，以特派员身份潜入梨城调查梨城城工部未执行炸毁日军军火库任务一事。付回南对那天晚上参与行动的全体小组成员进行了严厉的审查，结论都是由于陶梅芳未按约定时间将炸药送到汇合地点，行动计划被迫取消。

解放后，马力成为梨城第一任市委书记，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曾指示时任公安局长的付回南对此事进行再次调查，但得出的结论依旧和之前的一样。“文革”期间，虽然马力作为当权派被打倒，后来被迫害致死，但此事仍被翻了出来。有人提出，由于梨城城工部未炸毁日军军火库，导致清源山军分区受到日军重创，部队损失惨重。当时抗日部队被围困在距梨城五十多公里的黑风口，直到八月下旬，才突出重围，军分区政委白云天在掩护部队突围时被日军包围在黑风口的铜锣顶，弹尽粮绝，最后率35名勇士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因此当年行动小组成员再一次被关押审查，除了解放战争时期已经牺牲的李贵和陈大齐。汪名骥、吴天木、马日久和我父亲肖飞都被揪斗，特别是我父亲那天晚上离开行动小组半个多小时的去向没有人证物证，被送进监狱达三年之久。

我后来在档案馆看到了当年行动小组成员的一些交代材料，他们都有提到梨城城工部并没有抗令不遵，汪名骥接到清源山军分区的命令后，就迅速组织了行动小组。那天晚上，他们潜伏在与城隍庙一墙之隔的杀牛弄里的卞氏小院，原计划是由汪名骥和陈大齐负责偷偷干掉城隍庙后岗楼上的哨兵，由我父亲带领其他成员用挂钩攀上高墙，进入军火库安放炸弹。汪名骥还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不成功便成仁，大家也抱着必死的决心，如果被日军发现就直接引爆炸弹，与日军军火库同归于尽。但是，负责运送炸药的陶梅芳在约定时间并未到达，汪名骥心急如焚，派出我父亲去接应陶梅芳。我父亲走后不久，从城外传来一声巨响，尖厉的警报声骤然响起，探照灯将谢家坊照得如白昼一般，城隍巷一下开来好几车的小鬼子，将城隍庙四周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情况下汪名骥只好取消行动计划。次日汪名骥再派我父亲前往梨城女子师范学校与陶梅芳接头，但日军封锁了学校，直到五天后梨城城工部才得知陶梅芳已经牺牲的消息。由于陶梅芳的牺牲，死无对证，炸药的去向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其实从这些材料中，不难看出当年造成梨城城工部未完成炸毁日军军火库这个任务的原因都集中在陶梅芳身上，但《梨城党史》对此未作任何记载，就是解放后马力等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及。

吴美丽后来这样和我分析说，《梨城党史》定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当时已经开始拨乱反正，但许多历史真相并没有解密，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有人为的取舍。毕竟陶梅芳是梨城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早已盖棺定论，谁也不会给英雄脸上抹黑。

对于付回南这个人，当年被他审查过的行动小组成员都颇有微词，他们都说付回南这人十分严厉，一些成员还被他关押拷问过，特别是我父亲因为那天晚上去接应陶梅芳，是唯一离开过行动小组的人，更是被他审问多次，反反复复让他说明离开行动小组的半个小时去向问题。我父亲脾气火暴，和他拍了桌子。付回南一怒之下，将我父亲五花大绑吊在一间黑屋里，关了三天。

按我父亲当年的说法，当时他从行动小组藏身的卞氏小院出发，蛇行鼠伏穿过杀牛弄，一直赶到了专门与陶梅芳接头的地点慈恩塔下，都没有发现陶梅芳的踪影，又担心陶梅芳从别的地方到了汇合地点，在往回赶的途中他曾听到城外传来一声巨响。但付回南认为我父亲不能自圆其说，除了那天晚上我父亲是唯一离开过行动小组的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父亲是陶梅芳的上线，当年梨城城工部成员都是单线联系，一般成员能知道的就是和自己上下联系的人，整个城工部组织就像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一个环节断了就衔接不上，能掌握整个组织关系的只有敌工部的主要领导，这也是组织上为保护大家采取的办法。付回南怀疑我父亲根本就没有通知陶梅芳，才导致陶梅芳失约，进而导致了行动任务的失败。但我父亲在申诉材料中说，在行动小组拟定计划后的前三天，他们就在慈恩塔下接头，具体交代了行动事项。至于陶梅芳将炸药藏在什么地方，陶梅芳并没有告诉他，按组织原则他也不便过问，因此陶梅芳牺牲后他和其他人一样根本就不知道炸药的去向。

