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贵+解生才

科技荟萃

吐谷浑在科技方面，如冶金、造桥（河历，如青海省境内黄河上游的大母桥）、筑城（吐谷浑四大戌城、青海都兰香日德白兰古城、海南共和优俟城等）、育马（青海骢、舞马）等方面很有成就，风姿绰约，一睹真容，仪态万千，灵气十足，遗世独立，昔今仍然。

据朱世奎先生《册府元龟》《五代会要》《隋书》《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水经注》等汉文典籍，和国内外学者有关的研究资料，以及笔者在白兰等地及黄河谷地田野调查所得，仅就吐谷浑人在立国350多年中，对科技方面的贡献，粗线条的评介，引起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者的兴趣和重视。

造桥。黄河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的第二天堑，奔腾澎湃，浊浪滔天，非舟楫难以飞渡。聪明的吐谷浑人，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狭窄的峡谷地方，建造了名为河历的桥梁，因为桥的两岸伸出的悬臂两两相握，民间形象地称之为握桥。这在中国和世界桥梁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最早记载河历桥的是《水经注·沙洲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历，长一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镇压，两边具来，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饰，桥在清水川东也。

其特点是：

第一、在黄河峡谷的狭窄处，选用两岸原始森林中高数十米的松、柏、杉树，层层搭建成悬臂式河中无桥墩的跨黄河的大木桥，并不妨碍河道的畅通。

第二、选用两岸天然岩石作桥基，大桥的重量始终落于天然岩石的桥基上，稳固可靠。

第三、符合刚体力学的杠杆原理，支点在中间，重臂始终大于力臂，这是河历桥的科技亮点。

笔者从2007年至2010年期间的田野考察中，发现从黄河的龙羊峡上游至孟达峡下游有多处可以造这种河历桥的地方，如：虎跳峡枯水季仅5.7米，公伯峡仅13米，野狐峡中的尕马羊曲也只有30多米。笔者猜想吐谷浑人在青海境内的黄河上不止造一座河历桥。

2010年夏，《中国土族》记者辛元戎君，在青海省玉树州境内的一条小河上，拍摄到了一张这种微型的河历桥的照片，颇为珍贵。在二十世纪30年代以前，西宁小峡中也还保留有一座横跨在湟水河上的名叫小峡握桥的河历桥，可惜被洪水冲垮了。1952年笔者在兰州上学时，曾看到过在兰州西关小西湖地区的阿干河（从兰州南面阿干镇方向流来，阿干为吐谷浑语，哥哥之意）由南到北流入黄河的地方，有一座横跨东西造型极其优美的悬臂式木桥，人们称它为兰州握桥。2008年笔者又在兰州水车公园内看到了一座仿制的小型兰州握桥，虽不如老桥那样美轮美奂，但能保留历史的记忆，也算是差强人意，聊胜于无了。

育马。吐谷浑人善于育马是非常有名的，他们把从波斯（今伊朗）或从粟特人（今咸海一带）手中引进来的优良种公马，和当地的土种牝马杂交，培育成了有名的吐谷浑“龙种”马，又名青海骢。为了迷惑中原王朝的君主并神话其马，吐谷浑人炮制了一个神话：冬天冰合时把当地的草马（牝马），踏冰渡海到龙驹岛（青海湖中的海心山）。让其与天龙交配，所产的马就是“龙种”了。诗人吴栻《青海骏马行》诗中有句单咏青海骢说：“极目西平大海东/传来冀北马群空/当年炀帝求龙种/果能逐电又追风”“自慈花虬繁衍入青海/奔驰电掣摧残垒/未知龙种果龙驹/岛屿深处耀光彩”，把青海骢的风姿，艺术性地再现出来。史书记载，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御驾亲征吐谷浑时，把神话当实话，果然放了一些牝马在青海湖岸，想得到一些龙种马，结果无功而还。让吃了败仗的吐谷浑人美美戏弄了一番，也算小小的报了一箭之仇。今天来看，聪明的吐谷浑人很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他们神话青海骢的来历，使之威震中原，名闻天下;把龙种请下来，作为其技术机密的保护伞，最后连皇帝都哄信了。

舞马。吐谷浑人把年幼聪明又有“音乐细胞”的青海骢挑选出来，让它们听音乐、学舞蹈，以及各种礼仪动作，如舞马衔杯敬酒等。据史书记载：宋世祖大明五年（461年），吐谷浑王拾寅遣使到金陵（今南京）献善舞马、四角羊。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年）河南国（吐谷浑国）献舞马。西魏大统初年（535年-551年）吐谷浑王夸吕再遣使能舞马及牛羊。这种贡献到中原王朝的舞马，到了玄宗时代将训练有素的舞马表演，发展成在盛大宴会举行时最为壮观的表演节目。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由佩戴彩带和金铃的30匹舞马组成的方阵，在驯马人的指引下踏着《倾杯乐曲》伴奏的舞步，翩翩起舞，当气氛达到最高潮时，领街马用嘴衔起装满美酒的酒杯，递到唐玄宗手里，唐玄宗的宰相张说曾在勤政楼前写诗盛赞此稀罕的场面：彩旄八侑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这种舞马敬酒的有趣情景，有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到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银壶为证。

