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盛泽

〔摘要〕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创建和发展，对红军政治思想上的建设，以及战略战术方面给予了多方指导。在组织建设上重视红军成分及领导体制;在思想上重视党组织建设和党的领导以及对士兵教育;在战略战术上重视游击战等。其中既有许多好的指导意见，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这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央苏区;红军建设;士兵委员会;游击战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2-0037-0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极为密切和重要，在这方面的深化研究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都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对此问题的研究论著和资料编辑成果丰硕，但专门研究共产国际与红军建设的不多，而且重点在红军的创建初期。本文拟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红军建设进行一个探讨。

一、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红军的组织建设

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中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红军有从认识不足到重视的过程。随着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共产国际才开始认识建立红军的重要性，重视红军的创建工作。认为“建立工农军队的工作，应是党在游击运动所波及到的农村和特别是在苏区的工作注意的中心。这项工作的成功可能是新的革命高潮日益加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1928年4月，共产国际、联共（布）向中共中央建议，建立并巩固农村根据地，“最大限度地扩大正规的红军”。〔2〕要求在那些工农暴动的胜利得到巩固的地方，必须很快地尽可能地把农民游击队和红色先锋队改变成红军。〔3〕1930年6月，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红军在保持坚强的工人骨干的同时应实行农民化”。〔4〕7月，斯大林与周恩来谈话“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5〕7月23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首次正式提出：“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然后这个政府才能有相当的力量和意义。因此，必须集中注意去组织并且巩固红军”，“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6〕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又提出，“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供应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7〕

在红军的具体组织方面，共产国际提出要遵循的原则：经过工农组织征集最好的成分，并招募志愿军，对于志愿军事前最详细的审查，对于过去是军阀军队的兵士的成分尤其须经过严厉的审查;军官成分的工人化;实行党代表制及成立政治部。〔8〕

红军中的成分问题，一直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耿耿于怀的症结。认为“大约80%的红军是由贫农组成的”。只有几个军的工人成分达到30%，这样的部队很少。还有从南京军队中投诚过来的士兵，比例大致达到10%—15%，有些部队达到25%。〔9〕初期红军部队有吸收改编一些流氓土匪武装，这引起共产国际的疑虑，认为朱毛的红一军团，平均80%是农民，其余是原当兵的人和土匪。〔10〕这也是共产国际断定朱毛红军是“半土匪出身”的由来。为了解决成分问题，共产国际对兵员补充体制提出意见，“红军应以坚强的工人为骨干，同时应以农村农民以及农民中一切革命分子来加以补充和扩大”。〔11〕补充兵员应该按阶级原则进行，军队应该接收贫农、雇农和中农。〔12〕“红军的兵员应当由工人和乡村贫农以及忠于革命的分子经常不断地加以补充。”〔13〕

随着中央苏区多次反“围剿”战争的进行，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对于红军数量的追求更为迫切，共产国际也认识到这一点，提出扩大百万红军，而党中央和中央苏区也以“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为号召，掀起了扩大红军热潮。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指示中提出：现在军事行动要求定期和有计划地补充红军的队伍。请讨论经几个阶段逐步使其转到动员体制上来的可能性。例如，能否从党员、工会会员、共青团员和贫民团员开始，对一定的年龄实行动员，使之参加少年先锋队和赤卫队，以便进行普及训练，然后靠他们来补充军队。〔14〕这一条得到大力实施，如后来苏区成立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及各地模范师等，动员取得很好效果。

对于军队的领导体制，共产国际认为，只有正确解决政治委员—党支部—指挥员三者关系的问题，党才有充分可能组建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15〕作为党的代表的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是与党组织平行存在并且高于这些组织之上的。政治委员作为党的代表与指挥员享有同等的权力，他监督指挥员，使指挥员的作战行动符合革命的利益。〔16〕“政委和连政治指导员的设制、团以上政治部的〔设制〕和所有连队都设党支部——这是主要地区的情况，已坚定不移地进入了红军的生活和中国同志的实践。这是红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些组织红军是不可想象的。”〔17〕

