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颖，王 进

（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思政部，广东广州，510230 ；2.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美国华裔汉学家周蕾的跨文化视觉理论评述

张 颖1，王 进2

（1.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思政部，广东广州，510230 ；2.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周蕾是当代美国汉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华裔理论家，她专注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话语和跨文化意识，致力揭秘以“视觉性”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其文艺思想体系立足于作为“视界”的视觉主体、作为“再现”的视觉客体和作为“凝视”的视觉行为三个基点，其研究方法则包括跨文化批评、人类学和人种志、历史诗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四种范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周蕾视觉知识型理论，考察视觉性的跨文化政治和视觉生产的权力话语，其理论意义在于“视觉性”的文化政治批判，却不必要的忽视了视觉文化的语言机制和叙事结构，以及视觉性的语言结构和诗学空间。

周蕾；美国汉学；视觉性；跨文化视觉理论；文化政治

当代被普遍视为视觉文化主导的“读图时代”。近年来国内学界不断涌现的各种《视觉文化文集》大多专注视觉转向的西方景象，对其“西学东渐”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注。而当代美国汉学界却在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视觉经验和文化转型，华裔学者周蕾①周蕾（Rey Chow），生于中国香港，现为杜克大学Anne Firor Scott讲席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国电影与文化研究。主要论著包括：《女性与中国现代性》（米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年）、《书写离散》（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93年）、《原始激情：视觉性、性别、种族族与当代中国电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伤感主义表述与当代中国电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国外学者大多关注周蕾的书写立场：哈佛学者李欧梵认为“她用一种书写的行为来达到文化的批判，非常坚定站在第三世界、站在边缘来对抗主流”，王德威以为“她对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后殖民批判，以及广义左翼思潮的兼容并蓄”；[1]国内学者更多关注周蕾的阅读政治：季进围绕其理论批评的“边缘”论述，揭示其女性主义、香港情节和视觉意识；[2]柯倩婷则关注“妇女与现代性”的周氏问题，探讨东方现代性的边缘话语与政治表述。[3]虽然周蕾数十年来专注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话语，却始终围绕视觉性的理论中心，以此探讨视觉文化的中国经验。正如保罗·鲍曼强调，“视觉性方为周蕾思想的问题意识”，[4]14其重要论述均被悉数收录于2010年底出版的《周蕾文集》。②《周蕾文集》由英国文化人类学家保罗·鲍曼教授负责主编，2010年底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由于国内尚无公开出版的中文译本，因此本文中的引文部分均为笔者翻译。该文集在研究内容上包括“现代性和后殖民族裔性”与“电影视觉性和跨文化政治”两个部分；在分析主题上涵盖“视觉时代”“知识视界”“思维范式”和“视觉身份”等方面。然而，与国内理论家侧重强调视觉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有所不同，周蕾的理论范式更加重视视觉文化“西学东渐”的问题意识。[5]因此，针对《周蕾文集》的视觉经验和理论观念，本文梳理周蕾关于“视觉性”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分析和探讨其在福柯意义上的、基于女性视角和关注中国经验的跨文化视觉知识型。

一、读图时代的视觉知识型

自海德格尔提出“世界图像时代”，本雅明倡导“可见的思想”，学者们论及视觉文化总是津津乐道“现代性”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型。周蕾从美国区域研究的学科发展界定“读图时代”的视觉转向和理论意义。当大多数理论家纠缠“现代性”的视觉文化及其“概念文化”，周蕾却另辟蹊径，关注视觉文化的地缘政治作用。她的理论起点是从视觉方法论重新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事件。在她看来，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蘑菇云，在视觉意义上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其历史性地开启一种基于“视觉转向”的知识生产模式，而这种“视觉知识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美国学界“东亚研究”的学科基础。在“视觉对象”层面，它作为自然世界的视觉化效果，呈现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图像时代”；在“视觉再现”层面，它作为社会世界的虚拟化形式，体现为福柯意义上的“历史知识型转向”；在“视觉方法”层面，它作为“全球文化的方法论事件”，象征着鲍德里亚意义上的“世界目标的时代”。对此，视觉文化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批判的视角，进而重新审视人们观看的方式和表征的历史”，[6]其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考察社会现实和文化转型的问题视域，或者说是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范式。