其实付回南这个人并不坏，“文革”期间，调查组向他取证时，他曾说，过去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行动都非常秘密，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做隐蔽工作的同志都能够提供他们的见证人和组织关系，如果这样的话今后就没有人再为我们做隐蔽工作了。就因为这，付回南被认为包庇了你父亲被揪斗，还被造反派打断了一条腿。早已退休在家的汪名骥这么回忆说。付回南这个人原则性极强，“文革”结束后，他还担任过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平时不苟言笑，除了工作他不和任何人接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退休后，悄悄迁回了东北老家，和我们都没有任何联系。

从清源山军分区党委决定处分陶梅芳以及付回南的调查报告来看，我感到慈恩塔顶的爆炸和陶梅芳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为了将我这个小说叙述下去，在这里我不得不虚构了一个情节，其实我这人叙述故事的能力并不强，在这篇小说里，玩类似的游戏并非我本意。

那天晚上，接到命令后，陶梅芳带领我母亲和夏秋花到慈恩塔顶取藏在那的炸药，夏秋花自告奋勇到塔顶取炸药，陶梅芳和我母亲在塔下望风，可不知什么原因，夏秋花在搬动炸药时不慎发生了爆炸，夏秋花被当场炸死，陶梅芳见情况紧急，带着我母亲逃回学校。

吴美丽在我虚构的情节上也做了进一步推测：爆炸发生后，闻讯赶到的小鬼子发现了夏秋花的尸体，经勘查，断定是炸弹爆炸所致，狡诈的小鬼子为了进一步调查爆炸原因，当夜把夏秋花的尸体运走，第二天小鬼子就在受他们控制的《梨城日报》上发布虚假消息说慈恩塔顶倒塌是遭雷击所致，迷惑大众。

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根据我母亲的工作简历，慈恩塔顶爆炸时我母亲还没有参加梨城城工部，陶梅芳怎么可能会让她一起去执行如此绝密的任务，这根本不符合从事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

对这个问题吴美丽认为很好解释，1944年的端午是6月25日，慈恩塔顶倒塌是7月21日，陶梅芳成立“姐妹会”前后还不到一个月时间，或许她还没来得及把这个情况向组织汇报，作为负责人的她就牺牲了，除了你的母亲，别的“姐妹会”成员很有可能在“梨城女子师范惨案”中都死了。

当然这只是我和吴美丽的推测，假如我这个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夏秋花就是革命烈士。但能证明她身份的陶梅芳早已牺牲，而我母亲绝口没提到过有关“姐妹会”的事。从我对我母亲的了解，我始终认为她是一个党性极强的人，她有什么必要在这大是大非面前沉默几十年？

吴美丽说，如果照我们的推测走下去，那么你母亲对这些事就应该完全清楚，她之所以要隐瞒当年的事实，我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要推卸责任。由于失误，用于炸毁日军军火库的炸药发生爆炸，计划不能实施，清源山军分区随后派了付回南潜入梨城调查原因，可知情的陶梅芳牺牲，夏秋花也当场被炸死，剩下的只有你母亲。而为什么你母亲未被审查，只能做一种解释，就是梨城城工部根本就不知道你母亲已加入了陶梅芳组织的“姐妹会”。种种迹象表明，“姐妹会”这个组织是陶梅芳自己在梨城进步学生中组织的，除了你母亲再没有人知道，你母亲得以一直隐瞒至今。

但我觉得事情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6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次“严打”，梨城公安局在西山防空洞抓了一伙跳脱衣舞的年轻男女，这伙男女后来都以流氓罪被判刑，最年轻的只有十九岁。当年在城隍巷的乡场上对他们进行的公开宣判曾轰动一时，虽然时隔多年，但至今还让一些人记忆犹新。

这个防空洞原是守备梨城的国民党军队修建的，日军占领梨城后，一开始把它作为军火库。解放后除了备战备荒时有用过一段，后来就废弃了。

日军把军火库设在城隍庙内是那年夏天的事。据城隍巷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十几辆车来来回回运了整整两天两夜，从车上搬下来的弹药箱码得像小山一样。他们把附近的民房全部占用去了，还在庙四周建起两丈多高的围墙，四角修了岗楼，架着机枪。一到晚上，探照灯就不断从谢家坊的屋顶扫来扫去。那灯贼亮，一开起来，蛾子都朝它飞，密密麻麻流水一样。

