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维兰德在1790至1813年间的一则手记中首创了“世界文学”这个新词。他将“世界文学”界定为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世界各国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其“世界文学”概念带有浓重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色彩。与赫尔德或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相比，维兰德首创的狭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

关键词：维兰德；世界主义；世界文学；典范作品；精神财富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7-0176-07

作者简介：贺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学界普遍认为歌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1827年1月15日，歌德在其日记中首次运用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复合词：“我向舒哈特口授关于法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论述。”随后他又在《迪瓦尔的历史剧<塔索>》一文中对这个新词作了解释：世界文学就是国际性的文学交往和文化接触；世界文学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普遍性在于它表现了普遍的人性，整体性则体现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上。跨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交往的最终结果就是各民族文学联合成一个伟大的综合体，这个综合体以欧洲文学为核心，以古希腊文学为典范。

1987年，德国学者魏茨（Hans-Joachim Weitz，1904-2001）在《阿卡迪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维兰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的短文。魏茨声称他发现了德国作家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在1790至1813年间亲笔书写的一则手记，这则写在维兰德翻译的贺拉斯《书札》（1790年修订版）中的手记的核心词语为“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味”。维兰德在此所说的“世界文学”指的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一流作家（贺拉斯、维吉尔和普罗佩提乌斯等人）博览了古今各民族的文学杰作，掌握了世界文化文献，他们具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高度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乃是一种世界主义的高雅文学。维兰德借“世界文学”一词树立了“博学的诗人”的典范，这类诗人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获得了丰富的“世界知识”，他们所创造的作品体现了文化多元性和普遍的人性，这些优秀作品以其跨文化的思想容量和高度的艺术价值成为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

一、维兰德手记的来历

维兰德是歌德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贺拉斯的《书札》和《讽刺诗集》等世界文学名著。《书札》德译本的初版于1782年由德绍的学者书局出版，修订版于1790年由莱比锡的魏德曼出版社推出。维兰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手记即出自1790年版的贺拉斯《书札》德译本样书。

1946年，德国作家内特（Herbert Nette，1902-1994）从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老妪手中购得了几本古旧书籍，其中就有维兰德翻译的贺拉斯《书札》（1790）。这本《书札》采用花体字印刷，正文前有维兰德于1782年4月12日写给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献词》。内特打开老妪收藏的《书札》，发现有人用钢笔对《献词》的部分词句进行了增添和改动，增改后的文字中有“世界文学”一词。内特认为这些增改的文字出自某位读者。魏茨去内特家作客时翻阅过这本《书札》。魏茨是歌德和维兰德专家，他常去歌德席勒档案馆查阅资料，因此对维兰德的手稿和笔迹比较熟悉。他看过《献词》中增改的文字后，便推断这些文字出自维兰德之手。为了鉴别笔迹的真伪，内特请来了德语文学学者吕迪格尔（1908-1984）和文艺学家埃佩斯海姆，经过仔细辨认，两人断定《献词》中增改的文字乃是维兰德的亲笔手迹，而老妪的私人藏书其实就是出版社赠送给译者维兰德的样书。

内特原本打算就维兰德的这段增改文字写一篇论文，并将维兰德写在《献词》上的手记公诸于世。由于百事缠身，该计划并未得到实施。《书札》的样书在内特家中沉睡了四十年，维兰德的手记也几乎被遗忘了。

1986年，德国文学档案馆从内特手中购得了维兰德译著《书札》的样书，档案馆馆长欧特博士授权魏茨发表维兰德的手记，并委托他就这则手记写一篇短文。魏茨于是撰写了一篇关于维兰德手记的流传的短文，将它题名为《维兰德是“世界文学”一词的首创者》。为了感谢吕迪格尔对维兰德笔迹的鉴定，他将这篇短文发表在吕迪格尔创建的《阿卡迪亚》杂志上。

1782年版和1790年版的贺拉斯《书札》德译本均收录了维兰德写给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献词》。《献词》（1782）中与“世界文学”概念有关的段落如下：“罗马在其最美好的时代颇有首善之都的风格，这种风格可以用文雅（Urbanitat）一词来概括，文雅指的是博学多才、世界知识和文质彬彬的高雅趣味（diese feine Tinktur von Gelehrsamkeit，Weltkenntnis und Politesse），这种高雅趣味是通过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和与这个有教养的时代最文明和最杰出的人物的交往而不知不觉地形成的。”

