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贵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

郭培贵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目前可确认的籍属山东的明代山东解元有81名。其空间分布十分广泛，反映出明代山东是一个文化教育和应试科举之风相当普及的省份；同时又很不平衡，反映了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均衡。在支撑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各种资源中，人口是前提，经济是基础，而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科举氛围等因素则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明前期山东解元进士出自上三代皆属平民家庭者占同期总数的83.33%，后期则下降至20%。这主要是由明后期解元进士出自官宦之家的数量明显提高造成的；但官宦之家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并非主要依靠其政治权力，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条件和文化、应试氛围并最终通过子弟的自身努力实现的。

明代；山东；解元；空间分布；社会流动

明代各省的乡试解元，正常情况下，完全是一省举子进行激烈考试竞争的自然结果，而非人为掌控的产物；所以，其空间分布状况自然也就成为反映一省各府乃至各州县之间科举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并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多寡和所拥有的政治、教育、文化等资源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其出身构成状况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的社会流动状况。因此，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对促进明代科举乃至明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推动明代山东地方史研究并为现实提供有益借鉴具有重要价值。

一、明代山东解元考实

本文所说“明代山东解元”，是指明代山东每科乡试取中的第一名，而不包含山东人在省外考中解元者。明代山东自洪武三年至崇祯十五年共举行了90科乡试，相应共有90名解元，他们各自姓名如何？来自何府、州、县？如果每科的《乡试录》都能保存到今天，自然就成为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的首选资料；但可惜的是，目前只有天顺六年至万历二十二年间的25科明代山东《乡试录》影印问世①《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收入了天顺六年，成化元年、十年(据笔者考证实应为成化七年)、十六年、十九年，弘治八年，正德八年、十一年，嘉靖四年、七年、十九年、二十八年、三十四年、三十七年、四十三年，隆庆四年，万历四年、七年、十年共19科《乡试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明代登科录汇编》收入了成化元年、弘治二年、正德十四年、嘉靖三十一年，万历十三年、二十二年共6科《乡试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影印本)，其中《成化元年山东乡试录》与天一阁所藏重复；《中国科举录汇编》仅收入隆庆元年1科《乡试录》(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版)。，而其余65科明代山东《乡试录》失传或湮没不闻。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借助于其它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确认明代山东各科解元的情况，而在这些文献中，记载明代山东各科解元最多的无疑是清雍正年间山东巡抚岳濬等监修的《山东通志》②《山东通志》卷十五之一《选举志》，第39-100页。据笔者查阅与考证，知该《志》对洪武三年庚戌科、四年辛亥科、五年壬子科、二十三年庚午科、二十六年癸酉科，建文元年己卯科，永乐三年乙酉科、十二年甲午科，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科、三十一年壬子科和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三十一年癸夘科共12科解元俱阙载，对洪武十七年甲子科和永乐元年癸未科解元记载错误，对其余76科山东解元记载正确。。由此，笔者就以该《志》和现存明代山东各科《乡试录》为基础，再辅以《皇明贡举考》、《皇明三元考》以及山东府州县志等文献，对明代山东乡试各科解元进行了逐一的考证和确认，兹仅把考证结果列表显示如下：

表1 明代山东解元考证表

①本表解元户籍原属军卫者一般归入该卫所在州县。此类情况有3名，分别是成化四年戊子科解元刘瓛，济南卫籍，归入历城县;弘治五年壬子科解元王崧，临清卫官籍，归入临清州;嘉靖十年辛夘科解元郭鋐，平山卫籍，归入聊城县。另，成化十年甲午科解元陈珍，辽东义州卫旗籍，因不属山东，故仍旧。

②《山东通志》卷十五之一《选举志》载王琏为洪武十七年解元，误;当为洪武五年解元。据《明太祖实录》卷78载:“洪武六年春正月甲寅，以举人……王琏、张凤、任敬、马亮、陈敏俱为编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印本，第1426页)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1《科试考一》也载:洪武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诏“山东解额内选五名，一人王琏……拜翰林编修”( 中华书局1985 年点校本，第1543 页) 。

