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勇

今年的季节完全乱了套，先是冷着冷着突然热起来，从冬天一下进入了夏天。随后，热着热着又突然冷起来，从夏天直接到了冬天。街道上铺满了碧绿的落叶，早晨嫩绿的草尖上也挂满了白霜。一天下午，我正打算去见一个客户，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犯病了，让我赶紧回去一趟。我赶到时，母亲正翻箱倒柜找东西，嘴里不停地念叨“组织相信我，人民了解我”。我看见她眼神发直，左脸颊上的肌肉跳动得像一只兔子。

我悄悄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说母亲收藏的像章不见了，家里翻得底朝天也找不到。正说着母亲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眼神直直地盯着我问：“裴革，你看见我的像章了吗？”不等我回答，又一阵风似的跑进卧室，抱出一只红色的铁盒子，“明明在这里放着的，咋就不见了呢？”

我知道母亲把她收藏的像章视若珍宝，平时连父亲也难得一见。几年前，我们从父母家搬走后，母亲有一段时间显得很失落，几次穿过大半座城市去幼儿园看孙子裴帅。但到了门口人家却不允许她进去，母亲只好守在铁门外，等到裴帅出来做操时，才从门缝里别别扭扭看一眼。后来，母亲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白天跑古物市场收集主席像章，傍晚就到公园里和年纪相仿的老头老太唱歌跳舞。在我印象里，母亲好多年前就开始收集主席像章，只不过没有形成规模，那以后，母亲的收藏迅速丰富起来。裴帅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悄悄对我说，老爸，真没想到，奶奶有那么多宝贝啊！我问他什么宝贝。裴帅说：“那些像章啊，有金的、银的、铜的、铁的、锡的、皮的还有瓷的，都别在一块红绒布上，装在一只盒子里，有好几百枚呢！”在那之前裴帅开始和母亲疏远起来，因为像章的缘故，又喜欢往她身边凑了，不时主动张罗回去吃饭。吃过饭后，祖孙俩就走进卧室摆弄那些像章。我感觉像章就像粘合剂，把他们再次连接到一起。有一次经过卧室门口时，我听到裴帅拉着长声央求：“好奶奶，亲奶奶，你就把它们给我吧！”过了一会儿，母亲开口说：“帅帅，现在还不行，等奶奶去世了，这些东西就全是你的。”

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把那只铁盒搂在怀里，说句“组织相信我，人民了解我”打开盒子向里面看一眼，又飞快地盖上。隔一会儿，又说一句，再把盒子打开盖上。母亲大概把自己想象成了魔术师，正念动咒语要把丢失的东西变回来。

我和父亲站在阳台上，不时从门缝看母亲一眼。父亲深深吸一口烟，摇摇头说：“这事儿不好办啊，那些像章是你妈的命根子……我怕她会有个三长两短……”父亲的眼圈儿红了，拿烟的手不停地发抖。

父亲猜测有人在他们赶早市时溜进屋子，偷走了像章。虽然不报什么希望，我还是去派出所报了案。一个年轻警察撇着嘴说：“几枚像章到哪找去，好多大案还没破呢，哪顾得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告诉他不是几枚而是几百枚，又反复解释像章对母亲很重要，他才勉强做了记录，看他的态度就知道，不可能把像章找回来。

我回到父母家时，母亲还抱着铁盒坐在沙发上，抬头看到我，鞋也顾不上穿，就光着脚跑到门边，满眼期待地问：“裴革，人家怎么说的？”

我不忍心让她失望，笑笑安慰：“警察说这事好办，两三天就能找回来。”

母亲脸上露出笑容，拍着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母亲似乎正常了些，只偶尔才说一句“咒语”，铁盒也放到了一边。我松了口气，向父母告辞。送我出门时，父亲摇摇头说：“你不该说三天，你妈这人认死理，三天看不到像章，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的心又悬起来，但转念一想，不行就给母亲钱，让她把像章再买回来，只要出得起钱，如今什么东西买不到呢？我把心放进肚子里，第二天就去外地谈一笔生意。第三天晚上，我正陪客户吃饭时接到母亲电话，问像章找到没有？我告诉母亲还没有，回去就给她钱把像章买回来。母亲叹口气说：“傻孩子，不是啥东西都能用钱买到的。”我没往深处想，随便安慰几句，告诉母亲正忙，就挂断了电话，端起杯接着向客户敬酒。