筑城。吐谷浑人善于筑城，据史书记载，在青海境内曾筑城十余座，例如筑于拾寅时代的香日德白兰王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僧人惠生与宋云奉魏太后之命从洛阳去西域取经，曾路过此城，此事记载于《洛阳伽蓝记》一书。可惜此城被毁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2007年6月，朱世奎与吐谷浑史学者程起骏先生一行5人，进行实地考察。2011年8月，又与文史专家崔永红先生，青海民族大学教授李朝先生，在村民的指引下，察看到了一段幸存下来的白兰古城的南城墙墙基。危呼高哉。我们叮嘱随行的香日德镇的负责人武钢君，请他妥为保护好这一古迹。据当地老人回忆，白兰古城呈准正方形，东西约320米，南北约300米。四角有马面四座。城内北城墙中部有小内城的王城一座，内外城均东开一门，以迎旭日东升。城西香日德河由南向北流过，城外北南东三面有八米多宽的护城河环绕。城外四周的高地建有斥候台四座，现只有南斥候台遗址尚能清晰可见。

第一、在夯筑的土层中每隔一定距离放置直径约为10厘米的杉木椽子一根，仿佛现代建筑中的水泥钢筋一样，起加固和抗压、抗冲击的作用。

第二、砌墙的胡墼（土呸）不用模子，而是将稀胶引到方池中沉淀，在半凝固状态时，用方头铣切成准正方形的胡墼，干燥后用来砌墙，省工省时，已历千余年而不败。

第三、在南斥候台的瞭望室，发现有30厘米见方稍微小窗，据考古学家李永良先生介绍，这是转射窗，安置着一个木制的能够转动的、类似现代的百叶窗装置，斥候台转动一定的角度，转射窗开启，既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隐蔽观察敌情，又能在必要时放箭射杀来犯之敌。

冶炼。都兰境内的布尔汗布达山，古城白兰山，当地牧民叫巴隆南山，此山以盛产金属矿藏著名。除了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外，今年还发现了一些稀土元素的矿藏，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宝山。吐谷浑人很早就掌握了金属矿藏的开发冶炼技术，制造出许多军用和生活用品，有的工艺精湛，堪称珍品。从二十世纪60年代在香日德吐谷浑白兰古城北面墓地中曾经出土的遗物中发现，金属遗物有蟠龙金碗、花饰银碗、铜有机盘、铜釜、铠甲等。可惜这些遗物出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2011年8月，笔者和文史专家崔永红先生、李朝教授在香日德一农民家中，看到他在香日德古城北斥候台下耕地时，发现的七小件青铜饰扣，饰文清晰，铸工精细，我们猜想是马额或腰带的饰物。出土的铠甲，据吐谷浑香日德古城的见证人孔宪文老先生介绍，铠甲分三层：外面是铁皮，中间是野牛皮片，里面是毡片用铆钉铆在一起的。这种奇特结构的铠甲，共分六片：前胸后背各一片，两前臂各一片，两大腿面各一片，这在冷兵器时代是任何利刃箭镞难以穿透的。

四角羊。史书记载，在南朝宋大明五年（461年），吐谷浑白兰城的建立者，第12代国王拾寅，派遣使者向南朝宋孝武帝敬献舞马和四角羊。这是历史上关于四角羊的最终记载，具有物种遗传变异的史料价值。按传统的中国古人的观念，认为羊是一种善良的的动物，是吉祥、美好、善良的象征，所以在“祥”“美”“善”等字里面都嵌有一个“羊”字。吐谷浑人发现了四角羊，认为是一种祥瑞的珍兽，便把它敬献给刘宋的皇帝孝武帝。无独有偶，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摄影家张纪元在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沟勒乡的牧民羊群中发现了一只雄性的四角羊，把它拍摄了下来，发表在《锦绣都兰》——青海都兰太阳鸟杯摄影大赛作品集里面。都兰县的吐谷浑白兰古城，正是由吐谷浑国王拾寅所建，我们猜想：在1540多年前发现的这种四角羊带有x或y性染色体的隐性遗传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出现了显性，这可能是古代四角羊和现代四角羊一脉相承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关系。

颜料。吐谷浑人在墓葬的棺木中，用绘画的方式表示对亡者的纪念，这就是著名的吐谷浑棺椁板画。这些棺椁板画为我们留下了当年吐谷浑人生活习俗的生动画面，是很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画面之所以千百年来能栩栩如生地保存下来，是因为吐谷浑人掌握了独具特色的调制天然矿物颜料的技术。他们调制的天然矿物颜料有朱砂（硫化汞）、赭石（含氧化铁、氧化锰）、孔雀绿（含碳酸铜、硫酸铜）、绿矾（含硫酸亚铁）以及碳墨等，画面的颜色鲜艳夺目，历久不衰;使我们后人发明的化学颜料，相形见绌，顿失颜面。这些棺椁板画，已由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柳春诚先生，精心临摹了下来，将供我们在深入研究吐谷浑人社会生活的同时，得到超视觉的艺术享受。

从以上大麻线的评介，可以看出在青海大地上的吐谷浑先民对中原民族科技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写在中华大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吐谷浑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对我们今天倡导的文化兴国的理念，仍然具有长远的启迪意义。