暑假期间，我那在南昌陆军学院读书的儿子回来，有一天，他拉我去逛城隍庙，回来路上他突然问我日军当年为什么要突然把军火库从西山迁到城隍庙？我告诉他按照《梨城党史》的说法是日军为了便于防备抗日武装的偷袭。

一派胡言，狗屁不通。我儿子说，随便有一点军事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日军军火库设在城隍庙是防守大忌，不说别的，仅凭城隍庙周围人口如此繁杂密集，就根本不利于守卫。况且当时梨城占领军司令是松本少将，此人在长衡战役中孤军深入长途奔袭屡建奇功，素以凶猛、果断、胆大、心细被日军军部授予金鵄勋章，誉为“军事天才”，他完全不可能犯这样常识性的错误。我当时对我儿子的说法根本不当一回事，觉得这孩子乳臭未干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我儿子告诉我，他在学校时就有研究过松本这个人在侵华战争中的一些战略战术，他给我讲了一起松本在枣宜会战中孤军深入长途奔袭的成功战例。1940年5月，松本率领他的部队向宜昌奔袭，在经过一个地势险要的隘口时，明知国民党军队有可能在此设伏，但松北为了不贻误战机，命令部队以一路纵队，每隔半小时放一个连队通过隘口，日军纵队绵延十多公里。设伏的国民党军队原想围而歼之，但狡诈的松北这一部署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国民党军队眼睁睁看着日军先头部队出了包围圈，后面的部队又没有进入，打又不是不打又不是。最后的结果是先期通过包围圈的日军反戈一击，回头迅速攻占隘口两边的山梁，松北趁机指挥部队向设伏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原本胜算在握的国民党军队反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丢盔弃甲。铤而走险的松北乘胜追击，直扑宜昌，由于抓住了战机，在日军的凶猛进攻下，宜昌沦陷。我儿子认为如此阴险狡诈的松本把军火库突然迁到城隍庙，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从当时的情况看，松本正在围剿清源山军分区的抗日部队，而且已经将马力的部队死死包围在了黑风口。当时马力的部队将近有四千人，和松本的兵力旗鼓相当，松本要一鼓作气吃掉马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为了速战速决，将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到一线战场，梨城的守备兵力严重不足，在这个情况下，他将弹药库转移到了城隍庙，根本就不是便于防备，而是让马力无法打军火库的主意。其原因只有一个，马力根本不敢炸军火库，因为谢家坊当时就是梨城最密集的人口之地，只要军火库爆炸，至少半个谢家坊会被夷为平地，真正遭殃的是无辜的老百姓。

我认为我儿子这个猜想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当年马力为了解受困之危，曾下令梨城城工部炸毁日军军火库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马力不知道日军转移了军火库呢？我儿子提醒我。

为此我让吴美丽帮我查阅了一些当时的资料，从资料上看，马力的部队的确在1944年6月底就被日军围困在了黑风口，而日军将军火库搬迁到城隍庙是在7月上旬，他给梨城城工部的指令是1944年7月18日。

也许马力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吴美丽说。

就算马力不知道，但汪名骥作为梨城城工部部长，他应该会向马力报告。我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几千人的抗日部队被日军铁壁合围，几次突围未果，情况万分危急，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还会去考虑到别的事。我儿子不服气。

但我还是不明白，松本当时怎么就断定马力要炸毁他的军火库？

这个很容易解释，1944年6月底，马力就曾经派过特攻队袭击日军军火库，但未成功。军火是部队作战的命脉，当时松本已经势在必得，力图一战彻底歼灭马力的抗日部队，他不能不防备马力会孤注一掷。

假如真的和我儿子分析的一样，那么松本这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就完全解释得通了，松本是在和马力赌一把，而且他的的确确赌赢了！

的确，梨城城工部当时没有向清源山军分区汇报这个情况。我后来找到汪名骥，他证实，当时自己唯一的想法就是完成任务，以解部队之危，至于别的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而且他还明确表示，就是现在如果我没有提及爆炸的后果，他仍没有想到这方面的事。

汪名骥向我提到一件事，他说，付回南退休离开梨城前，有去找过我一次。那天晚上他提了两瓶酒，他和以前一样不爱说话，只是和我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当两瓶酒都喝完时，他突然对我说，也许当年你们没有炸毁日军军火库是正确的。当时我根本没去想，现在想起来他可能话中有话。