母亲是第四天晚上出的事。在出事之前，她一直和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父亲看电视，母亲怀中抱着铁盒，不停地打开关上。父亲说，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也许只是打了个盹而已。这些天他实在太累了，白天母亲在大街上乱转，他就跟在后面，晚上也不敢合眼。父亲是被喊声惊醒的，他睁开眼睛时，母亲正站在阳台窗子上。母亲冲屋子里挥着手，似乎要向他告别，嘴里喊着“组织相信我，人民了解我”。父亲喊了声“不要”，拔腿向阳台上跑。他跑到饭厅门口时，母亲的身影从窗口消失了。父亲跑到窗前时，看见母亲在二楼突出的阳台上撞了一下，身体向上一弹，随后听到 “嘭”的一声响。

“你妈真有病啊！”父亲的脸被气愤和痛苦扭曲成一只核桃，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母亲是三十年前得的病。三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母亲的人生就像一条发疯的抛物线，没有经过适当过渡，就从波峰跌到了波谷。一夜之间，母亲从红极一时的知青楷模变成了阶下囚，被关进县城一座破旧的灰楼里。我曾经问过父亲，母亲为什么会突然遭遇不幸？父亲好半天才闷闷地答：“说是和四人帮有关，那年月的事谁知道呢！”

一九七一年冬天，母亲在八间房的火炕上生下我后，没有问是男是女，抹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对父亲说：“这是咱们第一个孩子，就叫他裴革命吧！”爷爷正蹲在外屋地上抽烟，从门缝里听到母亲的话，剧烈地咳嗽一阵，把一口痰吐到地上喊着说：“采耘啊，爹听着革命不像人名，咱不要命了，叫裴革得了！”四年后妹妹出生时，母亲又打算把“勇敢”两个字安到她头上。那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是父亲帮了妹妹的忙，把裴勇敢改成了裴莹。

客观地说，母亲的本意不是想拿儿女的名字开玩笑，我和妹妹出生时，正是她人生最辉煌的阶段，频繁出席会议，四处作报告，忙得不可开交。就像一九六二年春天，她下乡之前把自己的名字从“彩云”改成“采耘”一样，“革命”和“勇敢”同样寄托了她莫大的希望。但我和妹妹都不是可塑之材，不仅没能“勇敢”地接过“革命”重担，连入党的资格也没具备，没心没肺地成长为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给我们起名字时，母亲当然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变成隔离审查对象，受到关押和审讯。

母亲是冬天被两个穿干部服的人带走的，三年后又是冬天，母亲被放了回来。母亲回家时天上正下着小雪，我和妹妹坐在房前的雨搭下面，扬着脑袋看那些雪花像小虫子似的搅成一团飞下来。我们的脖子酸得快断掉时，父亲和母亲进了院。三年没见到母亲，我们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她的模样。母亲显然也忘记了我们，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们俩，左脸颊上一片肌肉剧烈地抖动着，没有喊我们的名字，嘴里不停地说“组织相信我，人民了解我”。

母亲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像这两句话才是她的亲生儿女。妹妹哇地哭起来，把脑袋藏到我身后，身子抖成了打谷机。那是一九七九年，母亲结束审查，回到八间房又当起了农民。那段时间，母亲成了全村人的笑柄，她扛着锄头在前面走，村子里的小孩就在后面齐声喊她“郝疯子”。母亲扔下锄头，捡起一块土坷垃砸过去。孩子们一哄而散，跑开一段又集合起来，拉着手更大声地喊“郝疯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母亲的精神时好时坏，始终没有彻底恢复正常，一犯病就没完没了地说“组织相信我，人民了解我”。

从五楼跳下的母亲没有当场身亡——二楼后改装的阳台让死神的脚步稍稍停顿了一下，但她的腰椎断了，肝和脾也受到严重损伤，送到医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医生摇着头说，还是提早准备后事吧，估计活不过一周时间。我问他母亲能否再苏醒？医生又摇头，以我的经验，伤得这么严重，恐怕到最后都不会醒过来。