为了考察视觉文化的理论体系，周蕾借用福柯关于“知识型”的历史批评范式，主张自我和他者的跨文化认知视角。建构其视觉方法论的知识体系。福柯本人曾将“知识型”的概念定义为“每个时代描绘其文化、网格其知识、造就其科学话语和知识生产，且以其为特征的隐秘机制”，[7]并且强调“批评的任务是要分析作品的结构、机制、内理，以及内部关系的运作”。[8]因此，周蕾对视觉文化的知识型理论建构，更加注重知识生产的“认知图式”和“视觉隐喻”，探讨后殖民主义视角的视觉文化意识。她将知识生产视为“视觉权力”的具体运作过程，权力主体通过“观看”行为对认知对象施行某种阿尔都赛意义上的“召唤”功能，而后这种权力关系又进一步转化为知识生产的建构话语。视觉文化的理论范式，通常考察主体与客体之间观看行为的视觉话语；后殖民主义的批评视角，往往拷问自我和他者之间再现关系的权力话语。在此基础上，周蕾视觉文化理论的知识型区分出作为“视界”的视觉主体、作为“再现”的视觉客体，以及作为“凝视”的视觉行为3个层面。

第一，视觉知识型的研究主体存在于“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然而，在知识生产过程当中作为研究主体的“视界”，是否具有自然禀赋的视觉权力，抑或其本身也是知识建构的历史产物？ 周蕾采用的是中国文化的“面子”（face）分析概念。对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来说，“面子”显然具有3个层面的理论内涵：其一是作为自我视界的“正当性”；其二是作为自我形象的“再现性”；其三是作为自我身份的“差异性”。就视觉主体的正当性而言，周蕾重视分析知识生产的视觉权力关系，她批判美国东亚研究学科对当代中国的封闭体系，以及白人主流汉学家强加给中国学者的知识视界；就自我形象的再现性而言，她借用斯皮瓦克“属下能否发言”的批评概念，揭示美国学界“贫民窟现象”的学术边缘化策略，主张从社会史视角分析视觉主体无法自我代言的各种“文化症状”；就自我身份的差异性而言，她关注视觉主体的同质化危机，主张视觉主体在知识生产的理论化过程质疑其正当性，分析其建构过程。

第二，视觉知识型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知识生产的再现关系。作为话语结构的视觉客体来说，再现关系通常涉及3个层面的理论对象。其一是知识生产者的自我意识，通常表现为“东方主义”的文化心理；其二是文化认知对象的他者形象，牵涉到“文化建构”的真实性问题；其三是意识形态的话语视角，普遍呈现为“刻板形象”的历史产物。就自我意识而言，周蕾认为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始终呈现“观看”中国的视觉权力：不符合美国视界的中国研究被“贫民窟化”，迎合美国视角的研究成果又被指责缺少“东方风味”；对他者形象来说，它作为自我意识的投射产物，经由“正当性”的理论化过程，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言说危机，完全依附于视觉权力的话语关系；就话语视角而言，理论上体现为自我和他者的平等对话，实则作为“东方主义”和“当地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视关系。这种“对视型”的跨文化知识生产或许正是周蕾关注的视觉知识型的现实状况。

第三，视觉知识型的研究方法是作为“观看”（look）和“凝视”（gaze）的视觉行为。周蕾将“观看”视为在知识生产过程作为内部人和局外人的“边界效果”，而将“凝视”界定为在视觉权力关系当中充当“忧郁的文化考古学家”的“政治效用”。在知识生产的跨文化视角，正常的观看行为是对话协作的对视关系，然而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已经颠倒自身作为局外人“观看”当代中国的理论立场，忽视在自我意识和文化他者之间的“边界效果”。例如斯蒂芬·欧文的“世界诗歌批判论”、克里斯托娃的“中国妇女地位论”，以及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化寓言说”，这些刻板形式的“观看”话语或许只是认识论层面的思想局限，然而对它的意识形态操控则会生产“凝视行为”的再现政治。“观看”和“凝视”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视觉话语：前者反映出自我意识对文化他者的认知方式，后者则涉及性别与种族“刻板形象”的文化政治。