添一缕辉煌，增几分鲜活。

移风移俗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面临田守异亩，车涂异轨，衣冠异制，语言异声，法令异律。一方面各国连年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心里失衡，追求颓废怪诞，在风俗上表现突出;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北方民族的风俗，中原汉族的风俗对少数民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清心寡欲，寻幽觅奇。

魏晋服饰基本上沿袭汉制，但由于汉末以来，军阀割据，时局动荡，及时行乐和逃避现实的现象十分普遍。特别是诸多文人士子，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思想上追求道教玄学，生活中追求自由飘逸，衣服非常宽大侈丽。男子的服装以上衣下裳为主，衣领多为交领，衣袖博大宽广，“一袖之大，足可为两”。在此风影响下，女子的服饰表现为“上俭下丰”，所谓“上俭”是指衫襦等上身衣着比较窄小合体，但两只袖子仍旧很宽博;“下丰”指的是下裙部分裙摆较为宽大。

关于吐谷浑的风俗，救时厉俗，出陈易新、时移易俗、一民同俗。据《太平寰宇记》“羌胡习俗，全是吐谷浑”，又据《魏书·吐谷浑传》载：“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好射猎，以肉酪为粮”。

这一段文字将吐谷浑的衣、食、婚、丧等风俗做了简约的叙述。基本反映了吐谷浑在融合了匈奴、汉、羌后形成激浊扬清的民族风俗习惯。

服饰：吐谷浑族早期的服饰是《南史·夷传下》记载：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到夸吕时，似乎渐染汉、羌风俗，但仍具有其本民族风格：“夸吕稚鬓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号其妻为恪尊。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直到唐时还大体如此，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其王椎鬓黑冒，妻锦袍织裙，金银饰首。男子服长裙缯冒，或冠幂;妇人辫发萦后，缀珠贝。《魏书》记载吐谷浑男子衣服同于华夏。《隋书·吐谷浑传》也说：“其器械衣服与中国同”。所谓“华夏”“中国”皆指内地的汉族。据《宋书·鲜卑吐谷浑传》记载：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幂制。《隋书·西域传》内《吐谷浑传》记载：“其主皂为帽，王公贵人亦戴幂帽”。《梁书·河南传》记载更具体：“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这种装束与“杂以戍夷之制”的北朝汉族服饰是一致的。头上所戴，常见的是“罗幂”是带有罩面的帽子。也有以缯（丝织品）制成的帷帽。吐谷浑妇女一般着“裙襦”，与内地汉族相似。据汉族服饰有望仙、凌云、神仙、迎春、垂云、参鸾、黄罗、迎香等。汉除了保留秦的一些样式外又有瑶台、堕马、同心等。女性还用各种饰物来装饰自己，如用铁丝、绢花和发丝等做成“帼”，用簪固定在头上，远望好似一个美丽的花篮，以示女性的娇美，“巾帼”一词以此引申而来。假发在先秦时已出现，不仅可以用来弥补头发稀少的缺陷，而且还被社会上层及从事乐舞表演的女性用做装饰，在秦汉的女子装饰中也常用到。此外，笄、和步摇等都是女性头上常见的装饰物。《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妇女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宝”。《隋书·西域传》内《吐谷浑传》记载：“妇人裙襦、辫发，妻戴金花，缀以珠贝”。其特殊的地方是发式，为“束发”，也就是“辫发”，或云“披发为辫”，头上以金花为饰，缀以珠贝，而且以多为贵。由于吐谷浑辫发风俗的影响，不少羌族妇女也由原来“披发覆面”改为辫发。这种发式在今甘肃、青海的藏族妇女中颇为流行。

“有城郭庐舍不肯处，联毛帐以居，号大拂庐，容数百人”。“屋皆平上，高至数丈”。“部人处小拂庐，……衣率毡韦，以涂面为好。妇人辫发而萦之。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毡为槃，凝妙为臜，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除了居处和妇人辫发外，余均与吐谷浑异趣。在现代来看王室服饰已无可考见。但从土族一般男女服饰看，皂帽甚至是罗幂及辫发等尚多存遗制。多辫发于藏族同中有异，缀珠贝也尚可见。最特殊的是妇女头饰，式样很多。主要尚有吐浑扭达（俗称干粮式）、捺仁扭达（三箭式）、什格扭达（簸箕式）及加士扭达（马鞍桥式）四种。其中簸箕式据说先用硬纸壳做好式样，其上剪贴花饰、贝壳，再加银簪，然后扎戴于发上，并挂上红黄四穗，更于鬓间佩带首饰，项间挂上用贝壳缀成的项链。此种装饰，大体如戏装，在游会场或喜庆时戴于头上，晚间卸下，确属别致罕见。

