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生+姜丽梅

“文革”结束后，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但“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随之立即停止，它仍然裹挟着积极亢奋的政治热情踽踽前行。但根植于这场运动之中的作家主体审美意识开始了动摇和位移。“原本立下的扎根于农村的誓言也失去原有的鲜亮色彩，原来所表露的献身于农业建设的决心也开始动摇，原先所背弃的城市重新具有了莫大的引力。”[1]所以，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已不再昂扬地展示知青运动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而是理性地反思这场运动带来的影响以及知青不懈的人生追求。戏剧艺术也冲破了“两结合”的创作窠臼，积极探求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艺术的融合，使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得到完美的艺术嵌合。

人性悲歌的理性彰显

新时期的知青戏剧大都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这时的戏剧作品多展示在特定背景下，知青在肉体和心灵上受到的双重戕害。恶劣的生存环境，繁重、原始的体力劳动，压抑窒息的情感，扭曲的人生理想，是知青戏剧表现的主要主题内涵。

历史跨入新的时期，上山下乡已不再是光鲜崇高的话语表述行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迫或更多带有侮辱性的行为——发配。话剧《北京往北就是北大荒》中的勤子为了给患病的母亲过生日，在国营企业上班的她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6元6角6分钱，就被流放到遥远的北国接受神圣而又残酷的改造；小柳儿也只是因为偷过一块手表而最终成为了一名永久的拓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