士兵委员会起着政治上团结军队中普通士兵、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的作用，但由于士兵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它们试图履行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的任务，所以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的因素、潜伏着士兵委员会对抗党组织的危险。因此在开始时保留士兵委员会，但必须使士兵委员会接受党的影响，在政治上不起领导作用，只起在党委或其党团直接领导下提高士兵群众政治觉悟的社会团体的作用，直至彻底撤销士兵委员会。〔18〕后来被撤销。

共产国际特别重视派人到苏区去，经常反复强调此一问题，且千方百计地实现。“派工作人员到军队中去，招募工人并将他们也派到军队中去。”〔19〕为派遣尽可能多的核心积极分子到苏区去，继续重新审议中央和核心积极分子的组成，1931年1、2月间，从上海向苏区派出一批军事人员共63人，并且继续清理有军事经验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便把他们派往苏区，还动员大量上海工人去加强红军。〔20〕据统计，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共向中央苏区派了67人，有57人到达。〔21〕后来又向中央苏区派了不少干部。而且成功将李德送到苏区，对中央苏区的军事方针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因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军事工作人员不具备相应的理论和军事技术素质，所以建议必须扩大培训中国军事干部的工作，一方面要注意加快对狭窄专业人员（如报务员、爆破手和手榴弹工厂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另一方面要保证对作战方面的工作人员进行基本的培训，使他们具备相当于中国红军旅长一级所必需的视野。〔22〕

二、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红军的思想建设

共产国际很重视红军的思想建设问题，一再强调要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就是保证党的领导。特别强调：“建设红军应成为党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23〕 “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并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24〕党应在军队中建立起严密的党组织体系，党不能消失在群众之中。〔25〕肯定“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黄公略部队中的支部活动最出色”。〔26〕

共产国际要求加强全体红军中党的支部与党的领导机关，同时做好对红军的集中教育工作。认为对于红军和游击队，党部委员会应当详细选拔最可靠的党员去作一切指导工作，保证队伍的团结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党部委员会应当做到使游击队和红军之中的支部成员里面，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党员。〔27〕尽量巩固红军并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应尽可能集中红军的军事和政治领导。〔28〕“军队中有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工人员。每个红军战士不仅是士兵，而且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29〕必须完全保障党对于红军的指导和监督。红军“军事的，尤其是政治的指导，应当要有必需的程度，并且要最大限度的集中”。〔30〕 “在保证中央直接领导的情况下，组织集中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体系。”〔31〕“从军事和政治领导的政治团结、纪律、军事训练、供给等方面大力加强红军。”〔32〕

共产国际认为，在红军中一是过去被俘的或自愿转过来的军阀部队的士兵过多，这些士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任何阶级属性，怀着雇佣的心态，与农民没有多少联系，几乎没有受到足够的政治改造;二是有相当大的富农阶层;三是一些军中的农民群众，由仍然保留着自己组织的各种秘密社团的成员组成;四是在许多部队中，职业土匪占很大比例;五是许多军里都有从军阀部队转过来的或者投降过来的整个部队，没有进行任何改编，甚至保留了原来的军事指挥人员。因为社会成分如此纷杂，红军队伍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加，一些指挥人员，特别是那些曾经在军阀部队中供过职的指挥人员，进行军阀冒险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强，一些部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也在增强。这些因素造成的政治后果十分清楚。〔33〕在所有红军部队中几乎都缺少对军政干部的培训。〔34〕有些军里做政治工作进行得没有计划，也不经常，缺少为从事这项工作而多少受过一点训练的干部。红军的党组织和政治组织无论在吸收工人参军方面，还是在做工人群众工作和对他们的组织工作方面，都犯有极其严重的粗暴性质的错误。〔35〕正因为如此，才更要加强对红军官兵的教育工作。