婚俗：中国婚俗有结婚、走婚、抢婚等，吐谷浑在婚礼方面《新唐书·吐谷浑传》记载：“婚礼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父死妻庶母。兄死妻嫂。”《魏书·吐谷浑传》记载：“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婚礼厚纳聘和贫者盗女去，是吐谷浑族的特点。至于其庶母和嫂（如视罴死，弟乌纥提立，妻树洛干母）则是游牧民族的通俗。就此以观，吐谷浑中同时存在着富室中的买卖婚姻和贫家的抢婚两种不同的制度，这完全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后来，掠夺婚是以强行“掠夺”的方式达到成婚目的的一种婚姻仪式。它是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产生的。这既是男子未得到女子及其亲属同意而用掠夺的方法强娶女子为妻的一种婚姻形式，又称劫夺婚、抢婚，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不过吐谷浑抢婚与此不同。编者为此查了一下古代东胡族的习惯，发现乌垣就有与此相类似的规矩。《后汉书·乌垣传》记载：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婿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吐谷浑“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的婚俗，在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北方民族以及西部羌族中很盛行。这种子娶寡母（非生母）和弟娶寡嫂的收继婚制，在游牧民族中特别盛行，是与其特殊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相关联，对一般人群来说，具有保持本氏族或家族劳动力和牲畜等财产的经济意义;而对王室和贵族来说，则是为了维护自己高贵的血统和继承权。《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财，贫家窃女而去”“富家厚出财，贫人窃女而去”的习俗，一方面说明吐谷浑内部贫富分化已十分明显，另一方面说明原始婚姻遗俗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这种“窃妻”或“抢婚”的习俗在一些游牧民族中长期保留下来，直到近代还有这种遗迹。这里虽未提到抢婚，而很多地方，却与后世土族习俗略同。据马光星《民和土族》介绍;土族的传说中有“先娶儿来后嫁女，娶儿嫁女满堂红”的口歌。说明土族原先的婚姻制度是嫁男而并非嫁女，只是在像入赘的男方逃走后，女方才不得不随往夫家。夫在妻家时，无异仆役，而当逃回本家后，女家便又不得不以厚奁送女归夫家。这个传说在今土族中流传，说明其渊源之古。另外吐谷浑族的抢婚制，在现代土族中还有遗留，即男方无力迎娶时，仍可窃女以去。据说当日食和月食时抢娶已定亲的姑娘，并不需要聘礼，而可得到女家承认，这正是吐谷浑族的遗风，无可非议。

丧葬：丧葬方面则很早就略同汉俗。《魏书》记载：“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即除之。”吐谷浑人死后，“皆埋殡”，即行土葬。《隋书·西域传》内《吐谷浑传》记载：“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以诸嫂，丧制服，葬讫而除”。《旧唐书·吐谷浑传》还说：“丧有服制，葬讫而除”。这种土葬是跟内地汉族一致的。但葬后不再服孝，这一点又是比较独特的。《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敛尸有棺”。另据《宋书·索虏传》记拓跋鲜卑的葬俗云：“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棺，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据吐谷浑第二代国王吐延死时有“吾气绝，棺敛讫”之说，实行棺葬已有多年。作为与拓跋鲜卑同源异流的慕容鲜卑后裔吐谷浑，其埋殡习俗史无详载，但民族有其顽强的传承性，同为鲜卑之后，吐谷浑人难免不同程度地保留有这种深埋、不起坟丘和焚烧死者遗物的埋殡习俗。近年来，在青海都兰县发掘的吐蕃统治下，吐谷浑邦国的墓葬中，就保留有殉犬、殉马的遗迹。档板上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之图案，还有金乌玉兔形象，但与吐蕃丧葬大相径庭，如吐蕃有“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箭之类，皆悉埋之。仍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杜佑《通典》上还说“有共命人，日夜纵酒，送葬日在脚下扎针，血尽而死，然后以之殉葬。这些人都是赞普生前的相好。还有一种亲信人，人命危浅，或用力锯脑缝，或用削尖的棒刺两肋，死后也都殉葬。另外，一般人死后，杀牛马以殉，取牛马头积累于墓上。”这都分道扬镳，为吐谷浑所未有。吐谷浑史上无奴隶的记载，所以刑罚也轻简，更无殉葬制。

纵观吐谷浑移风易俗，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特征都不是造物主的恩赐，而是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民族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不同的地理环境提供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由此使生活于其中的民族从事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建立了相应的社会组织，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吐谷浑人的民俗民风，施于后世，化汉无穷。

灿烂文化

没有文化，人类历史就不会有永存的事物，人类历史是不可能遗忘的，有时也无法遗忘，因为有文化。历史是脊梁，文化是灵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精神财富是文字、艺术、教育、科技等等。文化是一条没有止境的生命之脉，它永远不会消亡和断裂，只会在时间的长河中不停地前进、更新、转化和升华。

吐谷浑文化博大精深、人文荟萃、联玉缀珠，其内涵特别丰富，外延十分广大。青海是吐谷浑文化产生的中心，其主要遗存多在青海境内。吐谷浑文化的核心价值是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多元互补，在青藏高原的生动印证，诠释着中华文化强大的整合力，千古一贯生命力。凸显吐谷浑文化的内在价值，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对青海而言一声感慨、一份见证、一种永存，天威远震，无不是历史中值得谨记的闪光点。

都兰古墓葬。都兰县香日德镇为吐谷浑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王城所在，附近发现吐谷浑王族的墓地，十分庞大，其中有热水、香加、沟里、夏日哈等，稍远的有乌兰、茶卡、冷湖、茫崖等地，共有2000余座，有目共睹、震撼人心。

