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净

媒体在反腐中的角色定位

■白 净

中央重拳反腐，贪官纷纷落马。官员落马前后，媒体待遇迥然不同：落马前，在媒体上的形象正面光鲜，落马后，被媒体 “扒皮示众”。有人评论， “媒体在这场反腐中贡献太小，对官员的 ‘扒皮’只能是一种舆论宣泄，绝算不上是舆论监督，也没有什么正面意义”……

媒体在反腐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先举两个香港的例子作为参考：

2013年4月，香港审计署披露，前廉政专员汤显明在2010年11月、12月，在公务接待中涉嫌违规使用公款，事件引发媒体和立法机构关注，律政司跟进，决定对其展开刑事调查。2013年9月行政长官委任的独立检讨委员会发布报告，就廉政公署在公务酬酢、馈赠和外访规管上的不足提出改善建议。2014年7月立法会专责委员会发布报告，指汤显明有负公众对廉政专员期望，令廉署声誉蒙污。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由政府部门、廉署和立法机关设置议程，发布核心信息，根据程序开展工作，而媒体则跟进报道，各司其职。目前媒体对此案保持沉默，静待调查结果。

另一个例子，2012年3月29日，香港前政务司长许仕仁被廉政公署拘捕，一同被捕的还有香港富商郭炳江、郭炳联兄弟等人，案件涉及人员级别、地位之高，引起舆论哗然。其后法院对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允许媒体旁听及报道，案件审理历时两年，其间多次传召廉署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提供证供，官商勾结细节在法庭调查中一幕幕拉开，庭审历时131天，媒体根据庭审实况，对案件进行马拉松式的报道。2014年12月23日，许仕仁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囚7年半。2015年1月15日许仕仁向终审法院上诉，尚待三审 （香港实行三审终审）。在这起贪腐案件中，最初官商勾结的信息也并非由享有高度自由的香港媒体首先揭露，而是由廉署披露。据廉署官员在法庭上的陈述，早在2008年廉署就收到两封对许仕仁的举报信，从2008年至2012年将近四年当中，廉署对许仕仁进行秘密调查，其间媒体并不知情，也未发布任何消息。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在香港，即便媒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在反贪腐方面，廉署和司法机关仍是主要力量，媒体只起到辅助性作用，即根据程序，对可以报道的部分广而告之，对整个社会防贪腐起到警示作用。在中国大陆，虽然制度与香港有所不同，但反腐败同样是一项高度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工作，虽然没有廉政公署，但有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预防腐败局，还有司法机关，这些机关依照一定的制度和法律规定开展查处腐败的工作。近期一连串 “打虎”行动，也说明这些机关才是中国反贪腐的主要力量。

中国现阶段正在大力推进法治建设，按照现行体制，反腐机关与媒体，查案与舆论，都是平行的关系。反腐机关没有也不应该利用媒体为反腐工作 “开路”，以舆论对腐败分子定性、定罪。媒体也不具有 “推动”和 “配合”反腐机关查案、 “揪人”的功能，现行法律也不允许媒体对腐败分子进行 “舆论审判”。

但媒体在反贪腐中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一、传播中央反腐声音，表达群众愿望

从舆论上传播中央反腐防腐的声音，表达人民群众反腐防腐的愿望和要求，媒体大有可为。2014年以来，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在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同时， “打老虎” “拍苍蝇” “追狐狸”，反腐成果显著。媒体对中央反腐的决定和行动的大量集中报道，让民众对反腐增强信心，也对腐败行为形成舆论压力。

反腐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反腐报道，也是媒体一项长期的任务。

二、公开举报腐败疑点，提供反腐机关参考

目前中国的媒体形式多样，既有传统媒体，也有新媒体；新媒体中既有传统媒体创办的网站、客户端、社交公众号，也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创办的网站、客户端、社交公众号，还有大量民营网站、客户端，包括用户数量庞大的社交网站。当谈及媒体反腐时，已难以区分究竟谈的是哪一类媒体。学者魏永征将中国目前的媒体形态区分为专业媒体和自媒体两个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相互配合，可以也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反腐防腐的舆论压力。

近年，媒体爆料反腐事件不少，2012年陕西 “表叔”杨达才事件、重庆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实名举报事件、2013年上海法官集体嫖娼被曝光事件、2014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黄浦区领导违规公款吃喝事件等，都是通过媒体爆料，引发关注，随后纪检部门介入，最终令部分涉案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一部分移交司法处理。

