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如 吴叶青 蔡亚敏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80后的农民工，现在其总数占农民工六成以上，已经成为推动当前和今后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但其主观不愿回归农村，客观又不易融入城市，导致城乡双重边缘化，极易成为问题聚焦的群体。以新生代农民工成迁移主体为标志之一的城镇化正进入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虽然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3.7%［1］，但目前实际上真正城镇户籍人口只有36%左右，城镇人口中的30%流动人口群体无法享受城镇待遇，而流动人口中主要是农民工,规模已达2.6亿。建设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是我国新型城镇化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耐受力低等特点，在其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出现了身份认同、内卷化、半城市化等困境。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主要有四工具：社会排斥、社会资本、社会距离与社会认同理论，五视角：现代性视角、社会化视角、社会整合视角、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视角、社会网络视角，七理论研究等；二是城市融入的内容研究；三是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呈现出多视角研究的趋势。

心理资本最早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正是源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积极心理的研究,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与测量、影响变量与机理、管理与开发四个方面。界定上，心理资本从“个体一般积极性的核心心理要素”逐步发展到“个体积极心理状态”；构成要素与量表方面主要有四维和多维说等；近期国外学者实证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等有积极影响，影响的范式主要有主效应、缓冲效应及调节效应模型，并在管理开发上对自我效能、乐观坚韧进行了系列探索性研究。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于外在“赋能”与内在“增能”。开发心理资本不仅能直接提升内在素质，成为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内在持久城市融入动力的源泉，而且能间接积极影响外在支持。充分认识心理资本激励生成机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目前心理资本与其城市融入内在要素之间究竟有多大关系尚不清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心理资本因素群为自变量，应用多因素交互分析和相关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研究心理资本各构成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定性定量关系，研究心理资本激励因素的优化组合，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命题背后的心理资本的隐性内源性动力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与城市融入

心理资本不同于传统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强调“知道什么”，诸如知识与技能；社会资本强调“认识谁”，诸如关系和人脉；而心理资本则强调“是谁”及“想成为什么”，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心理状态。国内实证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公民组织行为等有显著影响［2］；Luthans等人在2004年将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的概念拓展至组织管理领域，并进一步研究［3］认为心理资本是指能够引起员工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状态，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投入和开发获得竞争优势。心理资本是一种综合的积极心理素质，直接影响情绪与认知状态。而满意度是员工个体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满足程度，它来源于工作或生活经验评价的愉快等正性情绪的状态认知。所以，心理资本直接影响满意度。同时满意度又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心理融入的重要标志。相对社会融入与经济融入，心理与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更为深入，心理融入属于精神上的融入。研究显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感情生活匮乏、留城意愿摇摆、不良心理状态相对普通群体较为严重［4］；城市身份建构与农村乡土念想双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态，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与内心矛盾性，容易导致身份困境。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具有“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待遇少”，这些都是非常突出的工作压力源，再加上身份歧视、隐性排斥等，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与所在城市及工作单位情感脆弱、认同迷失、职业倦怠与情绪衰竭等。由此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提升对其城市心理融入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二）心理资本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传统激励大多强调通过各种外在激励赢得员工的忠诚，但鉴于市场竞争环境为员工创造了更多的外在诱惑，随着双因素边际激励效用的递减，薪酬等因素又恰恰成为其励志的理由。心理资本通过情绪智力、自我效能、乐观与坚韧变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职业价值观中的目标坚持与行为方式，从而可以从内在价值深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定者舒尔茨认为：“知识可以为个体提供增强其认知能力，激发其高产高效的潜在能力的机会。”后来学界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力的技能、知识、健康、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与人口迁移等因素的总和。霍桑实验以来对“士气”等影响工作绩效的心理因素的系列研究，使人们意识到了工作态度等与工作绩效间的密切关系。Dolan&Garcia认为，价值观管理是一种新的战略领导工具。Wolfe［5］的研究表明，员工的自我价值与工作特性拟合程度越高，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感就会相应提高，离职率就会降低；心理资本作为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的状态，对工作绩效指标肯定会产生影响。同时，心理资本变量影响着职业价值观，职业生涯规划能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人力资本及其外在绩效，CoyleShapiro和Kessler［6］的研究验证了这一点，他们研究发现可觉察的组织义务的履行与员工职责的履行之间的确是正向关联的，这一系列关联性背后是心理资本通过职业生涯规划等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员工的人力资本，从而影响了绩效。而人力资本提升有助于促进其自主性成长。所以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2：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对其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并间接影响其城市融入。