维兰德用钢笔划掉了“博学多才”和“文质彬彬”二词，在“世界知识”之后加上了“世界文学”一词，在字行之间添加了“学识渊博”一词，然后又把它删掉了，接着又在字行之间的空白处增加了“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这几个词，从而使这段文字的核心部分最终定型为下列措词：“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味（diese feine Tinktur yon Weltkenntnis u.Welditeratur so wie yon reifer Charakterbildung u.Wohlbetragen）。”

维兰德于1813年1月20日在魏玛去世，他的同时代人并不知道他写有这则手记，歌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1827年1月15日起多次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个词。维兰德在1790年版的《书札》样书上写这则关于“世界文学”的手记时并未注明日期，因此只能将维兰德首创“世界文学”一词的大致日期确定在1790至1813年之间。endprint

二、人道精神的世界主义

“世界文学”概念有三种定义：（1）广义的“世界文学”指的是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文学作品的总和（Gesamtliteratur）；（2）狭义的“世界文学”指的是超时代的、具有普遍审美价值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Kanon），换言之，“世界文学”就是具有世界声誉的文学杰作的荟萃，这种精英主义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在当今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3）歌德于1827年提出的文学发展蓝图，它指的是国际性的文学交往（Kommunikation der Literatur）和文化接触，交往的结果就是具有特性的各民族文学的融合。魏茨认为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与“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相接近”，但他没有进行详细论证。笔者认为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指的是跨越民族界限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各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而所有这些典范作品皆具有“普世的人性价值和艺术价值”。

具有人道精神的世界主义（Kosmopolitismus）是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的思想基础。世界主义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世界观，它认为人不只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和某个民族的成员，确言之，人是地球（即世界）上的公民，它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出发提倡各民族平等、自由和相互宽容，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犬儒学派哲学家西诺帕的第欧根尼（约前400-前323）和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维兰德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人道和宽容。在《论流芳百世》（1812）一文中，维兰德表达了利他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不断运用我们最高尚的精神力量和我们最美好的心灵意向与情感”，以“促进利他的善”，以增进“普遍的幸福和人类的全面教育与完善”；“每个高尚者更多地是为他人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他的一生或多或少都是一种持续的舍己为人”。在《民族文学》（1773）一文中，他确定了文学艺术的人道主义使命：“文艺女神的使命在于温暖人的心灵……她们应该为我们灌输和平、宽容、博爱和普遍欢乐的精神；应该通过万能的情感力量使我们牢记人人皆兄弟的观念和只有通过团结与和睦世人才能获得幸福的道理。”

作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维兰德提倡民族宽容和宗教宽容。在《民族文学》一文中，他要求世界各民族打破文化孤立主义，采取文化宽容的态度，进行互识、互补、互惠的文化交流：“世人的首要义务在于相互接近和相互联系，在于作为大自然所创造的一个大社会的成员以合力为人类的共同完善而工作……欧洲各民族如果能逐渐削弱每个民族曾经拥有的独特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或多或少地使每个民族背离了已启蒙的、有教养的民族的开放性），那么至少他们必将在实现人类的共同幸福的道路上取得巨大进步。古埃及人和当今的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闭关锁国的民族，一个民族越不爱社交，越孤独，越与世隔绝，它就越能保持其民族性，但它的民族状况也就越不完美。”维兰德从“普遍的理性”出发，主张宗教宽容。他在《论宗教宽容》（1783）一文中写道：“信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普遍的、永恒的权利……持某种宗教观的人当然认为另一种宗教观是错误的；但他没有强迫他人相信他的宗教的权利……每种宗教都无权统治其它的宗教。”