和医生谈话第二天，我去西山给母亲看墓地。西山是本市最好的墓园，建在城西朝南的山坡上，一条绕阳河从山脚下流过，也算是依山傍水。这几年墓地生意火暴，如今正开发二期工程，东侧山坡上的树木被推掉，修起了一层层的石头陡坎。我花了一大笔钱，在旧墓园里给母亲定了一个高档墓地，她这辈子吃了太多苦，最后理应享些福。签过合同下山时，妻子打来电话，先嘱咐我不要生气，然后才吞吞吐吐说，那些像章有了下落，是裴帅拿走的，已经卖给了别人。我一句话没说就挂断了电话。

我回到家时，母子俩正坐在客厅沙发上。我冲过去把裴帅揪起来，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妻子冲过来劝我理智一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就算打死孩子也于事无补。我吼着说：“宁可把他打死，也不能让他气死。”又一脚踹在他身上。裴帅鼻子流出了血，不停地滴到衬衣和地砖上。妻子想带他去卫生间，我大吼一声不许去。我质问他为什么要拿像章？裴帅说为了卖钱玩游戏。我一脚踹在他肩膀上，发疯地问，是不是觉得游戏比奶奶的命还重要？

裴帅哭着说：“我只想和奶奶开个玩笑，从小到大，我要啥奶奶给我啥，没有一样舍不得，只有这些像章例外，要了几次她都不肯给，我就拿走卖了想看看她能怎么样，没想到她就跳了楼。”裴帅抹一把眼泪，突然直着脖子喊：“奶奶怎么这么傻，竟然为了一堆破铜烂铁想不开？”我一下愣住了，裴帅的话让我无法回答，事实上，我也万料不到母亲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呆呆地看着裴帅，举起的巴掌慢慢放了下来。

母亲没有太多外伤，那些致命的伤都在里面。她神态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似乎只是睡熟了一般。开始我们还盼着她能醒过来，轮换在床前呼唤。五天过后，大家都彻底死了心，我们觉得，母亲就这样睡到最后也不错，起码不必再受多余的罪。

谁也没有想到，昏迷了一周后，母亲竟然醒了过来。

母亲是中午醒的，睁开眼睛问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孙子裴帅。母亲眯起眼睛，看看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又转过头看看我和父亲问：“帅帅吃奶了吗？”母亲的声音很弱，我和父亲都没听清楚。母亲脸上现出焦急的神色，积攒下力气，又问了第二遍。这次我们听清了。我和父亲对视一眼，都有些不知所措，莫非在母亲心中裴帅还是吃奶的婴儿？后来医生解释，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是腰椎的损伤让时间在母亲那里成了一团乱麻。母亲见我们没有反应，又问了第三遍。我告诉她吃过了，母亲的神情才终于平静下来，说要见裴帅。

我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带裴帅到医院来，又让她叮嘱裴帅，像章的事不要说漏嘴。如果母亲知道裴帅为了换钱玩游戏，已经把那些像章偷偷卖掉，恐怕在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吧！

裴帅生在一九九六年冬天，那时候，母亲已经在街道的福利纸品厂办理完病退手续，精神也渐渐恢复正常，不再整天追着别人讲老家八间房和她上山下乡的经历，除了脸颊上不时跳动的肌肉外，过去的一切似乎在她身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后，母亲乐得合不拢嘴，想尽各种办法给儿媳补充营养。她甚至连收集主席像章的爱好也暂停下来，改为收集各种补充营养的秘方，找到一个方子就逼着父亲下厨房，猪脚汤、鲇鱼汤、排骨汤、老母鸡汤……补得妻子愁眉苦脸哀求：“妈，把东西拿走吧，我实在吃不下了！”母亲把碗伸到妻子嘴边说：“快听话喝了它，你当我是给你吃呢，我是给你肚子里的孩子吃呢！”

不久，母亲又开始绞尽脑汁给隔辈人起名字。因为不知是男是女，名字总是准备两个。一对名字刚起好不久，母亲很快又改变主意，换成另一对她觉得更好的名字。那一段时间，母亲乐此不疲地否定之否定，最后才决定用裴帅这个名字。母亲说“帅”字简洁有力，前途无量，而且男女通用。