二、视觉知识型的研究范式

最先提出“图像转向”的资深文论家W.J. T .米歇尔早在视觉文化兴起之初就强调“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指出“视觉文化是一个学科间的研究，是跨越学科边界的交汇与对话的场所”。[9]对周蕾本人来说，视觉文化则是中国文学、东亚研究、电影艺术、人种志等多个学科的对话空间。在视觉文化的理论建构之外，周蕾结合自身专长的电影研究，通过当代中国电影的视觉经验，探讨视觉文化的典型分析范式。然而，她对于电影视觉性的理论关注，并不在于传统影像技术的符号学和叙述视角，而是源自其作为文化载体的认知方法和价值体系。她由此强调电影本身作为文化介入的影视美学，要更加重视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和批判意识。因此，性别和种族的理论关键词不仅成为当代美国视觉文化的核心视角，而且构成视觉知识型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视界。其中，最为典型的理论做法莫过于直接套用西方现代性的视觉经验，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现象，错位的理论视角由此产生光怪陆离的视角效果。或许，“在批评的意义生产和再生产是一种对‘前所未见’的意义的生产，即要‘见所未见’”。[10]对此，周蕾专门提出视觉知识型的“跨文化范式”“人种志范式”“历史诗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主张从上述分析视角考察电影视觉性的跨文化政治，以及视觉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和话语结构。

第一，视觉知识型的跨文化范式关注作为文化身份的视觉文化。电影形式的视觉身份通常涉及作者（导演）身份、叙事（角色）身份和受众（观众）身份3个层面，然而当代学界的“接受论”和“文化论”转型更加重视不同受众的观影过程和视觉经验。正如周蕾强调，将身份概念转向“受众”的重要意义在于:“各种理论可能性的新领域随即敞开”，视觉文化已经成为各种阅读视角的意识形态场域。[4]57基于受众身份的视觉文化，表面上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对视的阅读关系，实质上只是西方身份视角和视觉经验的凝视效果。对于西方受众的身份视角，周蕾分析并揭示西方视角对中国文化进行女性化处理的历史想象和知识建构；对于中国受众的身份建构，她又聚焦张艺谋电影对当代中国的底层生活的西方视角，分析并揭示其作品经历国外受众欣赏、国内受众批判的身份危机。周蕾认为，在现代性主导的视觉文化当中，“西方化的中国受众视角”作为视觉潜意识或许不可避免。她质疑“中国受众视角”的作法看似悲观，但是这种西方视角的西学东渐，以及“中国视角”的身份问题，恰恰构成其视觉知识型的跨文化范式。

第二，视觉知识型的人种志范式聚焦作为文化翻译的视觉经验。人类学和人种志学科传统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被视为知识建构的“单行道”：西方学界作为知识生产者建构第三世界文化对象的知识体系，东方精英群体则作为知识供应者输送“原汁原味”的东方素材。“西方化的受众视角”不可避免，由此带来后殖民批评及其人类学传统模式的知识困境。周蕾主张通过视觉经验的翻译策略，颠覆和解构传统人类学关于自我和他者的认识论基础，主张“新型的人种志学范式重新认识其主体性起源”，针对他者的人种学由此转向主体反思“自我人种学”。[4]153东方知识的“原汁原味”和西方学界的凝视视角，通过视觉文化的翻译策略，转而折射出面向主体和解构自我的视觉经验：以往被看的他者对象对视在观看他（她）的凝视主体，作为凝视主体的“西方文化自身在其他者视角当中作为他者的文化再现”。[4]170借助这种“自我人种学”范式，跨文化的视觉研究是在考察“主体性起源”的基础上探讨知识生产的间性特征和对话空间。