我问，他说“也许当年你们没有炸毁日军军火库是正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好说，作为当年审查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可能付回南早就发现其中的一些秘密，只是他不便说罢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些秘密可能就不再是秘密了，说实话，当年行动小组成员除了我还活着，其余的都不在人世了，我也很想知道其中的真相。汪名骥这么说。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来到了杀牛弄的卞氏小院，我推开摇摇欲坠的木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里面黑灯瞎火，早已不住人家。院子中间有一颗老槐，树下是一口枯井，照壁上爬满了爬山虎，无数的萤火虫在藤蔓上闪烁。我站在树下点燃一根烟，静静地理顺着自己的思绪，黑暗中我似乎看到当年那些潜伏着的身影。我走出门，沿着小巷慢慢地从东向西往前走。也许是夜深了，巷子内空寂无声，昏黄的路灯明明灭灭，像瞌睡人的眼，有风从巷子前面吹来，又从身后吹过去。我总觉得在我前面有一个黑影在蛇行鼠伏穿行，他那矫健的身形宛如一只敏捷的狸猫，没有半点声息。

当我走到巷口时，那个黑影杳无踪影。这时月亮已经西斜，一层湿漉漉的薄雾从夜幕中笼罩下来，翠华山顶的慈恩塔若隐若现，一阵夜风吹来，让我一下清醒了许多，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几天后，吴美丽听了我的叙述，说，你那天晚上看到的黑影应该是你父亲，当然这只是一个幻觉罢了。

难道你不觉得梨城城工部当年未完成炸毁日军军火库的任务，是我父亲有意安排的吗？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只是你不说我不便说罢了。吴美丽笑了笑说，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你父亲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

其实很简单，当梨城城工部接到清源山军分区炸毁日军军火库的指令后，汪名骥拟定了行动计划，但我父亲意识到，军火库一炸，半个谢家坊将被掀上天，至少有上千百姓会遭到灭顶之灾。军令如山，在那个时候他根本不能提出不同意见，因此他凭着自己是陶梅芳的上线，在和陶梅芳接头时，导演了一出戏。

应该说这是一出急中生智的戏，我认为你父亲虽然不同意炸毁日军军火库，但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出什么对策来阻止，当陶梅芳迟到后，汪名骥随即派你父亲去接应她，或许也正是在这个紧急关头，你父亲想出了一个保全谢家坊的方法。那天晚上，你父亲应该接应到了陶梅芳，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陶梅芳，可以想象，陶梅芳是经过犹疑的，但是最终理智占了上风。陶梅芳旋即带着你母亲将炸药送回到慈恩塔，并引爆了炸药。但有一个问题让我很想不明白，就是你父亲为什么要让陶梅芳到慈恩塔上引爆炸药？

我是这样想，如果炸药不被引爆，那么汪名骥接下来还会实施他的计划，无非就是时间问题，在当时谁也不知道陶梅芳很快就会牺牲。事实证明，第二天一早汪名骥就派我父亲去和陶梅芳联系，只是学校被日军封锁，我父亲无法和陶梅芳接头。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在慈恩塔上引爆炸药，可能也是一时之策，当时情况紧急，按我父亲的说法，当时他是赶到慈恩塔下的，可能是在那里遇到了正要去慈恩塔上取炸药的陶梅芳她们，两箱炸药也不好搬动，就只好在那里引爆了。

这些推测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为什么夏秋花会被炸死在那里？如果是她们引爆，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发生。现在需要证明的就是夏秋花究竟是不是“姐妹会”成员，她们有没有在一起行动？唯一能证明的只有我母亲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和你母亲谈谈。

但母亲坚决否认夏秋花是地下党，她说像夏秋花那种人绝对不可能会是地下党，她说，就算她真的是死在慈恩塔里，也应该是别的原因。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母亲没有说。

7

冬天来临的时候，梨城破天荒下了一场大雪。南方的雪发湿发黏，整个谢家坊的屋顶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屋檐上垂满长长短短的冰凌；翠华山上那些古樟上的叶子结着一层亮晶晶的薄冰，慈恩塔像戴了一顶白色的棉纱帽，太阳出来时，白花花的耀眼。梨城人很少看到真正的雪，他们欢呼雀跃纷纷走到街上，打雪仗，堆雪人，涌到慈恩塔下拍照留影。

当一个人出现在梨城的时候，吸引了许多人好奇的眼光。这个中年人穿着一件羊皮大衣，戴着一个狗皮帽子，他的这身打扮与梨城人格格不入。终于有人认出他来，说是付回南的小儿子付小明，就是当年那起“严打”中被判了刑最年轻的那个人。

几天后，付小明找到我，我们沿着城隍巷由东向西朝城隍庙走。这时雪已经开始融化了，雪水从街两边屋檐上滴滴答答往下掉，将地下的积雪滴出一个个蜂窝煤似的小洞，乡场上堆着的那些雪人开始坍塌。城隍庙内香烟弥漫，人头攒动，有人还在庙门口燃放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不绝于耳。