裴帅就像一剂良药，彻底治好了母亲的病。母亲眉开眼笑地守在摇篮边，一会儿捏捏小鼻子，一会儿又摸摸小脚丫，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了，我孙子咋会长得这么俊呢？”隔一会儿，母亲自己回答：“当然俊了，要不咋能是我孙子呢！”

刚出月子，母亲就把裴帅搬到了她和父亲的房间里，每天只在喂奶时才把他抱给妻子。妻子乐得清闲自在，笑着对我说：“你妈倒像裴帅的亲妈，我这个亲妈反而成了奶妈。”

母亲把裴帅当成宝贝，娇惯到没有原则的程度。裴帅最初或许只是好奇，看见奶奶跳动的左脸颊就伸手摸了第一下。慢慢地竟然养成习惯，把那块痉挛的肌肉当成了玩具，每天都要摸几遍，睡觉时也要摸着它才肯闭眼。裴帅给那块肌肉起名叫“青蛙”，玩着玩着突然想起来，喊一声“青蛙”，母亲就笑呵呵地把脸凑过去。裴帅摸一摸，再轻轻拍几下，这才心满意足地接着玩。

裴帅走进病房时，母亲正在打盹，脸颊上那片肌肉却醒着，不时怪异地跳动一下。裴帅的脚步声让她醒了过来。看到裴帅母亲先是显得有些吃惊，大概在想她的孙子什么时候长到了这么大？随后脸上露出笑容，招呼裴帅到她的床边去。

母亲拉着裴帅的手，问最近考试没有，各科都得了多少分？

裴帅哭着摇头说，还没到时候，要到元旦后才考。

看得出来，裴帅心里充满了悔恨。母亲叮嘱裴帅好好考，争取得第一，将来读重点高中，上名牌大学。祖孙俩断断续续聊了一会儿，母亲有些累了，渐渐合上了眼睛。我正想让裴帅离开，母亲又睁开眼睛，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让裴帅唱一首歌给她听。母亲咳嗽一声说：“帅帅，就给奶奶唱那首‘太阳最红吧！”

裴帅愣了愣，显然没想到奶奶会提出这个要求。他转过头看看我们，脸上现出求助的神色。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就坚决地冲他点点头，示意他一定要唱。裴帅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痉挛般抖动起来，似乎在竭力强迫自己给奶奶演唱，但他的喉结上下移动了几个来回，歌声却始终没有出口。幸好，母亲已经在等待中睡了过去。

来到病房外的走廊里，裴帅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哭着求我原谅他。

“老爸，我不是不想唱，是实在唱不出来，唱那些歌比杀我还要难受。”

裴帅小时候过的是颠倒黑白的日子，白天把觉睡足了，晚上没完没了地穷折腾。我们和父母住对面屋，晚上常常能听见母亲哄他睡觉的声音。母亲抱着裴帅在地上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唱歌唱戏朗诵诗词。母亲唱的都是老歌，戏则是样板戏，朗诵的全是主席诗词。妻子笑着冲我挤眼睛：“你听听，咱儿子又逼着你妈开晚会了。”

在母亲的熏陶下，裴帅学会了好多主席诗词和革命歌曲，他的表演也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隔三岔五母亲来了兴致，就会把裴帅派上场。母亲用筷子敲敲碗边，让大家静一静说：“帅帅，给奶奶表演一个。”裴帅就一蹦一跳地站到餐桌前，像模像样地唱一首歌、背诵一首主席诗词，或者来一段样板戏。裴帅表演结束，大家鼓了掌，这才抄起筷子吃饭。

裴帅上幼儿园后，我和妻子买了新房子，打算从父母家里搬出去。母亲舍不得孙子走，和我们商量把裴帅留下。我和妻子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平时工作都很忙，真的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但裴帅却死活不同意，非要和我们住一起。我教训他几句，他打滚放泼耍赖。我伸手要打他，母亲拦住我说：“那就算了吧，别因为这事打孩子，反正在一个城里住着，也能经常见面。”