③《山东通志》卷十五之一《选举志》载王用为建文四年壬午解元，蒋先为永乐元年癸未解元。文四年山东因兵革不及乡试，永乐元年令补试。故建文四年与永乐元年实仅举行一科乡试，只能有1名解元。道光《济南府志》卷四○《选举二·明举人》也载王用为“癸未解元”(《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2》，第270 页上)，故此笔者以王用为准。

④据《皇明三元考》(第169页)、《皇明贡举考》(《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28 册，第461 页) 、《邹平县志》卷一三《选举·明举人》( 《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58 号，第1013 页) 。

⑤《山东通志》此科解元阙载。《皇明三元考》载该科解元为“张鄜”，而据《山东通志》卷十五之一《选举志》、万历《汶上县志》卷四《选举·科贡年表》(《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78》，第175页上)，张鄜应为宣德四年解元; 故此科解元待考。

⑥《皇明三元考》(第172页)、《皇明贡举考》(第473页)、乾隆《掖县志》卷三《选举·举人》(《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5》，第379 页) 。

①《皇明三元考》( 第204 页) 、宣统《聊城县志》卷七《选举志》( 第74 页) 。

由上表可知，目前可确认姓名和户籍地的明代山东解元共有82人；其中，成化十年甲午科解元陈珍属辽东义州卫旗籍；这样，可以确认户籍属于山东的山东解元就只有81名，占明代山东解元总数的90%。以其为考察对象，庶可大致反映明代山东解元群体的基本特点。

二、明代山东解元群体的空间分布及其成因

表1虽然显示了82名解元的户籍地，但还不能直接反映其空间分布及其特点，更不能反映其空间分布特点的成因；不过，我们对该表所示的解元户籍地做进一步归类和统计，就可很容易得出明代山东解元的以下空间分布状况：

表2 明代山东解元空间分布统计(1)

(1)仅统计户籍属山东的81名解元。

由表2可知，山东解元空间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是解元分布广泛，表现在不仅山东六府皆有解元分布，而且西起濮州、东至莱阳，北起阳信、南至滕县，西北起德州，东南至沂州、诸城，西南起曹州、曹县，东北至蓬莱的全省近半数以上的州、县都有解元分布*据万历《明会典》卷一五《户部二·州县一》载，山东六府共有104个州县(《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89册，第260页)。。这反映出明代山东不仅是一个文化教育相当普及的省份，而且是一个应试科举风气弥漫于全省州县城乡的省份。

其次是解元分布很不平衡，总的特点是西多东少。六府以解元多少排序，分别是济南府27人，兖州府21人，东昌府12人，青州府11人，莱州府8人，登州府2人。其中，地处西部的济南、兖州、东昌三府总共考出解元60人，占统计解元81人的74.1%；而济南、兖州二府共有解元48名，占统计解元总数的59.26%。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地处东部的登州、莱州二府拥有解元总计为10名，仅占统计总数的12.35%。全省拥有2名以上解元的州县有15个，虽分别仅占全省州县数和拥有解元州县数的14.42%和30%，却拥有解元46名，占统计解元总数的56.79%；历城、济宁、东平、掖县、益都5州县虽分别仅占全省州县数和拥有解元州县数的4.81%和10%，但其拥有解元数却占统计解元总数的32.1%；在解元分布最为稀少的东部莱州、登州二府，作为莱州府治所的掖县却考出了5名解元，占到了二府解元总数的一半。

造成上述分布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就其解元分布的广泛性来说，明代普遍设立的府、州、县儒学在各地持久开展的不仅免费而且给与生员种种优惠的儒学教育，以及各地民众对应试科举的普遍热衷与追逐，应是造成解元分布广泛的最重要原因。另外，东部地区虽然在经济、文化发展和人口规模以及拥有政治、教育与交通资源等方面远逊于西部，但也正因如此，其比西部保持了更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如元末明初西部经历战乱涂炭，而东部则保持了相对安定，这无疑更有利于其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断积累；所以，到明晚期，科举实力最弱的登州府也居然考出了2名解元。