维兰德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宣扬博爱的世界主义者。在早年的两部世界公民小说《西诺帕的第欧根尼的遗著》（1770）和《阿布德拉市民的故事》（1774）中，他的人道的世界主义思想已初具雏形，并与建立在理智和智慧基础之上的文化精英主义融为一体。西诺帕的第欧根尼自称“世界公民”。当有人问他如何理解“世界公民”这个概念时，他答道：“世界公民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不和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勾连在一起，他把大地当作他的祖国，把人类的所有成员当作他的同胞和兄弟，并且漠视他们的位置、空气、生活方式、语言、风俗、教育和个人兴趣所造成的偶然差异。当他们受难时，他们有天生的权利请求他的帮助；当他无法帮助他们时，他们有权获得他的同情；当他们迷路时，他们有权要求他指明方向；当他们享受人生时，他们有权邀请他与之同乐……世界公民爱所有的人，这是一种纯粹的、无派性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爱。他不被个人的偏爱所左右，当有人请他帮忙时，他就会凭着一付热心肠迅速采取人道和善良的行动。”

第欧根尼试图以一种无拘无束的、俭朴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来解决世界主义的博爱和地方主义的城邦利益之间的冲突。他置身于“特殊社会”之外，远离“一个特殊社会的激情和企图”，有意识地降低物质需求，摆脱家庭、职业和“国家”的约束，从而免除了各种社会义务。这种遗世独立的局外人立场使第欧根尼对社会的观察和批判具有了一种中立性、客观性和超派别性。

第欧根尼因其孤独而简约的生活方式被古希腊人称作“傻子”。小说作者谎称自己是第欧根尼的遗著《疯狂的苏格拉底》的译者和出版者，他对哲学史上消极的第欧根尼形象进行了颠覆，将这位犬儒描写成一位“好心而乐观的……理智的怪人”。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将这位“怪人”引为知己，他向第欧根尼讲述了他准备征服世界各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王朝的计划：“我把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世界人民需要一位领袖，我觉得我就是天生的世界领袖。”亚历山大想聘请第欧根尼作他的政治顾问，第欧根尼出于道德考虑拒绝了他的提议，他认为亚历山大的计划是一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主义，对世界进行暴力统治从伦理上来说是不可行的，因此他坚持“只顾及全人类的整体利益”的人道主义的世界主义。

长篇小说《阿布德拉市民的故事》讽刺了阿布德拉市民狭隘的地方主义、对异域文化的偏见、低级的艺术趣味和各种愚蠢行为。小说人物德谟克里特在埃及和巴比伦等地游学了二十年之后回到故乡阿布德拉城，他给同乡们讲述了异域的实情，打破了他们关于异国的荒诞幻想，于是他们认为他有精神病，并从科斯岛请来了名医希波克拉底为他诊治。阅世颇丰的希波克拉底和德谟克里特相见后促膝倾谈，发现他们俩有共同的世界主义思想，两人因志趣相投而结为挚友。这两位见多识广的精神贵族同属于一个有教养的文化精英共同体，即非实体的世界主义“学者共和国”。关于这个精神性的共同体，作者写道：古代的世界公民“没有事先约定、没有会社标志、不参加会社集会、不受誓言的约束就结成了一种兄弟情谊”。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欧里庇德斯也是一位胸襟旷达的世界主义者，他无情鞭挞了阿布德拉市民褊狭的民族主义和低俗的艺术狂热。这三位世界主义智者皆有健全的理智、高雅的趣味和宽容的精神，他们所结成的精神同盟使他们摆脱了犬儒第欧根尼似的孤立。endprint

1782年，光照会（Illuminantenorden，1776-1785）的一位会员匿名发表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一位世界公民的好奇》，他批评维兰德的世界主义“学者共和国”的虚幻性，鼓吹光照会带有暴力革命色彩的无政府主义纲领。维兰德于是撰写了文章《回答与反问》（1783）予以反击。维兰德支持改良主义，反对光照会推翻现行制度的暴力革命，因为暴力革命会带来混乱和新的“弊端”。他认为光照会力图建立的消除了民族、等级和宗教差别的“世界公民共和国”纯属政治“幻想”，光照会会员是不负责任的市民和“伪世界主义者”，他们的政治阴谋和无政府主义言行“会突然毁掉一切启蒙、宽容、自由和世界主义”。只有以理性为指南、具有博爱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少数文化精英才是负责任的“人权的代言人”和“真正的世界主义者”②。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不走极端……他们静静地等待理性不知不觉的增长在世界各民族中必将产生的良好效果”。