事后我问裴帅，为什么不愿留在奶奶身边？裴帅正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学着蜡笔小新的腔调，鼓起嘴巴憨声憨气答：“老爸，你不知道，奶奶身上有一股味，好难闻噢！”我生气地问，奶奶从小把你带到大，你怎么能嫌恶她呢？裴帅歪着脑袋看看我问：“因为奶奶把我带大，她身上就没有味了吗？”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问他奶奶身上有什么味？裴帅皱起眉头仔细想了想说：“是老年人味，就像旧棉花点着后的味道，又旧又糊，呛得人直想吐。”

这些话自然不敢告诉母亲。母亲蒙在鼓里，想孙子时就打电话让我们回去吃饭。母亲一辈子不会做家务活，下厨的人都是父亲。他从早晨就开始准备，我们进屋不大会儿，菜就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坐好后，母亲还打算像从前那样喊裴帅表演节目。

母亲用筷子敲敲碗边，让大家安静一下，笑眯眯地看着裴帅说：“帅帅，给奶奶唱一首‘太阳最红。”裴帅像没听到一样坐在椅子上不动，看起来对太阳一点也不亲。母亲等一会又说：“要不，就来段‘铜壶煮三江。”裴帅对铜壶也不感兴趣，仍然毫无反应。母亲又变通一下说：“帅帅，就朗诵一首主席诗词好了。”裴帅还是不开口。母亲再次做出让步：“奶奶给你起头，你接着往下念好不好？”

母亲舀起一只鱼丸，送到裴帅碗边说：“才饮长沙水……”

裴帅把头低下去，不理不睬。母亲以为他没听清楚，晃晃羹匙又说：“才饮长沙水……”

裴帅把脑袋转到另一边，夹起一只大虾。

母亲说了第三遍“才饮长沙水”，裴帅终于有了反应，用筷子把她的羹匙拨到一边去，不耐烦地说：“奶奶，你别总来这一套好不好，幼稚不幼稚啊？”

母亲的手一歪，那枚鱼丸从羹匙里掉到桌子上，像皮球似的跳了两下后，啪嗒一声落在地上，蹦蹦跳跳地滚到了饭厅的角落里。母亲举着空羹匙发了一会儿呆，脸颊上那片肌肉剧烈地颤动几下，有些尴尬地坐下，呆呆地望了一会眼前的餐桌，自己接上说“又食武昌鱼”。

从那以后裴帅再没给母亲表演过。他私下对我说再不想丢人现眼了，在幼儿园每次表演这些东西就会被小朋友嘲笑，人家还给他起外号叫“革命的老同志”。

母亲苏醒后的当天傍晚，突然吵着要回家。

母亲急切地说：“临死之前，我要再看一眼梯田，还有那条白河水。”

我们这才明白她要回的地方是八间房。正给母亲做检查的医生见我们沉默不语，开口说：“常规治疗已经结束，在医院住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或许按老人的意思，回家还好一点。”

医生并不知道，母亲要回的那个家在几百公里外，而且三年前修建白河水库时，那个叫八间房的小村子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永远淹没在水底。当时我们怕母亲受刺激，没有告诉她。八间房已经再也回不去，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向母亲解释。

母亲非常固执，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她用拳头擂床铺，晃动床边的扶手，甚至要拿脑袋撞墙。我们急得团团转，谁也想不出好主意。我们都知道，这是母亲在世上最后一个心愿，但我们却无法满足她。

我心情郁闷地从病房里走出去，到走廊上抽烟。一支烟燃到一半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地方，那里像八间房一样，也有山水和田地，看上去新建起来的石头陡坎也和梯田有几分相似。我悄悄把父亲喊出病房，说出了这个权宜之计。父亲一直不说话，摸索着掏出一支烟，抽到过滤嘴冒出火星，才点点头说：“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你妈现在神志不是很清醒，或许能应付过去吧！”

第二天上午，我租了辆面包车，又给母亲买来一架轮椅。父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和妹妹一左一右坐在母亲两边，裴帅一个人坐在后排。带上裴帅是母亲的要求，在裴帅小时候，她不止一次对他说过，有机会要带他走一遍她当年上山下乡的路。从医院出发后，司机就把车开向了城东。事先我已经和他说好，从东边出城，在绕城公路上转一圈后，再去西山公墓。但这个计划显然有些多余，刚上路没多久母亲就睡着了，直到车开进公墓停车场才醒过来。