然而，对于高层腐败、集团式腐败、司法腐败，媒体较难介入调查，如果掌握相关信息，可以公开疑点，引发关注，或直接向反腐机关举报。要清醒地认识到，媒体反腐力量毕竟有限，有些腐败疑点，经曝光后，有关部门没有回应，成为烂尾新闻。例如2011年7月 《南方周末》刊文 《谁的5100？》，质疑高铁矿泉水可能存在利益输送。2013年2月，新华社发文三问5100矿泉水， “寄生”垄断水究竟有多深。2015年2月，新华社再次五问5100矿泉水，6年净利润涨40倍，表面看是垄断经营问题，但由于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等人因贪腐下台，人们有理由质疑这家公司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从而获得垄断利益。尽管媒体连续四年追问，但5100依然岿然不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媒体报道不完全准确，也有可能是有关机关尚在查处，一时难下结论。

三、在反腐机关公布对涉嫌腐败对象调查之后，独立报道有关对象的腐败事实

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反腐机制有其独特的一面，党员干部腐败，先由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涉及高层腐败，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周期长，从最初公布某人涉嫌腐败被调查，到正式移送司法机关，再到公开或不公开审理，过程漫长，官阶越高，时间越长。例如，中纪委2012年4月10日对薄熙来严重违纪进行调查，到2013年8月22日一审开庭，历时近一年半。在调查阶段，反腐机关一概保持沉默，但公众对有关薄熙来被调查相关信息十分饥渴。在此期间，一些 “胆大”的媒体展开独立调查，报道相关人员的腐败事实，如 《南都周刊》的 《起底王立军》。在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被宣布立案调查后，财新网发表 《谷俊山崛起之路》等等。这些报道，主要披露相关对象的违纪违法事实，不下结论，既没有干扰有关机关的查处，又有利于满足群众的信息饥渴，使人们大致了解相关对象的主要问题，澄清境外媒体和自媒体散布的一些道听途说的谣传，对于反腐斗争的作用是积极的。

媒体 “打活老虎”不是没有可能，但毕竟媒体不是反腐机关，媒体人既不是纪委监察人员，也不是司法人员，不享有特别调查权。法律也从来没有赋予媒体查案的职责和功能。媒体爆料，所谓 “打活老虎”，其法律意义仅仅是提供线索，究竟是什么问题，只有反腐机关依法调查后才能确定。报道腐败现象，必须掌握确凿的证据，否则有可能干扰查案，也有可能构成诽谤。也要注意客观公正报道，用事实说话，避免主观煽情性报道，以免造成媒体审判。更要避免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四、公正报道审判过程，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和正义

有人说，报道司法机关惩治贪官是“打死老虎”。所谓 “打死老虎”，就是如实、准确、及时地报道反腐机关所公布的一切法律事实，如立案、双规、党纪处分、移交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审判、宣判等。媒体没有超越法律事实的余地。按照法治原则，媒体 “打死老虎”将是未来的 “新常态”。

公正报道审判过程，要求反腐机关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尽可能公开透明，及时通报情况，允许媒体公开报道。本文开头所举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反腐报道的议程设置主动权掌握在反腐机关手里，如果反腐机关保持沉默，或将媒体拒之千里之外，各种流言就会挤占舆论空间，民众感受不到公平和正义，就会对执政党以及政府失去信心。

近年反腐机关自设媒体，例如中纪委通过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及时通报反腐信息，同时提供举报渠道，让人民群众可以直接举报腐败行为。根据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年网站点击量超过9.7亿次，最高一天超过600万次。由于中纪委网站上的反腐信息是第一时间公布，具有独家性和权威性，成为反腐媒体中的佼佼者。法院也顺应潮流，济南市中级法院在审理薄熙来案时采用微博直播庭审的方式，在案件审理的6天时间里，共发送186条微博，总计23万字，粉丝数猛增至140余万。谁又能说济南市中级法院的微博不是媒体？直播庭审过程，将司法公开与审判公正的信息正面传递给公众，引导舆论，让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也是对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最好阻击。

五、总结反腐经验教训，推进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反腐基石，媒体在阶段性反腐成果的基础上，可总结反腐经验教训，探讨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现象发生，推进制度建设，并监督制度的执行和落实，持续长久地推进反腐工作。

反腐和防腐任重道远，在反腐斗争中，媒体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而媒体的范围日趋广大，媒体无处不在，是开展反腐斗争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作者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观点速递

有人认为，做法治选题很难。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是能找到不少法治角度的，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新闻角度，做出不一样的新闻来。新闻是事，事中有人，人有行为，行为有边界，而法律就是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社会规范。因此，新闻中人的行为必然会与一定的法律规范相关联，如果这种关联具有了新闻价值和普法意义，那么，我们在做这条新闻时就有了全新的法律角度，可能做出上好的法治新闻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记者编辑要有法律新闻眼，要善于从法治角度看问题，善于在新闻采编中融入法治思维。

——王靖， 《传媒》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