（三）心理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心理学家勒温认为人的行为是个体特征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关系。个体特征离不开心理资本的多重作用，而环境因素则与社会资本紧密相连。Luthans和Jensen研究结果显示，心理资本与直接领导对员工的留职意向及对组织使命、价值观和目标的承诺的评估有很高的正相关［7］，这些评估是其社会资本的具体系列因素，社会资本具有业缘关系和更大范围的地缘关系，同时，其心理资本提升有促进自我实现，增加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扩大社会网络的范围，进而提升其社会资本，这是一个相对的互为促进的过程。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保障与社会收益，而这些因素又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与权益维护等。所以提出如下假设。

研究假设3：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对其社会力资本有显著影响，并间接影响其城市融入。

图1 心理资本促进新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用图1来总结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简要地说，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变量的影响既受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也有心理资本本身的直接影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以其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来衡量。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程序

本文数据来自2015年在南京、常州的新生代农民工中进行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000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826份。回答问卷的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在服务业（46.1%）、制造业（53.9%）等行业工作，他们来自安徽（32.3%）、四川（19.7%）等13个省级行政区。平均年龄26.12岁，其中，女性254人，占30.7%，男性572人，占69.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考虑到涉及变量的因果关系研究，所以采用了纵向研究方法，在采集数据时分成两个时间点，相隔六个月。选取样本时力求做到类别的均衡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二）测量工具

1．自变量

心理资本。心理资本的概念可以界定为个体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自我效能、乐观、坚韧和希望等积极情绪，基于国外的二维、三维、四维和多维说和国内研究［2］，本文认为心理资本包括分别为情绪智力、自我效能、乐观、坚韧四个维度，其中情绪智力是个更为综合和本土化的维度，这些都是个体基本的心理力量与状态，都符合个体积极、独特、可测量、可开发、与绩效相关的等积极组织行为的标准。本研究参照国外Wong和Law（WLEIS）等人的研究的成果，编制适合中国国情的自陈式Likert五点记分心理资本问卷。在考虑国内外文献及做法的基础上，通过预调研，对量表作了一定的修正，并进行了预备性测试，对问卷进行了质和量的分析。质的分析主要是要求被试标注题意不明白的题目；量的分析主要是进行了题目频率分布分析、题目与分测验总分的相关分析，以及初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将所测量变量因子上的载荷低于0.4的题目和明显交叉负载的题目删除。最后形成了心理资本正式问卷。各因子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6；信度分析Cronbach’sa值为0.921，量表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得到了验证。

2．因变量

城市融入。该量表的测量采用王佃利［4］开发的量表，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与心理文化融入。 采用Likert五点记分量表，Cronbach′s a值是0.842。经济融入包括“收入水平”、“居住条件”、“消费方式”等；社会融入包含政治融入内容，具体包括“人脉资源”、“生活方式”、“权益保障”和“身份认同”等；心理文化融入内容，具体包括“满意度”、“归属感”、“风俗习惯”和“心理文化”。

3．中介变量

人力资本。该量表的测量采用刘林平［8］开发的量表，具体包括4个题目：“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证”、“文化程度”和“劳动法”。所有题目均用Likert五点记分量表，Cronbach’s a值是0.846。

社会资本。该量表的测量采用王春超［9］开发的量表，具体包括3个题目：“工会”、“与本地员工关系”、“网络生活”。所有题目均用Likert五点记分量表，Cronbach’sa值是0.807。

4．控制变量

数据分析中，控制变量是年龄、性别、职位、工作时间、所处行业（服务也与制造业）、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

（三）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AMOS7.0）对假设模型进行检测，参考已有文献，在验证假设模型时，本文将假设模型与其他合理的替代性嵌套模型进行比较，并检验假设模型，以确定对数据拟合最好的模型。

四、研究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变量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城市融入的均值都偏低，这反映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并不乐观，这与新型城镇化中“人的城镇化”核心目标还相去甚远。其中，心理融入最低，经济融入次之。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由表及里逐层推进、愈进愈难的渐进式融入现状。相对而言，本文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并不乐观，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经济基础仍然没有根本性变化，经济融入作为落户城市的前提性变量依然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点；同时，正如帕克所说“城市环境的最终产物，表现为它培养成的各种新型人格”，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内核与最终的城市融入［4］，心理融入也是最难的融入。