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党在革命军队建设中的作用、士兵委员会、红军兵员的补充、建立根据地、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敌军中的工作等提出了详细的指示。如，要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注定要失败这一思想，“贯穿于党在掌握武装力量方面，在向一些支队、军、方面军提出战略任务时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之中”，“首先应体现在业已组建的正规部队的党的建设体系中。”〔36〕规定连设支部，由连支部大会选出由4至5人组成的支部委员会，营党员大会选出由5至7人组成的营委员会。应特别重视军队中入党对象的问题。只有有阶级觉悟的贫农、雇农、苦力及经过战斗和革命的社会工作考验的中农才能被吸收入党。〔37〕

1931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出苏区党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红军，使红军各部队取得一致的行动。要用各种方法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为此需要积极地加强红军的政治教育工作，每一个红军战士要知道和了解工农革命的目的与红军的任务，红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努力工作，以身作则，加强红军的军纪。同时要肃清红军中首先是指挥干部中的一切富农豪绅分子。要巩固与扩大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与赤色自卫队，改善这些队伍中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使群众的军事组织成为红军的预备队。〔38〕在反“围剿”形势十分紧张的1934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处政治委员会仍指出：要千方百计加强红军中党的无产阶级阶层和党的政治工作。〔39〕

共产国际极为重视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认为“红军应当变成真正全体平民的军队”。〔40〕“红军应该保护贫农和中农，使之不受军阀匪帮的侵犯。”〔41〕要在各方面巩固红军与劳苦群众间的联系。正规红军“这支力量之所以存在，所以发展壮大，所以不可能被摧毁，是因为它依靠农民运动中奋起完成土地革命任务的广大群众”。〔42〕“红军近来取得的胜利最有力地证明，劳动农民是跟我们走的。……没有农民的帮助，红军就不可能进行这类战役。”〔43〕“红军正是得到群众的支持，才取得越来越多的胜利。”〔44〕

上面这些指示与古田会议确定的原则有相通之处。通过努力，红军部队“在多数情况下，对政治工作的意义、对党组织和整个党的政策的意义基本上是理解的”。〔45〕共产国际对于红军中党的领导问题还是比较肯定的。如当时红军所有的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都是由上海委任的，但“还没有过拒绝接受所委任的某个指挥员的情况。指挥员从上海一来到，就立即给他工作。这是独一无二的特征”。在红军中党的领导是基本建立起来了。

共产国际对红军实行官兵平等给予肯定，认为革命军队中官兵之间的同志关系意义巨大，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同志关系与军阀军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起了巨大的革命化作用”。〔46〕 “红军的指挥人员在外表上与红军战士没有什么区别”，“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相比更显得突出，指挥人员和指挥官跟红军战士一样不领军饷，而国民党军队里却存在差别很大的等级工资。“这种情况保证了多数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指挥人员之间的融洽关系。气氛是同志式的。”〔47〕

1931年3月，共产国际再次强调指出，军队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红军部队的革命纪律性和战斗力，并千方百计使之得到加强。也就是每个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首要任务是执行指挥员和政委的命令。不执行命令、批评作战命令和计划、批评最高指挥员的策略是绝对不允许的。指令无论如何不应导致取消红军组织中的党内生活，相反，它们应该加强党的生活，以使党组织执行其基本任务以及党的最高机关的指示，特别是与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工农红军有关的指示。〔48〕

总之，“只有与任何置军队于革命之上、于工农革命组织之上的尝试作坚决斗争，只有以服从苏维埃政权的精神教育军队，党才能领导革命以最少的损失走向胜利”。〔49〕

三、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红军战略战术

共产国际对于苏区红军创建初期实行的游击战术还是基本肯定的。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要巩固和发展游击运动，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地区和在满洲。……要争取把我们在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的游击队的分散行动协调起来”。〔50〕认为派出部队作战，破坏交通线，夺取辎重等，在确信敌人已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时红军才出击，消灭敌人，这是“明智的好策略”。〔51〕