这些墓葬奇特、形式不同，年代跨度很大，为青海考古史上实所罕见。它们或深藏在昆仑群山或隐没于大漠腹地。现以热水血渭一、二号大墓为例略作介绍。一号大墓气势雄宏，依山起势，通高一百多米，靠山为神鹏展翅，被媒体称为“柴达木的金字塔”。墓葬由墓门、墓道、回廊、主墓室，左右侧室、后室组成，均以柏木橼子和青石块相砌而成，十分美观而结实，其形制仿照东汉后期诸侯墓葬，故是一座吐谷浑王的墓葬。墓前有大型殉马方坑和殉牛羊的圆坑，纯为吐谷浑人所奉行的鲜卑葬俗的真实反映。一号大墓边有数十座中小型墓葬，为王族成员和陪臣的墓葬。左200米外有一坑室墓葬，深九米多，分左右墓室。墓主人是一位妇女，故被称为“公主墓”，她与一号大墓的墓主人是何关系尚不得而知。一号大墓被国家文物局授予“198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其余类似一号大墓的墓葬尚有十余处。现分布在海西地区的古墓已得到了严格的保护，是青海所拥有的一份存亡绝续的宝贵文化财富。它们将向世人诉说吐谷浑古国昔日的辉煌灿烂及这个古国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璀璨文化。

出土文物。吐谷浑古墓出土文物数千件，鲜艳如新，器形精美奇秘，数量众多，很多都是存世孤品，弥足珍贵，望此兴叹。故常以鲁迅先生的名句“满天云锦，万颗奔星”加以赞颂。实至名归，有目共赏，当之无愧。举其精要：

丝绸类。这是大墓中出土最多最珍贵的文物。其数量之多，品类之繁、图案之美、工艺之精，随珠和壁，价值连城，所费不赀。与世界著名博物馆的同类藏品相比，偶一为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部分来自中原汉地，小部分来自西亚。雄辩地印证了丝绸南道昔日的辉煌。中国丝绸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属领军地位。锦缎上的帝王出巡、加冕，神鸟，飞马等各种图案浑然一体，神秘玄奇。其中织有波斯萨珊王朝钵罗婆文字的“伟大的光荣的王中之王”的织锦，可能出自唐初“西秦霸王”薛举家族的“薛安”赐名缎等，红地云珠太阳神锦、紫红地窠宝花绶鸟锦，都是存世孤品，顶级文物，异域风格，璀璨夺目，叹为观止。

金银铜器类。都兰、乌兰各出土东罗马帝国金币一枚，史学价值极高。来自西亚的动物造型粟特银器40余件，银包铁镀金太阳鸟、银质镀金太阳鸟铈片，银质鸭形砚滴、银质翼羊怪兽砚滴等，这批动物形状银器精雕细刻，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异域色彩，在以往唐代金银器中和中亚粟特系统的金银器中的大千世界，特立独行，从未所见所闻，其富丽华贵，形象生动，灿烂夺目，出神入化，摄人心魂，其品位和数量均属全国第一，世界少有;大批镶有珍珠、宝石的金银饰品，来自欧洲和西亚的金银铜器皿，天工人代、天人共鉴，焉可非说;内有隋唐时期的鎏金银凤凰一只，流光溢彩，造型自由奔放、高贵典雅、美轮美奂;隋唐前期的“谨封”古印一方，经启动大师鉴定后，旷世尤物，被国家列入“中华档案遗产名录”，均为传世绝品，凤毛麟角，长兴不伪，莫大于此。

绘画类：已经出土的吐谷浑棺板画四幅，反映吐谷浑人行鬼箭之刑、行商、取经、祭祀、狩猎、四灵、野宴、丧葬、社交、符咒、性生活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有的浪漫，有的低沉，有的简约，有的激情，可谓千姿百态。墓室壁画一幅，反映贵族生活富丽堂皇。棺盖帛画一幅，内容与形制略同马王堆帛画，但浓烈的西部风格，博览精华、光前耀后、无以伦比、千古奇迹，令人惊叹。

另外，从德令哈郭里木乡及热水古墓发现的棺板画中可以看出吐谷浑人的绘画艺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画内容丰富，有惊心动魄的射猎、有气势如虹的宴饮，有万里行商，有礼仪祭祀，有野地做爱，还有四灵图等，活灵活现。这些画线条流畅有力，布局严谨合理，人物表情生动传神，虚实结合，相互衬托，还有用符号表示箭已准中的表达方法，很有特色。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在有限的空间中，给人以风光无限的视觉感受。从中可以看出吐谷浑人在继承中国画的技法上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此画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发掘和探讨。根据此画中人物应是王者，但仍住的是百子帐，还有萨满行巫术，不见佛教的痕迹等等，可以判断形成年代在慕利延以前，即公元436年以前，距今也有1600多年了，货真价实。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国家，吐谷浑彩陶的出现是陶器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绘画艺术的新阶段。从遗址发现的陶器看，彩绘分图案和图画两大类，其中大多图案。图画中植物画、动物画、人物画都有发现。其构图虽稚拙，却质朴自然，饶有趣味。图案是图画的变形，其装饰性更强。