至于解元分布不平衡的成因，则要相对复杂一些，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各府、州、县的科举实力不均衡。据统计，明代山东各府拥有进士、举人数由多至少的排序与拥有解元数由多至少的排序完全一致*吴宣德统计明代山东进士共为1734名。其中，济南府第一，为530名；兖州府第二，为378名；东昌府第三，为268名；青州府第四，为252名；莱州府第五，为179名；登州府第六，为127名(详见氏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2页)。各府拥有进士排序与本文统计各府解元排序完全一致。另，笔者统计﹝清﹞岳濬等监修《山东通志》卷十五之一《选举志》所载明代山东各科乡试举人总数为6728名，其中，济南府第一，为2152名；兖州府第二，为1657名；东昌府第三，为1072名；青州府第四，为849名；莱州府第五，为613名；登州府第六，为385名。各府拥有举人排序也与本文各府拥有解元排名完全一致。，其拥有解元最多的5个州县——历城、济宁、东平、掖县、益都——同时也是拥有进士最多或较多的州县*吴宣德统计明代山东历城、济宁、东平、掖县、益都5州县拥有进士数分别是62名、57名、37名、59名、74名，除东平外，历城、济宁、掖县、益都俱在前四名内，东平拥有进士数排名则与德州并列第八；名列第五、第六、第七的分别是莱阳(56名)、滨州(46名)、临清州(44名)(详见氏著《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第244-247页)，除莱阳外，也都是解元较多的州县。。所有这些，都说明各府、州、县的科举实力乃是其竞取解元的最为直接的支撑力，也即科举实力愈强，则其解元愈多；反之亦然。而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不平衡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首先是人口因素。科举考试是人的竞争，因此，各府州县拥有一定的人口规模理应成为其具有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之一。由于史籍中没有提供明代山东各府州县系统完整的人口统计数字，故退而求其次，笔者在此使用《明一统志》提供的各府、州、县的“编户里数”予以替代；对其进行统计，则得出以下明代山东六府编户数及其排序：

表3 明代山东六府编户里数及其排序

上表显示，明代山东六府中编户里数最多的是济南府，而从上文可知明代山东解元最多的府也是济南府，这都说明不同地区的科举实力确实与其人口规模存在一定联系。但从表3还可知，除济南府之外的其它五府的编户里数排名与其解元数排名又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东昌府编户里数最少，但其解元数却名列全省第三；青州府编户里数名列第二，但其解元数名列第四；莱州、登州二府编户里数分列第四、第五，但其解元数却分列第五、第六。这又说明解元数和人口规模之间并非呈正比也即完全对应关系。结论应是：一个地区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甚至优势只是其获得科举优势的必备条件，而非唯一条件；要把人口规模或优势真正变成竞争优势，还需具备其他条件。

其次是经济和交通因素。明代山东的经济重心和交通发达之区无疑是在西部，西部是全省的人口重心所在，京杭运河上下通贯，使其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和山东境内商品流通最主要的干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连接全国各地特别是河南、北直隶的商品流通网络，即“西走赵、魏，北输沧、瀛，而川陆孔道并会德州、济宁、临清之间”*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3页。；还因其地形以平原为主，适于农业以及植棉等多种经营，而使其成为全省财富和赋税的主要来源之地。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登、莱二府“僻在东隅，阻山环海，地瘠民稀，贸易不通，商贾罕至”*徐应元：《辽运船粮议》，载施闰章修、杨奇烈纂《登州府志》卷十九《艺文志》，康熙三十三年任璿增刻本，转引自成淑君：《交通贸易与明代山东土地开发》，《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东西部之间的上述差别显然成为其科举实力相差悬殊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地处西部的济南、兖州、东昌三府之所以能够居于全省解元数排序的前三名，其在经济、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强势地位应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位于运河两岸地区的德州、陵县、平原、临清州、东阿、聊城、堂邑、茌平、武城、冠县、莘县、夏津、济宁州、滋阳、曲阜、东平州、汶上、泰安州、滕县共19州县，虽仅占全省州县数的18.27%，却总计考出了35名解元，占全省统计解元总数的43.21%；而既非省会又非府治的济宁州居然考出8名解元，居全省州县之首；所有这些，显然得益于运河交通带来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形成浓厚的应试科举氛围所起的促进作用。