有学者就认为，共产国际“并没有一成不变地始终强调‘城市中心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逐渐形成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原则给予了肯定，形成了有关保存红军有生力量、避免同敌人优势兵力作战、充分发挥游击战作用等具体指导方针。〔52〕同时对李立三盲动主义进行了批评：“占领长沙和进攻汉口，对于现在的红军，还是力量不够的任务。”〔53〕指出红军“不去夺取那些县城和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而去热衷于攻占大城市”，这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54〕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反“围剿”明确指出：“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

对于游击作战，共产国际也进行了指导。指出红军和游击队的相互关系，在作战方面表现为游击队从属于红军，游击队主要从事侦察和联络工作，以及担任前锋和后卫。把组织侦察行动作为保证正规红军部队作战和大的游击行动取得胜利的头等任务。认为“游击战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现在和将来都会起很大的作用”〔55〕，“让我们的部队和农民的游击队对敌人后方和一些部队不断进行骚扰，以使敌人精疲力竭”。〔56〕肯定红军实行了巧妙的战术：以小部队形式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尽量避免同优势敌人作战，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打击敌人;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发挥自己部队的最大机动性;竭力保存和加强自己的有生力量等等。〔57〕

共产国际后来在认识上发生变化，盲目乐观，高估自己力量，于是产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设想。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红军的准则。”〔58〕认为毛泽东提出的避免大的战役，退到山区，分散军队等的策略主张“早已过时”。当时的策略是“要么是前进，要么是被迫后退到比较广阔的地区去进行游击斗争”。〔59〕共产国际于1932年12月提出的“以后也要坚持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方针”是对的，但其目的是“以便为夺取和守住南昌以南的城市创造前提条件，并在今后的胜利作战中尝试突破敌人在江西的水路防线，并击溃它”。〔60〕并且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靠打阵地战，与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不可能做到的。

但总的来说，共产国际对于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指示还是比较慎重，也是基本正确的。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在决定军事策略问题时应遵循的原则：在保卫苏维埃领土时，必须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能以付出重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一个地方;必须避免同敌人大股部队发生对我不利的冲突，要运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瓦解敌军和消耗敌人的战术，还要尽量利用游击斗争方法。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加强我们的有生力量，加强（军事、政治）学习，提高作战能力和纪律性，加快组建红军步伐。〔61〕可见对于红军的战略战术还是基本肯定的。还提出“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考虑到蒋介石后方防御力量薄弱，提出“尽可能广泛地开展积极的游击运动，组织破坏活动，破坏敌人后方工作”。〔62〕

对于东方军的作战行动，共产国际认为中央苏区红军“干扰敌军在赣江和抚河之间集结的计划是正确的，而对19路军的战役是很完美的”。〔63〕但攻打顺昌的教训说明，必须避免包围有围墙城市中的有生力量。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推迟和避免战争，以赢得时间进行持久防御。〔64〕但黎川失守后太过于注重一城一地得失，为求速胜而陷入节节防御的被动局面。

虽然共产国际一再强调，其“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只是提出想法供决定。〔65〕“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66〕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李德也讲要进行积极的防御，“消极的防御一定是要失败的”。〔67〕但他认为积极的防御，就是“短促突击”，实践证明行不通。

大概从1934年初起，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中就充斥着红军各部队防御的具体部署，但有些不着边际，使人摸不着头脑。不过比较重视在中央苏区东方战线（闽西北）开展游击战。提出要派遣人员开展活动，以活跃在光泽、崇安和浦城地区的游击战，以延缓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行动。〔68〕还提出要在东方战线组成两个主力军和两个游击军团，使其协同作战，第1游击军团在光泽至邵武方向展开游击行动，第2游击军团在大田至尤溪方向采取游击行动，以在最短时间内破坏敌人新的攻势。〔69〕同时还要成立第3、第4、第5游击军团，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当时连在中央苏区的中央也认为有些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游击军团也只是个形式，因为已经有“军事部领导所有地方游击战役和游击组织，领导相应地区独立部队的训练和作战行动，因此没有必要改变它们的名称或对它们进行改编”。〔70〕