第三，视觉知识型的历史诗学范式注重分析作为“地缘时间政治”的视觉文化。作为文化再现的视觉叙事实际上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或是叙述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或是再现空间视角的地缘状况。其历史诗学范式呈现出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叙事分析形态。对此，德勒兹的“时间图像”概念，强调视觉经验由人类行为组织的当下世界逐渐转化为由记忆和反思主导的历史世界；乔纳斯·费边的“变色主义”概念，批判将非西方的历史性与西方的当代性并列呈现的社会学研究。在两者的基础上，周蕾主张“他者时间主义”的批评概念，藉此考察西方电影文化在现代性基础上怀旧中国文化的各种视觉方法，探讨这种视觉行为的知识生产视角和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历史诗学的分析范式往往专注视觉叙事当中相互对立的文化再现，揭示以西方现代性为标准的时空意识和视觉经验，探讨西方学科视角的各种视觉潜意识。

第四，视觉知识型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主张探讨作为文化政治的视觉文化。针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再现论原则，周蕾区分为视觉经验的社会行为、文化主题、大众景观和道德义务等分析对象，揭示视觉文化生产过程的话语关系和意识形态。在社会行动层面，关注视觉性的社会视角，梳理视觉文化的生产关系，考察视觉形象的消费方式，探讨视觉经验的塑型过程；在文化主题层面，重视视觉性的再现结构，回溯视觉形象的历史情境，剖析视觉文化的叙事方式，分析视觉叙事的寓言特征和阐释空间；在大众景观层面，关注视觉性的文化影响，考察视觉形象的消费主义视角，梳理视觉生产的景观特征和意识空间，探讨视觉消费的主体塑型过程；在道德义务层面，注重视觉性的话语空间，反思现实主义再现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向视觉语言本体的符号特征和叙事空间，探讨视觉文化作为文化想象的话语体系和寓言模式。以上分析模式共同构成视觉文化的元批评视角，其政治经济学范式探讨的实际上是视觉知识型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

三、从“视觉”到“视觉性”的理论转型

从周蕾提倡视觉文化的知识型来看，其4种理论范式都重点围绕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以及视觉文化的对话空间。正如金元浦指出，“视觉图像文化开辟了人类存在的新样式，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如何看待世界的根本性问题”，正因为如此“视觉图像问题不再是为艺术家思考的如何进行艺术表现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了我们当下生活和存在的哲学问题”。[11]读图时代的视觉经验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作为本体论的“视觉”的生活经验，更重要是作为方法论的“视觉性”的理论范式。周蕾的视觉知识型始终围绕视觉性概念的跨文化视角，其理论体系包括作为“视界”的视觉主体、作为“再现”的视觉客体，以及作为“凝视”的视觉行为3个层面，其研究方法则分为“跨文化批评”“人类学和人种志”“历史诗学”，以及“政治经济学”4种范式。对于动辄挥舞后殖民理论大旗、讨伐“视觉东方主义”的批评套路，周蕾主张比较文化的理性视角，分析视觉刻板形象的形成过程，考察视觉文化观念的传播过程，探讨视觉经验的跨文化对视模式。聚焦视觉文化的西学东渐，周蕾视觉知识型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视觉性的跨文化政治，以及视觉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周蕾本人强调的乃是“观看经验”的文化分析。

针对本体论形态的文化分析，当代学界已经呈现出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3种理论话语。第一，以威廉斯为理论先驱的社会学模式，主张“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个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强调“对生活方式中诸因素的分析”；[12]第二，以克利福德·格兹为理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模式，提倡“社会审美”的文化分析“考察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和常识等社会行动的符号维度”；[13]第三，以霍尔、麦克奎安为代表的传播学模式，倡导新型的文化分析“其应对的是文化的流通、生产与消费的互动，包括文化形式的物质性和意指特征”。[14]本体论形态的视觉文化分析对于视觉知识生产来说可谓不无裨益，而且多有借鉴作用，但是周蕾的视觉知识型真正关注的却是作为理论范式的视觉文化分析，以及作为从视觉到视觉性的理论转型。正如米克·巴尔强调，作为研究方法的“文化性”不再拘泥经验或结构的理论范式，而是探讨“研究对象对于文化问题的启发意义”和“研究对象加入到文化分析的意义生产过程”。[15]周蕾的视觉知识型考察的正是视觉文化作为生活经验的问题意识，以及视觉分析作为知识生产的西学东渐。