其三是教育和文化因素。科举考试归根到底是考生之间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素养的竞争，而传承这一素养的主要手段就是教育；在当时的各种教育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官方设立的府、州、县儒学。洪武二年定制，天下府、州、县各设儒学一所。但府与府、州与州、县与县之间所辖编户里数是不一样的，不管编户相差多少，每一府、州、县只固定设置一所儒学，就造成了各地编户实际享有的官学教育资源明显不均的情况，并由此对其科举实力的强弱和考出解元的多少产生影响。如济南、兖州、东昌、青州四府，分别拥有府州县儒学31所、28所、19所和15所，分别居明代山东六府所辖府州县儒学数的第一、二、三、四名；与此相应，其拥有解元数也分别居全省第一、二、三、四名。若以一百编户里平均拥有儒学数为考察尺度，则全省每百编户里平均拥有儒学应为1.86所；分而言之，济南府为1.93所，兖州府为2.52所，东昌府为4.1所，青州府为0.95所，莱州府为1.29所，登州府为1.7所。可知，六府中超出全省每百编户里平均拥有儒学数的分别有济南、兖州、东昌三府，而居于解元数前三名的府也是这三府；以上例子都直接显示了教育资源对科举实力的影响。

其四是政治因素。在官本位制社会，政治资源可谓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对各地科举竞争力的强弱自然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如济南府考出解元之多名列全省第一，占全省确知解元总数的31.71%，就应与该府为山东省会所在之府，从而成为全省领有州县和官学最多的府有直接关系；另外，六府府治都毫无例外地考出了解元，而且历城县6人，掖县5人，益都县3人，分别居全省各州县拥有解元数的第二、三、五名，也应与各府治所作为一府政治中心，成为一府官学和文化资源最为集中之地有着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明代山东各府州县科举实力的强弱是由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综合作用造成的。其中，人口因素是前提，经济因素是基础，政治、教育、文化、交通、信息、历史传统、科举氛围等资源则是最直接的推动力。一个地区在上述各方面优势越多，其科举竞争力就会越强；反之，其科举竞争力就会越弱。

三、明代山东解元进士出身构成与社会流动

由于文献阙载，要想全面了解明代山东解元上三代出身的情况已无可能；所幸的是明代大部分科次的《登科录》仍然传世，而《登科录》对每位进士上三代的出身情况都有记载。自永乐元年至万历二十五年山东66科解元共有39名考中进士，通过逐个比对，可知其中32名可在现存《登科录》中找到记载，占同期解元进士82.1%。以其为考察对象，或可了解明代山东解元进士乃至解元群体家庭出身的大致状况。为便于考察,笔者分8种情况对这32名解元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出身进行了分类统计,兹谨把统计结果列表显示如下:

表4 明代山东解元进士出身统计

在32名解元进士中，上三代直系亲属中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为14人，占43.75%；仅有生员功名(庠生、岁贡生)者2名，占6.25%；仅有“省祭官、寿官”虚衔者2人，占6.25%；而真正有实职官者仅14人，占43.75%。也就是说，明代56.25%的山东解元出身于上三代无实职官的家庭。而从纵向考察，在永乐元年至成化十七年间的12个解元进士中,上三代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为10人,也就是说同期出自上三代都是纯平民家庭的解元进士居然占统计解元进士总数的83.33%；另据笔者统计，明代自永乐九年至成化十七年间19科3924名进士中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有2342名，占同期统计进士总数的59.44%。这说明这个时期山东解元进士不仅与全国进士一样保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而且出自上三代俱为纯平民家庭者的比例高出全国同期进士23.89个百分点。而在成化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六年间的20个解元进士中，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则仅有4名，只占同期统计解元进士总数的20%，比上期大幅度降低了63.33个百分点；另据笔者统计，明代自成化二十三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24科7821名进士中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无任何功名、官号和虚衔”者有3035名，占同期统计进士总数的38.81%。这说明成化末年以后山东解元进士的社会流动速度不仅与全国进士一样明显放缓，而且出自上三代俱为平民家庭者的比例低于全国大致同期进士18.8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其社会流动放缓的速度要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之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变化，原因应大致有三：