我把母亲抱下车放在轮椅上。母亲看到山脚下的绕阳河，眼睛里现出兴奋的光芒，苍白的脸上飞起一团红晕，招手让裴帅过去。母亲指着河说：“帅帅，你好好看看，那就是白河，当年水流可比现在急得多，一到汛期就像匹脱缰的野马，危害附近的村庄和百姓。我们三百个知识青年奋战了两个冬天，修河堤清淤泥，终于把它彻底制服了，改造成一条对人有用的灌溉渠。”母亲把目光转向山脚下的田地，又接着说：“你看看那片地，都是由它灌溉的，那是全公社产量最高的田地。”

母亲把我赶开，让裴帅推着她，沿着一条水泥路向山上走。走出几步，母亲指着路两边的松树对裴帅说：“看到那些树了吗？那是我们十五个姐妹用下工后的休息时间一棵棵栽下的，当年这山坡上都是乱石和荒草，我们愣是把它变成了一座秀丽的青山。”

我冲裴帅使个眼色，示意他绕开墓园正门，向新开发的二期工程走。但母亲还是看到了那座写着“西山公墓”的牌坊。她喊裴帅停下，仰起头指点着说：“公社领导看到了我们干出的成绩，专门修起这座牌坊，号召大家向我们十五个姐妹学习，你看看那上面写的四个字，就是‘铁姑娘山。”

我怕母亲看出破绽，悄悄告诉裴帅快些向前面走。裴帅推着轮椅来到二期工程脚下。值得庆幸的是，母亲果然把那些陡坎当成了梯田。她兴奋地流出了眼泪，摇晃着裴帅的手说：“帅帅，你仔细看看，奶奶的青春就是在这一道道梯田里度过的，修起几层梯田，我就长一岁，再修起几层，又长一岁，最后，我们终于把一座荒山变成了粮仓……”

旁边的墓园里正在举行安葬仪式，一阵哀乐声随风飘过来。我正担心母亲会觉出异常，没想到她已经和着乐曲轻轻哼唱起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

一段样板戏没有唱完，母亲头一歪就睡着了。我抱母亲上车时，她又突然醒过来问：“公社陈书记来没来？我有事要向他汇报。”不等我回答母亲又睡了过去。面包车开出西山公墓后，裴帅从后座伸过脑袋，在我耳边小声说：“老爸，奶奶的神经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咋瞪着眼睛说瞎话呢？”

我想训斥他几句，看到他满脸担忧，反倒不知如何开口，只能无力地摇摇头。

父亲从前面转回头说：“真不容易啊，总算帮你妈完成了心愿。”

裴帅升上初中后，中午就在父母家吃饭休息。母亲高兴得不得了，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时光，每天和父亲提着菜篮去早市为午饭做准备。中午放学前，她还会守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孙子。裴帅却不领情，远远看到母亲的身影，就故意躲在别人身后避开她的视线。母亲等到最后，仍然不见孙子出来，只得提心吊胆回家去。她到家时，裴帅已经在餐桌前吃起了饭。实在躲不开时，裴帅也不肯和奶奶一起走，总是一个人跑在前面。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裴帅说，不想让同学看到他有个那样的奶奶。我问他奶奶怎么了？裴帅说，奶奶像个疯子，眼神发直，脸上的肉还一跳一跳的。

裴帅匆匆吃过午饭，就撒腿向学校跑。母亲喊他慢点走，在后面跟着下楼时，裴帅已经跑得不见踪影。父亲和母亲对着一桌子饭菜发呆，要几顿才能吃掉。我劝他们不要做那么多，他们嘴上答应着，但第二天中午还是做上一桌子菜。

初一下学期家长会后，班主任王老师和我谈了一次话。他说裴帅最近成绩下滑很厉害，主要是上网造成的，每天一到午休时间裴帅就钻进网吧里，有时候下午第一节课还会迟到。我气得炸了肺，立刻就想回家收拾裴帅。王老师劝解说，上网成瘾在青少年中是个普遍现象，孩子自制力差管不住自己，家长要耐心教育引导，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

