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展奋

寒门子弟刘克鸿

◎ 胡展奋

年初三的晚些时候，我得知刘克鸿在南京患胰腺癌去世了。

我和他1987年就认识了。那时我在中央商场楼上的《康复》杂志供职，刘克鸿原本是泥水匠，1982年考进了晚报。因杂志社没食堂，吃饭成了问题，好在晚报食堂不赖，刘克鸿就常常招我就食，时间一长，干脆替我偷偷买了饭菜票。

和我一样，刘克鸿那个时候混得不咋地——说是“编务”，其实就是报社内部的“快递”，在一楼和四楼之间频繁地传送各种文稿、版样。但他非常努力，跟人学习画版样，做标题，希望有朝一日到采编一线做编辑、做记者。

朋友就是有共同的话题。

某日，他见了我就叹气，说：“这个社会还是讲出身，像我这样出身寒门、没学历，又来自苏北的穷小子，真难！”我说：“我也很惨，做小编辑，老是被那些‘新闻前辈’藐视。”克鸿便说：“走，到我家去！”说实话，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坦诚的朋友。

他那家简直就是闸北贫民窟里的最差人居！80年代末，屋内居然还是泥地，一下暴雨，屋内直接成了鱼塘；墙就是泥抹的篱笆墙，秋天就是蟋蟀的大卖场，除了一些餐具，还真就是“家徒四壁”。再看看邻居，房子都是棚户，但至少都是“水门汀”。我是学过农的，那时的农村也家家水门汀了。

他虽然出身草根，但正是“极度的自卑激发出极度的自尊”。

他拜徐克仁、曹正文为师，蹲在“老虎窗”下大量阅读。渐渐地，他的文章越写越好。他也每天必写两千字，晚报和其他报刊也开始不断刊登他的文章。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老父亲理发的故事，文章刊出后，周围朋友争相传阅，都说“怪”。现在想想，现代社会的孩子哪有如此孝心，这样的“怪”又有什么不好呢？即使“怪”也是一份饱含亲情的“抠门”，又何错之有？

因为和哥哥感情深笃而且后者在南京人脉深厚，他就去了南京，把最后的岁月留给鹡鸰之情，这也算“怪”吗？至于他为何拒绝所有朋友的探视，也许，这才是最怪的，那就让我来替他回答吧：因为癌症，他已瘦得落形，为让朋友永远留得美好印记，他宁可背着“怪”名，孤寂而有尊严地上路。

（摘自《新民周刊》2015年第9期 图/胡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