1786年，魏玛公国官吏格希豪森出版了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揭露世界公民共和国体制》。他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以“你要么是国家公民，要么是叛贼”的二分法思维，将“世界公民”、“启蒙思想家”、“耶稣会会士”和“共济会会员”一律打成国家公敌。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要求各国君主取消打着“启蒙”旗号煽动革命的“新闻自由”。

为了反驳格希豪森的谬论，维兰德发表了长文《世界公民共同体的秘密》（1788）。维兰德对“伪世界公民”和“真正的世界公民”进行了严格区分。他把光照会、共济会和耶稣会会员称作“伪世界公民”，这些机构化的秘密会社故弄玄虚，搞阴谋活动，以实现其政治野心。“真正的世界公民”则没有秘密，他们公开表达其人道的世界主义思想，宣扬广泛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全面的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能保障全面的启蒙，能保证启蒙思想家对“君主”和“各民族”人民进行有效的教育，以防止暴力革命，并敦促各国君主实行仁政，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从而增进国民的幸福，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幸福。维兰德要求各国君主在“理性”和“人道的国家观念”的指导下为人民的幸福尽义务，革除绝对专制主义的弊端，进行一场非暴力的、改良专制主义的仁爱革命：“通过实行重要的、促进各民族幸福的社会改良……欧洲的现状似乎已接近一种仁爱革命（wohltatige Revolution）；这种革命不是由疯狂的暴动和内战引发的，而是由宁静的、坚持不懈地进行守本分的抵抗……由温和的、令人信服的、不可抗拒的理性伟力催生的。”

维兰德用启蒙运动的美德观对基督教的基本美德（信、望、爱）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造。他认为真正的世界公民是少数有美德的“智者和贤人”，美德就是对世人有仁爱之心并将爱心付诸行动。真正的世界公民是奉行博爱原则的人类之友，“他的符合其天性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思想促使他做个有用的人，使他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上帝之大城的利益而效力。只有善良的公民才配得上世界公民这个称号”。真正的世界公民不结社不做官，只有从这种无派性的、中立的局外人立场出发，世界主义者才能摆脱集团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才能满足世界公民的普世性要求：“世界主义者有资格拥有最本真和最突出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这个名称。因为他们将地球上的所有民族视作一个唯一家族的众多分支，将世界视作一个国家，他们和其他无数理性的人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追求他自己的富裕生活，并在遵守普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促进人类整体的完善。”但在两种情况下他可以放弃中立立场：当正义的“美好事业”需要道德上的支持时，他应该大力声援；当发生了反人权的“暴行”时，他应该与之斗争。

维兰德认为对全人类的博爱高于对祖国的爱，因为爱国是一种狭隘而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与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思想和义务互不相容”。他认为文学艺术、科学和书刊印刷术是跨国界和跨时代的，它们是全人类的共享资源，思想和文化的多元性有助于防止个人、派系和民族的偏见。

三、维兰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内涵

青年维兰德的心目中已有了“世界文学”的大致框架，只是他没有使用“世界文学”一词而已。他在创作早期作品时，脑海里已浮现出“世界文学”的草图：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名作的总集。他在《（维兰德先生的文学作品集）序言》（1762）中写道：“感知真和善的事物始终都是我的最高追求……我在构思严肃内容时，借鉴了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诗人的大量名作。”这部文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荷马、维吉尔、品达、贺拉斯、欧里庇德斯和泰伦斯）、法国文学（丰特奈尔、伏尔泰和佩罗）、英国文学（莎士比亚和蒲柏）和德国启蒙文学的杰作以及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为“典范”（Muster），对诗人的生活经历进行了艺术加工，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激情”。维兰德接受了莱辛在《文学书简》中对其诗作的善意批评，原因之一就是“莱辛是一位人类之友”。