当天晚上我耐着性子和裴帅谈了一次。我问他玩的是什么游戏？他说是《魔兽争霸》，游戏里有兽族、人族和暗夜精灵，可以任意选择角色。说到游戏，他眼睛里放出兴奋的光芒。

“老爸，我已经升到三十五级，正在打那个变态的古尔丹。他是个暴君，最喜欢控制别人，只有打掉他才能再升级。”裴帅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和妻子都喜欢玩偷菜游戏，溜进别人菜园里偷摘人家的劳动果实，偷到了就对着电脑傻笑，若是被别人偷了，就懊恼地直揪头发。

我问他想没想过将来？裴帅惊讶地反问，这事情还用想吗？不就是初中毕业上高中，高中毕业上大学，大学毕业找工作吗？我说如果你再这样玩下去，恐怕连初中都毕不了业。裴帅说，毕业不毕业都无所谓，比尔·盖茨不从哈佛退学，就不会成为世界首富。我比他起点高，咱家不是已经有公司了吗？用不着我再创业，接了你的班后我努努力，用不了几年也会像比尔·盖茨那样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裴帅的话让人哭笑不得，为了戒掉他的网瘾，我没收了他的零用钱，每隔一段时间，就给王老师打电话询问情况。开始裴帅有所收敛，王老师说已经不大发现他玩游戏了，但没过多久，裴帅故态复萌，又开始往网吧跑。

我特意去了一趟父母家，装作不经意地问母亲最近给没给过裴帅钱？母亲说给过，帅帅买笔买本子，还交了笔在校保险。我说以后不要再给了，裴帅其实是拿钱玩游戏。母亲说小孩子玩游戏也正常啊，哪能一天到晚只知道学习，你小时候不也弹玻璃球捉迷藏吗？我告诉她裴帅玩的是网络游戏，那东西能让人上瘾，把人毁掉。我给母亲讲了讲《魔兽争霸》和古尔丹。

母亲愣愣地看着我说：“还有这样的游戏？帅帅为啥偏要和那个什么丹较劲呢？打不过就听他的得了。”停了停母亲又问：“帅帅现在没事吧？”我告诉母亲，只要今后不再给他钱就没事。在那以后，裴帅又向母亲要过几次钱，母亲都没有给，而且很快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万料不到，这却间接害死了母亲。

从西山墓地回来后，母亲硬撑着又活了两天，在第三天夜里告别了人世。

母亲临死前交代了三件事。一是用她当年下乡时的一张照片做遗像。二是她还有最后一枚像章藏在一只抽屉里，要给她别在身上。三是她装像章的铁盒里有一笔钱，是她交给组织的党费。说完这三件事，母亲脸上突然浮现出幸福的笑容说：“主席要接见我，我得走了。”脑袋一歪，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母亲的那张照片还是半个多世纪前拍摄的，当时她只有十八岁，梳着齐耳短发，脖子上缠着一条手巾，正挑着扁担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为了符合遗像的规矩，我们请照相馆的师傅进行了处理，只取了原版的一部分，母亲肩上的扁担也去掉了。但处理的结果却并不算成功，那条扁担若隐若现，似乎仍然压在母亲肩膀上。

我在抽屉里找到了那枚像章，它有茶杯口大小，鲜红的底色，上半部分是那位伟人的侧面头像，下半部分是一群举着红宝书和农具的青年，正昂首阔步走在田野上。父亲说这枚像章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当年十分珍贵。妹妹把它端端正正别在了母亲寿衣的胸口上。

母亲的第三个遗愿却让我们很为难。据父亲说，母亲在一九七八年就被开除党籍，早已经不是党员了。我找到那只铁盒，打开盒盖，发现里面只有一沓发黄的树叶。我们猜测，大概在母亲轻生前几天，因为意识模糊把树叶当成钱装进了盒子里。不过这样一来，这个遗愿也就不必再去完成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两天后，我们去殡仪馆给母亲送行。想不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竟然拥挤不堪，母亲在西二告别厅，排队到上午十点整。我们等候在殡仪馆的院子里，身边不时响起一阵哭声和哀乐声。看上去告别厅有些像候车室，门口同样挂着滚动的电子屏幕，也有广播提醒人们注意时间，只不过车次变成了逝者姓名，旅行的终点呢，大概都是一只骨灰盒。