杂项类：玉器、木器、漆器、铁器、陶器等，木器中的木兽，木鸟等，贴金彩绘，还有镶满金牌的马鞍等，工艺奇特，富丽至极;刻有古藏文的木牍及皮质古藏文经卷等，常在心矣，耳目一新。

吐谷浑古墓群是一座深埋在地下的文物宝库，也是吐谷浑古国的缩影，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观赏价值，令人额手称道。

观象台和将军墓。吐谷浑人所筑的祭天观象台在香加科浮肖图草原上。亲临其境，台高约13米，夯土筑成;门面，观象室用大土坯砌成，台左有回廊上通观象室;台周内护墙原有石门，现已毁。有石兽一对守阙，只有一只石兽进了省博物馆。台下四面有几何形的古建筑遗址，面积近30余亩，浩瀚博大、奇巧险峻，用意十分神秘，至今无法探其幽深。吐谷浑“倾慕华风”，吸纳汉文化的祭天地礼制，故在王畿附近修天坛、地坛。吐谷浑上层也习天文，十三世可汗易度侯习星文名传大江南北。故香加祭天台还有观天象的功能。地坛在祭天台南100公尺处，是一个高约6米的方形墩，用土坯建成，建筑面积约300平米，浑然一体、巧夺天工，锽锽巨制、巍巍壮观，目前尚未开发。

“将军墓”在夏日哈乡银德尔草原上，因形制高大，有内外护城，前人以为埋的是一位将军，故称之为将军墓。但经专家多次考察，认为是一座大型佛塔。此遗址民国年间被盗，1970年又再次被盗掘，甚为可惜。如今留一大石条砌成的形似八卦形地宫，光怪陆离，故其为佛塔的可能性很大。吐谷浑人原信萨满教，至9世可汗慕延利时，上层开始信奉佛教，广修佛塔。伏俟城等古城内，均有佛塔遗址存留，其位置也大致相同。故这处遗址如确为佛塔，则距今1600余年，是青海西部存留最早的一座佛塔遗迹，惟精惟一，佛光普照，驰名中外。

摩崖石刻。要了解吐谷浑摩崖石刻，首先要了解原始社会时期的岩画。岩画，顾名思义就是在岩石上作的画。岩画是一种石刻文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工具，用粗狂、古朴、自然的方法——石刻，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它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原始社会岩画的内容大多是狩猎、征战、舞蹈、祭祀等，造型简单，形象粗放，可以看作绘画的雏形，是早期的文化符号，记录人类想象和艺术创造的早期证据，描绘出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跟踪它的变状，从萌生、孕育、成长、甚年不衰，昭示着它有顽强的生命力。

岩画大致分为南北两个体系。吐谷浑岩画属北方体系以阴山、黑山、阿尔泰山等地为主。北方体系岩画大都是刻制的，刻制又包括磨制、敲凿与线刻。制作时间的跨度很大，最早的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最晚的在宋代。南北方这些数以万计的岩画为后来中国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已经被学界认定的石刻画有两处。香加乡巴哈默力沟岩画，画面内容丰富，场面盛大，共有46个形象。有驴、马、野鹿、野羊、骆驼，还有其他岩画中极为少见的蛇、旱獭、喜鹊等。特别是一只长鼻高扬、三足立地、一足跨前的大象，神采飞扬，生动可爱，其特殊的表现方式，为中国南北岩画中非常少见。这是吐谷浑人行盛大祭祀礼的写照，也反映了吐谷浑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认知。鲁丝沟岩画，在热水河边的高山峻岭中，热水古墓群的中心地区。在色青如玉的大石壁上，刻三佛二马，形象十分古朴，蕴含深刻，匠心独具、鞭辟入里、别有天地。此画成于1600年前，刻在海拔3600米的山顶，故是青海最早，也是地处最高的一组石刻佛像，工力超群、鲜为人知。由此可见，岩画上的精灵，一代又一代吐谷浑的聪明才慧，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独特气质。

引进汉文化。吐谷浑人广泛吸纳各民族的文化，构建了一个有广泛文化基础的王国;吐谷浑历代国王从汉文化中汲取了治国之术;阿柴可汗确立了“以和为贵”的正确国策，其实质是对南北朝都持开放的态度;吐谷浑人对外开放，从西亚及至欧洲学习经商之道;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养马特色产业，修筑桥梁;易度侯可汗曾向南朝派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天文学术考察团”;夸吕可汗主持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沸反盈天，凡此种种，不胜列举，举不胜举，吐谷浑在文化上的全方位开放与包容相辅相成，奠定了吐谷浑国强大富裕文明的基础。吐谷浑人引进汉族发明的先进的造桥技术，在今循化清水地区，建筑了技术含量颇高，美观、坚固的铁木结构的大桥一座。这样烘云托月、多才多艺的桥可能还建筑了多座，只是史书无载而已，这些桥梁为沟通东西交通及文化物资交流提供了便利。