一是官宦之家对其子弟科举中式的影响在成化末年后明显加强。如在本文统计的上三代直系亲属有实职官的14名解元进士中，属于成化十七年以前者仅有2名，另外12名都是成化二十三年以后的，后者竟是前者的6倍之多。这自然大大降低了成化末年以后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之家的解元进士的比例。

二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明中叶后进士上三代直系亲属中仅有学校功名而无实职官者不断增多。据笔者统计，明代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功名而无实职官”家庭的进士所占比例，正统十年为0，成化八年为2.4%，嘉靖二十三年为8.33%，万历三十二年为15.91%，崇祯十年为54.49%*据正统十年、成化八年、嘉靖二十三年、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登科录》和《崇祯十年进士履历便览》。，呈直线上升趋势，至明末，此类家庭出身的进士甚至超过了进士总数的一半。而本文统计的2名上三代直系亲属“仅有生员功名”的山东解元进士也俱出自万历年间，这同样降低了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的解元进士的比例。

三是由于明中叶后各种恩赐虚衔和“省祭官”不断增多。据笔者统计，明代出身于“上三代直系亲属中仅有官号、捐衔但无实职官”家庭的进士占同科进士总数的比例，正统十年为0.67%；成化八年为2.8%；嘉靖二十三年为13.14%；万历三十二年为14.94%，呈不断上升趋势*据正统十年、成化八年、嘉靖二十三年、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登科录》。。本文统计山东解元进士出自上三代“仅有虚衔”家庭者 1名和“仅有非在任官”家庭者2名，其中，前者为正德十二年丁丑科解元进士王三锡，后者一为成化十一年乙未科解元进士陈珍，一为万历八年解元进士张钲，也即3名中有2名出自正德以后，这也降低了出自上三代直系亲属俱为平民家庭的解元进士的比例。

由上可知，成化末年以后明代山东出身于“纯平民”家庭解元进士所占比例的显著下降，除主要由于官宦之家对其子弟(孙)科举中式影响显著加强外，还由于出自上三代仅有学校功名或虚衔官号家庭的解元进士的不断增多。其实，严格说来，“仅有学校功名或虚衔官号”尽管和“纯平民”有了区别，但还不能算作官宦之家，而是处在二者之间的过渡地带。况且，在14名上三代直系亲属有任实职官的解元进士中，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者仅有10名，担任过从五品以上实职官者仅有6名，担任过从三品以上实职官者仅为2名，说明这14名解元进士绝大部分都出自中下级官员的家庭；若以代数而论，在10名出自上三代有从七品以上官家庭的解元进士中，竟无1名有两代以上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实职官者，也就是说上三代中只有1代担任过从七品以上官；况且至少有8名也即绝大多数上三代有实职官的解元进士在其考中进士时，其任过官的曾祖或祖父或父亲就已经致仕或者身故。所有这些，都说明官宦之家对其子弟(孙)考中科举的影响并非主要靠政治权力，而是主要依其家庭有利的经济、教育条件和文化、应试氛围；在14名出自上三代有实职官家庭的解元进士中，有6名出自上三代有举人以上功名的家庭，有1名出自同父兄有进士功名的家庭，也即有一半是出自科举之家，其中毛渠、王象坤还是出自两代科举之家，也同样说明了科举功名对保持家庭声望和有利于子弟(孙)科举中式所起的积极作用。由此说来，尽管成化末年以后山东解元进士的社会流动速度在明显放缓，但由于出自官宦之家的解元进士仍主要是靠科举保持门望和家庭地位，也即主要靠“自身本事”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考出来的，故科举制度仍被时人认为是“至公之典”，也即最为公正的制度。

[责任编辑：王 戎]

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进士群体与政治及社会变迁研究”(项目号：11BZS030)之阶段性成果。

郭培贵(1957-)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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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5)03-0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