在《民族文学》（1773）一文中，维兰德对他的世界文学概念作出了明确定义：世界文学是本国和外国文学的“典范作品”的总和。他从文学“美化和改善人性”的使命以及“令人愉悦的影响”出发，认定文学具有“超越个别社会的狭隘概念”的世界性，文学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世界文学就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典范作品总集：“自然和艺术的整个王国向每一位诗人敞开着，只要他能以自己的方式从这个宝库中吸取精华来丰富自己，他就能最终接近完美的艺术境界，而完美乃是一切文学大师的共性，无论他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出自哪个民族和用哪种语言写作。”和歌德一样，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带有言必称希腊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他的世界文学乃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正典、以欧洲文学为核心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经典的总集。他写道：“希腊人难道不是古代世界所有其它文明民族的导师吗？我们现代欧洲人不是和古罗马人一样也必须感谢希腊人吗？希腊人在我们心中煽起了精神之火，递给了我们智慧之灯，留给了我们诸多典范之作。我们的文化教养、较好的法规、较好的体制、文学艺术、审美趣味和礼仪难道不应该归功于古希腊吗？古希腊罗马的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医生、演说家、政治家和元帅不是已为我们培养了所有这些领域两百多年来最伟大的人物吗？”endprint

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信》（1782）中，维兰德奉劝青年作家不要痴迷于“无意蕴无技巧”但颇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应该向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家”学习，尊重“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的“文学杰作的价值”。在《世界公民共同体的秘密》一文中，他肯定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提倡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补，再次强调了文学艺术是跨民族跨时代的、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科学、文学和书刊印刷术是所有发明中最高尚和最有益的发明……它们不属于这个或那个国家，而属于全人类。一个民族若能重视它们的价值，能接受、促进、发扬和保护它们，并让它们自由自在地、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这个民族就会兴旺发达！”

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是所有民族所有时代的“文学杰作”总集，他的私人藏书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关于他的藏书和文学修养，出版家贝尔图赫（1747-1822）写道：“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维兰德的缪斯和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缪斯女神都结下了友谊，他尊重、欣赏和选择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切善和美，而不管它的地点、形式和外表。”

维兰德在1790至1813年间所写的那则手记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个新词，他用该词来褒扬奥古斯都时代的优秀作家所创造的世界主义的高雅文学。“文雅”、“世界知识”和“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是手记中的关键词。“文雅”不仅指的是彬彬有礼，更确切地说，它意味着文化修养和对异域文化与外国高雅文学的熟悉。“世界知识”则指的是通过读书和阅世获得的对世界和人生的经验知识。“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乃是维兰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核心：杰作即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经典。手记中的“世界文学”概念首先确定了一种质量标准（最优秀的作家），其次它要求作家具有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文学、文化和道德修养兼而有之就能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上乘佳作，成为后世学习和仿效的“伟大典范”。

维兰德以“博学洽闻”和“技巧娴熟”为标准，说明了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首先作家必须以阅世高人的文化修养和娴熟的艺术技巧创造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杰作”；其次是后世“最优秀的人们”对这些杰作的“宣扬”和“奉为样板”。

维兰德的“世界文学”类似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世界文学。施莱格尔的世界文学指的“不仅是民族性和暂时性的有趣文学，而且是世界性和不朽的文学”。维兰德的“世界文学”乃是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经典总集，它有别于赫尔德的“全世界的文学”（世界各民族文学作品的总和），也不同于歌德的“世界文学”。歌德的“世界文学”指的是国际性的文学交往（国际旅游、通信、会议、翻译、评论、阅读外文报刊和外国文化史与文学史等），而交往的结果就是各民族文学最终融合成“一个伟大的综合体”。

与赫尔德或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相比，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1848年德国文学史家谢尔（1817-1886）推出了两卷本的文选《世界文学画廊》，他的“世界文学”就是维兰德意义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品总集”。1898年文艺学家格里泽巴赫（1845-1906）出版了《世界文学目录》，这本目录学专著分为“德国文学”和“其它文明民族的世界文学”两部分，后者收录了欧洲各国、阿拉伯、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等国的文学名著书目。德语《杜登词典》对“世界文学”词条的解释同样凸显了维兰德所主张的文化精英主义：世界文学是“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世界各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的总和”。

（责任编辑：李亦婷 潇湘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