吐谷浑人乙弗部，在1600多年前，就发现了沙棘植物的营养价值，风靡一时，广为食用。沙棘已成为今人时尚营养品的重要原料之一，其最早的发现者是吐谷浑人，耐人寻味。

吐谷浑境内多盐、金、铜、铁“永启厥后，兹器惟则”。因此，有采盐、采矿业及相应铁木手工业。能制造一部分铁木用具、刀矛、铠甲，能用皮毛制造甲胄衣服、鞍鞯及各类生活用品。手工业生产的水平比之群羌互不统属之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足见才艺卓绝、独具匠心。同时，积极发展种植业，推广种植青稞、麦、豆等作物，广泛开展纺织等手工业，从事冶炼加工，向邻近地区贩售宝玉、良马、青盐、织锦、铜铁及金银制品，多种经营，整体推进，生活来源趋于多样，国力逐渐富庶。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新型政权，吐谷浑以十分开放的博大胸襟，实行民族融合政策，注重民族关系的处理，全方位施行睦邻政策，合纵连横，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后裔立足青海以鲜卑人为中心，主动通过各种方式，接受汉文化和羌文化，同时积极吸引当地的氐、匈奴、西域胡、小月氏、高车、鞑靼、汉人，甚至蠕蠕（柔然）、哒哒和粟特等多民族成分。《资治通鉴》说，吐谷浑还采用“轻徭薄赋，信赏必罚”“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至五六百部”的办法，促进“众庶乐业”，形成了“沙强杂种莫不附焉”的良好局面，完成了吐谷浑民族的统一。

吐谷浑的音乐。吐谷浑人在辽东时原只有马上乐，属军乐。有慕容可汗、吐谷浑、钜鹿公主、白净太子等部，乐曲和乐器都较为简单。立国之后，由于和南北朝频繁往来，与西域诸国交往密切，也由于社会形态的提升，使吐谷浑人的音乐细胞及乐器乐曲都丰富了起来。据《旧唐书》记载：北狄乐，其可知鲜卑、吐谷浑，皆马上乐，其名目可解六章，即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太子、企喻也。据地方史学家谢佐、董绍萱考证，流行于河湟的《满天星》《大红袍》《纱帽翅》《柳叶青》等，轻歌曼舞、击节叹赏、油尽其妙、内蕴无穷、拍案叫绝。明代徐渭很有见地地说“今之北曲，盖辽金都杀之音，壮伟狠，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日用”，所以今青海等地音乐与吐谷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长牵挂，千回百转、萦盘脑海、永世难磨。《敕勒川》为吐谷浑乐曲。另外，从郭里木棺板画上可以看出吐谷浑人宴会的乐队规模颇大，马上乐也已变成了坐地乐。乐器也有了新的品类。推想至乐章也有了不少来自南北朝和西域的新东西;那多次朝贡到南朝的赤龙舞马，要在乐师的伴奏下，才能昂扬起舞，那肯定是有乐曲和相应的乐器，荡气回肠、动人心弦、赞不绝口。

文化是吐谷浑人创造的活动及其产物，古而不暮，老而弥坚，它既是历史的记忆，又是时代的标志，凡有事可记，有传可立，有歌可泣，有碑可树。因而通过人的创造而生成和存在。吐谷浑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是吐谷浑民族的精华，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文化，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尤其相对独立性。诚然吐谷浑民族在青藏高原立国350余年，不论是绘画、工艺、音乐等文化品质，是汉文化在青藏高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响彻云霄、彪炳千古，也是华夏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典型范例。吐谷浑人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辛创造，而任何文化艺术，经过血与汗的浇灌。令人壮怀激情，赞叹不已，吐谷浑绚丽多彩的文化，是读不完的经典，唱不尽的赞歌，看不厌的画卷，讲不完的传奇故事。

文化意象

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热水墓群”，历经风雨，浴火重生，有大小墓葬千余座，覆盖柴达木盆地全境。墓群出土文物品类繁多、内涵丰富、形制奇秘。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博大精深的内容和五彩斑斓的画卷，笔者曾以鲁迅先生的名句“满天云锦、万颗奔星”颂赞这些文物的绚丽多彩，不为过分。而古墓中出土的凤形文物，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史学信息，闪闪烁烁。程起骏先生撰文做了简要评述：

有凤来仪，瀚海生辉热水墓群共出土凤凰器形和彩绘画13件，形制各异，材质有别，其共同点是精美绝伦，蕴含深厚。这在青海考古史上实属罕见，久久萦绕。

流金银凤呈祥瑞

金凤长19厘米，宽14厘米，由白银铸成胚，然后精雕细缕成形，再鎏上几近赤金的黄金，工艺极为精湛。凤的头、翅、背、爪，都是单独铸造刻缕然后组装成一。纹饰流畅奇秘，相互交织，一气联成。凤尾略翘起，以树枝状盘绕成椭圆扇状，象征着生命之树有着无穷的生命力;上有十孔，象征远古传说中的天有十日;尾梢有三小枝斜垂;凤翅每面有七支羽，第一枝单独分出，弯而上翘，极具力度;凤眼嵌以蓝宝石，顿使凤目生光，很有画龙点睛的神妙！其他细微处，也颇见匠心，如凤爪、凤鳞、凤腿等，无不精确之极，绝无瑕疵，实为隋唐金银器经典之作。