表1具体显示了心理资本变量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城市融入之间的相关情况： 除了坚韧与社会资本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余所有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说明总体上心理资本变量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城市融入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也验证了国内之前相关研究结果［10］。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最为密切的变量依次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情绪智力、自我效能、乐观与坚韧，其中，人力资本与城市融入相关系数最高，而人力资本本身又与心理资本及其变量联系紧密；社会资本与城市融入相关系数次之，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本身也与心理资本及其变量联系紧密。这充分说明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等多重影响。

表1摇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N=826）

（二）模型检验

心理资本各变量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城市融入之间的显著相关，初步证实了本文提出的部分假设。从心理资本变量与城市融入关系来看，存在两种可能情况：一个是心理资本变量影响城市融入；另一个是城市融入影响心理资本变量。这样形成两种模型，其中，前一种模型为本研究的假设模型，后一种模型为竞争模型。第一种模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城市融入主要受心理资本变量的影响。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通过中介变量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的影响。第二种模型对变量的关系的假设是心理资本变量主要受城市融入的影响。为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并根据各项拟合指标与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调查数据与假设模型拟合，具体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综合各项指标显示：假设模型数据有相对最佳的拟合：综合作用模型的χ2/df＜3，GFT、IFI等拟合指数都比直接作用模型好，大多数在0.9左右，RMSEA值比替代模型低，这些表明，假设模型与实证数据有最佳的拟合，是相对最优的模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相对最好的解释。因此本文选择假设模型作为拟合最优的模型，即心理资本变量影响城市融入，并在其基础上阐述研究假设的关系。

由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分析可以看出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与假设1相一致，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b=0.57,p＜0.001）；同时，为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将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城市融入回归方程，对比单一的心理资本影响城市融入模型，心理资本依然对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但显著作用减弱 （b=0.43,p＜0.001）， 而社会资本 （b=0.62,p＜0.001）与人力资本（b=0.69,p＜0.001）均对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所以心理资本也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b=0.53,p＜0.001）；而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着其城市经济融入，假设2得到了验证；另外，心理资本有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b=0.46,p＜0.001），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也直接影响着其城市融入，假设3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即心理资本变量既有通过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也有直接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调查结果与假设相一致。首先，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第二，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其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第三，心理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城市融入有显著影响。

表2摇结构模型拟合指数表（N=826）

（二）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从实证角度系统研究了心理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机制。

第二，本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变量对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丰富与发展了心理资本理论。大量的心理资本研究对象偏重于知识型员工，本文以将新生代农民工为心理资本的研究对象，这也丰富了心理资本的对象研究范畴；更为重要的是，心理资本非常吻合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需求，本文发现中国情景的心理资本提升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的具有突出的功能，其中心理资本的直接功能主要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心理资本的间接功能主要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有效地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持久动力，这丰富和发展了心理资本的理论蕴涵。

第三，本研究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对于其城市融入的重要作用，丰富与发展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深度”与“高度”具体是心理与文化融入，这是最核心的融入、最深层次的融入，也是相对最难的融入，主要受心理资本影响。

（三）实践意义

本文心理资本与城市融入的关系模型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存在极其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心理资本是城市融入极其重要的外生变量，这充分说明本文所提出的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的研究假设总体上比较合理，是可以接受的。这就为更进一步探明心理资本与城市融入的各潜变量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科学分析的依据，并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即一方面要深掘组织员工的内在隐性激励变量，另一方面要深刻理解心理资本对城市融入影响的关系模型中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的作用关系，从而有利于着力构建系统的持久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支持性体系。

［1］李慧，伍江,毛其智,林坚.新型城镇化:如何”以人为核心?”［N］.光明日报,2014-03-27.

［2］仲理峰.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 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7,(2).

［3］Luthans F，Avey JB，and Avolio B J.Psychological capitaldevelopment:Toward a micro-intervention.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6,(27).

［4］王佃利.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中国行政管理,2011,(2).

［5］Wolfe RA，Parker D，Napier N.Employeehealth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ournal of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1994,（30）.

［6］CoyleShapiro,J.＆ Kessler，Reciprocit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Employee and employer perspective.Europe2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02,（11）.

［7］Luthans K W,Jensen SM.The linkage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commitment to organizational mission:A study of nurses.The Journal of Nursing Administration,2005,（35）.

［8］刘林平,张春泥.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J］.社会学研究,2007,（6）.

［9］王春超,周先波.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收入吗［J］.管理世界.2013,(9).

［10］柯江林，孙健敏.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与离职倾向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