正如英国学者保罗·鲍曼、荷兰学者米克·巴尔、哈佛学者李欧梵与王德威，以及国内学者周宪、季进等多位文艺理论家们已经指出的，在欧美学界主导的视觉文化领域，周蕾对视觉文化的知识型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开启读图时代的中国视界，逐渐将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引入西方语境的文化世界。围绕“视觉经验的社会建构”，周蕾的视觉文化理论不但引导从“视觉经验”到“文化视界”的文化转向，而且实现从“视觉”到“视觉性”的理论转型。对于周蕾这样的华裔学者来说，现代性层面的视觉文化关注的是图像时代的社会机制，文化性视角的视觉分析重视的则是视觉经验的知识生产。稍显遗憾的是，周蕾注重视觉性的文化分析，却较少关注视觉语言机制和视觉叙事结构，没有探讨视觉性本身的修辞结构和意指空间，过分专注视觉经验的文化分析，对视觉图像的符号、叙述和诗学结构也有所忽视。可以理解，置身于充斥西方理论话语的当代美国汉学界，华裔文论家周蕾的当务之急，自然是要建构中国视觉经验的知识型的跨文化视角，以及探讨视觉文化生产消费的政治潜意识。然而，国内学者对视觉文化西学东渐的历史使命，则是要在全面综合视觉修辞与意识形态这两种理论范式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中国视觉文化经验的问题意识、社会建构和文化分析。

[1]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2008:封底.

[2] 季进,余夏云.写在主流之外——论周蕾理论批评的边缘论述[J].文艺理论研究,2010(2):9.

[3] 柯倩婷.如何从边缘位置考问现代性——评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J].文艺研究, 2009(9):141.

[4] Chow Rey.The Rey Chow Reader[M].Paul Bowman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5]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

[6] Nicholas Miezoeff (ed.).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 [J].London:Routledge,1998:3-4.

[7] Didier Eribon.Michel Foucault[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158.

[8]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Vol III [M].London:Penguin,1986:102.

[9] W.J.T.Mitchell.Interdisciplinarity and Visual Culture[J].Art Bulletin,1995(4):540.

[10] 曾军.观看的文化分析[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17.

[11] 金元浦.视觉图像文化及其问题域. [M]//刘悦笛.视觉美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7.

[12] 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文化研究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25-126.

[13] Clifford Geertze.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New York:Basic Books,1973:30.

[14] Jim McGuigan.Cultural Analysis [M].London:Sage,2010:1-3.

[15] Mieke Bal. From Cultural Studies to Cultural Analysis. Interrogating Cultural Studies[C].Paul Bowman (ed.). London:Pluto,2003:30-40.

（责任编辑林曼峰）

Exploring the Cross-cultural Visual Theory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Sinologist Chow Rey

ZHANG Ying1,WANG Jin2
(1.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ducation,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Guangdong Guangzhou,510230,China;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Jinan University,Guangdong Guangzhou,510632,China)

Chow Rey is one of the influential Chinese theorists in current American academia of Sinology,dedicating to the modernist discourse and the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Chow’s 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is based on the visual subject of “seeing”,the visual object of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visual act of “gazes”.Her research methodology includes the fours paradigms of cultural criticism,anthropological and ethological criticism,historical poetics and political-economics.In this way,Chow’s theory of visual culture turns to explore the crosscultural politics of visuality,the power relations and discursive structures of visual production,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theory lies too much in its cultural-political critique of visuality to overlook the linguistic scheme and narrative structures of visual culture and the language composition and poetical space of visuality itself.

Chow Rey;American Sinology;visuality;cross-culture visual theory;cultural politics

I206.7文献标识：A

2095-2082（2015）02-0079-06

2015-01-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520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4M551389）

1.张 颖（1978—），女，广西百色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讲师，历史学博士；2.王 进（1979—），男，江苏扬州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