父亲佝偻着身子，像一只公鸡似的蹲在花坛边抽烟，烟雾一股股从他的白发间冒出来。父亲原本就是寡言少语的人，母亲出事后，他越发沉默起来，仿佛已经变成一块会呼吸的石头。妹妹脸上挂着泪痕，怀里抱着母亲的遗像倚在一棵杨树上。从冷冻室出来后，她悄悄对我说，那只铁抽屉拉出来时她还以为母亲会从里面坐起来，跳到地上和我们回家去，摸到母亲冰冷的额头，她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荒唐。

我和妻子相隔几米远，坐在停车场边的水泥台阶上，侧前方一堵雪白的影壁墙上用黑笔写着一副对联：飞烟惊化鹤；留月觅归魂。墙头上露出一截锈黄色的铁烟囱，青灰色的烟雾袅袅升起飘散到半空中。我心里很清楚，追悼会结束后，母亲也会被送到墙后面的房子里去。我和妻子都把头转到另一边，尽力回避对方的目光，我们知道彼此心里想什么，但谁也不愿主动提起。妻子和母亲的感情很深，但她毕竟是当妈妈的人，不管孩子犯了多大错误，总是本能地要替他辩护。从家里出发前她小心翼翼问我，让不让裴帅和老师请假，去殡仪馆给奶奶送行？我冷着脸看看她，一言未发。尽管儿子一再辩解，只想和奶奶开个玩笑，但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他害死了对他最好的人。我无法原谅他。

来参加母亲葬礼的除了我们这些家里人，只有几个远房亲属，再有就是七八个总和母亲在一起唱歌跳舞的老太太。福利纸品厂早已不复存在，相关人员自然无处可寻，一位姓王的大妈退休前当过街道计生委主任，就以单位领导的身份介绍了母亲的生平。讲的自然都是好话，隔离审查和精神失常的事只字未提，让人怀疑她说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的母亲。

追悼会结束后，母亲的遗体被推走时，妹妹哭着扑到车上，抓住车边的栏杆不肯放手。我和妹夫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拉开。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推着车走到告别厅西墙的一扇门边，用车头把门撞开走了出去。那扇门来回摆动几次，最后又痉挛般地抖一下，就彻底安静下来。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在一间水泥屋子里等来了母亲的骨灰。骨灰还是热热的，让我想起人的体温，仿佛那些骨头都还活着，只是改变了一种形态而已。在母亲的骨灰里，我发现了一个圆圆的东西。我看着它发了一会呆，突然辨认出来，那是别在母亲胸口上的像章。像章上那些人还栩栩如生，甚至连容貌都依稀可辨，只不过全部变成了灰白的颜色。我有些诧异，难道这枚像章耐得住近千度的高温？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把像章拿起来，手指刚一接触，像章就立刻碎成一堆粉末，和母亲的骨灰混在了一起。

母亲的葬礼结束后，按规矩要安排几桌酒席。母亲是横死的，大家都吃得无滋无味，酒也喝得很少。酒宴结束时，将近午后两点钟，刚走出饭店大门，我就接到王老师的电话。他说下午裴帅没到校上课，问我知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说不知道。王老师又说：“那恐怕是去网吧打游戏了，最近他有些变本加厉的迹象，得格外留心才行。”

我连声向王老师说对不起，保证会找到裴帅带到学校去。我叮嘱妹妹把父亲送回家，就穿过马路去拦出租车。妻子担心我打裴帅，非要跟着一起去。我们在学校门口下了车，从东到西连续找了两家网吧，都没发现裴帅的身影。妻子好像抓到了理说，儿子可能就没玩游戏，你不让他送奶奶，他心情不好，没准正躲在什么地方哭呢！

我说但愿如此吧，否则这孩子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我们走到第三家网吧门前，刚踏上水泥台阶，就看见裴帅从里面走了出来。我气得眼前发黑，正想教训他，裴帅却抢先开了口。他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挥舞着拳头说：“老爸，我终于打死了古尔丹，升到了三十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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