1934年2月，共产国际感觉到红军此时期的计划和措施，几乎一直像是被敌人强加的，造成了对部队的多余的重新部署，由于经常转移使它们失去了积极参加战斗的能力。提出应争取在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地段歼灭敌人，不要试图在全线同时打击敌人。红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在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红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翼侧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重要的是要在歼灭敌人某一集团军方面争取决定性的胜利。〔71〕认为苏区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加强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和最广泛地开展对敌人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72〕红军积极的行动，只有在我们前线兵力的工事防御同我们机动拳头对敌人翼侧的积极打击和游击力量深入敌后的行动结合起来，才能带来明显的效果。〔73〕争取保存中央苏区的前途，是与在外部地区、在交通线上和在靠近敌人设防地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提出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期最后使这些部队成为将来闽浙皖赣边区的骨干力量。〔74〕

总之，共产国际的指示还是基本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的。

四、 结语

在苏区红军创建问题上，共产国际确实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就像国际代表所承认：在组建红军“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中共的帮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明显不够的和无积极作用的”。〔75〕共产国际除了在红军建设上给予一般性指导外，在组织上实际帮助却很少。从总的看，共产国际对于红军建设的指导，主要集中在组织建设和战略战术方面，而对思想建设比较忽视，也较少具体措施，在中央苏区后期更是偏重于战术上，而且显得太细又不切实际，难免有过度干预和纸上谈兵之嫌。特别是共产国际有的建议不合中国国情，难以做到也无需完全执行，如红军实行志愿兵制，实现军官成分的工人化等。应该说，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建设上，不管是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是一个探索过程，所以共产国际的指导存在不足和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种指导也受到一些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共产国际的代表要得到确切的材料都很困难。许多时候要依靠国民党方面的报刊才知道一些红军行动的消息。〔76〕关于苏区问题的“报告都是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写的。在这里谁也不能详细地讲述那里的情况，因为党没有直接从我们的人那里得到通报”。〔77〕另一方面这些指导都是建立在国际代表个人认识基础之上，难免夹杂着很多个人因素在其中，包括个人素质、水平和性格、品行等，都成为影响因素。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李德，他虽然是到了中央苏区的唯一国际代表，但却并不真正了解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仍然照搬“左”的一套错误做法，特别是他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这些都制约了共产国际对于苏区红军建设的正确指导，造成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行动连连失利，最终导致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全部丧失。

中国的国情不同，必须将苏联的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创新和发展。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大力的探索。如在红军建设的成分问题上、建军路线上、在红军的政治工作特别是政治委员制上、红军战略战术上等，都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做法，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做法，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 〔2〕 〔3〕 〔4〕 〔7〕 〔8〕 〔9〕 〔10〕 〔11〕 〔1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31〕 〔32〕 〔33〕 〔34〕 〔35〕 〔36〕 〔37〕 〔41〕 〔42〕 〔43〕 〔45〕 〔46〕 〔47〕 〔48〕 〔49〕 〔51〕 〔54〕 〔55〕 〔56〕 〔75〕 〔76〕 〔77〕 姚金果，陈胜华.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文献资料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6，38，54，111，149，54，309，219，124，230，130，129，310，130，198，281，318，239，139，109，97，75，150，209，233，235，236，128，129，70，99，320-321，310，130，312，285-286，134，100，128，164，209，232，183，196.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183.

〔6〕 〔13〕 〔28〕 〔29〕 〔5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11，270，270，206，356.

〔14〕 〔39〕 〔66〕 〔68〕 〔69〕 〔70〕 〔71〕 〔72〕 〔73〕 〔7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册〔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100，100，7，14，58-59，75.79，220，119，79.

〔27〕 〔30〕 〔4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05，587，587.

〔38〕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58-759.

〔44〕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6册〔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61，603.

〔5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89.

〔52〕 华强，阮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路线的指导〔J〕.档案与争鸣，2009，（3）.

〔5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册〔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38.

〔5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19.

〔59〕 〔60〕 〔62〕 〔63〕 〔64〕 〔6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C〕.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257，261，509-510.509，513，509.

〔61〕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3年3月）〔J〕.中共党史研究，1988，（2）.

【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