我父亲这个人，怎么说呢，马列。当年我被判了8年，多大的事啊，换做现在也就拘留几天。我父亲觉得我丢了他的脸，出狱后不让我回梨城，让我回老家投靠我伯伯，一晃，好几十年了。

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会离开梨城吗？

我摇了摇头。

这也是我父亲临终前告诉我的，他说他一辈子光明磊落，但有一件事他欺骗了组织几十年，这件事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这就是当年他退休后他要离开梨城的原因。

你父亲和你说了什么事？

就是当年地下党没有炸毁日军军火库的事啊。他说他当年完全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你父亲造成的，但最后他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女地下党。

陶梅芳。我说。

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我父亲当时已到了弥留之际，也许是回光返照，我记得他最后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干革命，目的就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如果不考虑人民的利益，那么牺牲了再多的人都是没有意义的。他的这种说教我听多了，我不当一回事。

当我们走到城隍庙时，他停下来，要是换成我，当年我也不会去炸军火库。

为什么？

他看着我笑了笑，将手顺着谢家坊画了一个圈，要真炸了，谢家坊还能留到现在？

那天谈话后，付小明再也没出现，就像一阵风，来了又走了。

除夕那天，我母亲让我带她去了一趟慈恩塔，我还以慈恩塔为背景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但这是我母亲最后一次去慈恩塔，回来后她就病倒了。我母亲这一次病得凶，再也没有起来。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对生老病死都有预感，一天晚上，她突然拉住我的手说，我听到你父亲在叫我，他说他一个人在那边很孤单，让我去和他做伴呢。我母亲一语成谶，立春那天，梨城到处都响起迎春接福的鞭炮声，还有人放起了火铳，那响声惊天动地。我母亲拉住我的手问，是爆炸声吗？

我说不是，是有人放鞭炮。我母亲“哦”了一声就闭上了眼睛。

我后来在整理我母亲的遗物时，在她床底下一个老式木箱里，看到了一本1933年出版的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扉页上赫然写着杜西蒙的名字，我翻开那泛黄的书页，从里面掉出一张二指宽纸条，上面写着：“杜先生，今晚八时，我在慈恩塔上等你，不见不散。”时间是7月21日，落款是夏秋花！

很显然这是我母亲有意给我留下的，她肯定是向我暗示什么。

8

翠华山上，我和吴美丽携手拾级而上。

浓荫蔽日的古樟上开始长出鹅黄的新叶，散发着初春的气息。慈恩塔的上空，有两只白鹭在飞翔，飞得低的想胜过飞得高的，因此就要飞得更高，一腔春情如火如荼，在满天晚霞中美不胜收。

你说那天晚上杜西蒙为什么没有去赴夏秋花的约会？吴美丽问我。

那天晚上，陶梅芳领着我母亲闯进杜西蒙的房间，从他手上抢下书交给我母亲。很有可能，夏秋花在还书给杜西蒙时在书中夹了那张纸条，但书被我母亲拿走，杜西蒙还没有发现这张纸条。那天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夏秋花先到达慈恩塔等杜西蒙，后来她发现陶梅芳和我母亲来了，为了不被发现，她躲上了塔顶。随后陶梅芳按照我父亲的指令引爆了炸药，不明所以的夏秋花当即被炸死。一开始陶梅芳和我母亲并不知道那天晚上炸死了夏秋花，等到后来知道后已经于事无补，陶梅芳牺牲后，我母亲为了不暴露我父亲的所作所为只好把这件事一直隐瞒下来。但夏秋花的死一直让我母亲感到很负疚，但她又不能说无法说，因此她总感到慈恩塔上有人。

这是最好的解释了。吴美丽说，至于你母亲坚持说夏秋花不是地下党，可能是当时陶梅芳的确有发展她加入“姐妹会”，你母亲也做了她的工作，但夏秋花一直在犹豫没有答应。

历史在为我们留下无数值得研究和典藏的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一个个不解的谜团，很多真相并不能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对其进行还原，它有时会让我们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善恶难晓，对错无考。但每个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怀有对历史的敬畏感。我说。

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而是一种智慧。你母亲做到了这一点。吴美丽紧紧地挽着我的手说。

我们在说着话的时候，一弯新月悄悄悬上来了，慈恩塔如一个哲人般静默不言。山下万家灯火，流光溢彩，谢家坊安静地笼罩在一片柔和的月影中。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