都兰金凤富丽华贵，满目辉煌，作昂首鼓翅而奔之姿，欲将起飞入云，虚无缥缈;线条优美，极富动感，令观者赏心悦目，不由得要浮想联翩，发“有凤来仪”的感慨。这只金凤具有超凡的艺术魅力。它那自由奔放的个性，流畅舒展的韵律，高贵典雅的风貌，深邃高远的意象，温润敦厚的历史蕴含，昭示着中华各民族间源远流长的亲情关系，正是今日青海走向美好明天的兆瑞。因此，建议选都兰金凤作青海旅游文化形象标志，则能为传播中华文化价值，展现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起到良好的宣示作用;为提高“文化青海”的品位，文化软势力，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凝聚各民族的向心力，为建设“和谐青海”添砖加瓦。

形态奇秘的六立凤

在名闻中外的血渭一号大墓前的祭祀台上，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殉马坑5条，共殉骏马87匹。在其正中的一匹殉马的额头部，发现了六只立凤组成的饰带。

六只凤凰呈蹲立姿势。昂首东望，收翅翘尾，尾梢接凤颈，颈部有一忍冬花状绶带，很自然地将凤尾绾定;凤眼和翅根部各镶嵌绿宝石一粒，其尾部也镶有松绿石。凤凰内质为铁，外包镀金银片;六凤蹲立在缕空忍冬花银质镀金条座上。这一组立凤造型独特，神态奇异，和中原汉地传统的凤凰大不同。立凤和条座做工十分精湛，有着明显的异国风味，据考古学家考证，属粟特金银器系统

一号大墓为王者之墓。六立凤饰带原应勒在王者坐骑的前额上。这位王者何以要用粟特金银凤妆饰自己宝爱的骏马？而且只用六凤，其寓意何在？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展翅欲飞的镀金银凤鸟饰牌

此件出土于血渭一号大墓。呈不规则方形，边长15.3-16cm，凤凰昂首挺立，双翅竞展，头顶花冠，嘴衔忍冬花枝，与双翅和披满凤身上的忍冬花融为花团。凤眼深沉，腿爪坚挺，展翅欲飞，又像从云端中方落尘世。富丽堂皇，雍容华贵，气度不凡。

原件成双，另一件已残损。这两件饰片应为王妃或贵妇帽冠的饰物，以显主人的尊贵和富有。

棺板上有二只气盖洪荒的凤凰

2008年8月，在海西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的巴音河畔，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两座被盗古墓。出土棺木二具，棺木上有精美的彩绘图画，内容丰富多彩，画工精妙，蕴含极为深厚。在两副棺木的挡板上，绘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其中所绘的两幅朱雀，色彩艳丽，风格独特。形象与中原汉地的朱雀大不同，却与凤凰有些相似。而古籍中，有关朱雀、凤凰、三青鸟、金鸟等神鸟属性大同小异。所以，笔者认为棺板挡头上的这两只神鸟应视为凤凰，这可能是绘者按墓主人尊凤的意愿所作。

这只彩凤站立在白云之上或雪山之巅，凤体及双翼铺满华丽的饰纹，翅梢幻化为美丽的莲花纹，头顶有羽状凤冠，凤喙如鹰嘴，凤目如炬，俯视万里江山，威仪有加，八方风生。宣示着墓主人身份的尊贵、权位的显赫。这两幅棺板挡头画带有明显的中西亚风格，这可能与墓主人的族属或社会地位有某种联系。

棺椁非衣上神秘的人首凤凰

在柴达木盆地西南缘的戈壁沙漠里，发现了一幅盖在棺椁上的非衣。非衣是汉代丧葬礼仪中的重要物品，即在T字型的丝帛上绘出死者灵魂升天图，盖在棺椁之上。柴达木出土的这幅非衣质地为绢，色棕黄，在高倍放大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经纬线中均织有黄金丝，这一点即成为此物久远的证据之一。

非衣长219cm，成T字型，画面分天地水三界，与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非衣基本结构相同，但画面内容却有特别之处。其天界中，马王堆画正中为一巨钲，左右各画一条蜿蜒的龙;而柴达木非衣画正中左画一人首飞虎，男性;右画一人首飞凤，女性。这可能就是郭沫若先生指出的甲骨文中的“凤是帝使”，即凤为天帝或黄帝的使者。虎身人面，风身人面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海外经》：“北方禺强，人面鸟身。”《大荒西经》;“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而非衣画中的人面凤身虎身和《山海经》中所记的神扺可能有某种关联，故具有很多的神秘性。笔者曾做过一些考证，不再赘述。

上述五种凤特色各异，形制不同，但有三点共同之处，即这些器物和绘画的主人可能都是王者或贵族;他（她）们都十分尊崇凤凰，把它作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其中四只凤带有明显的中西亚风格，这可能与吐谷浑和粟特人及丝绸南道有关。

凤为中华民族的吉祥鸟。凤凰和龙是华夏民族最古老，最重要的两大图腾崇拜之一。跨越7000年的时空，渗透到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不同空间和各个生活领域。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最终演变为象征中华民族精神的圣物，“天命所归”的佐征。

凤源于风，据王大有先生的见解，燧人氏为风姓。故被称为中华第一姓。其后风与凤同。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就曾出土双凤朝阳的象牙雕刻。到商周时期凤文化有了重大发展，凤与王朝和帝王的天命联系在一起，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崇拜鸟，以鸟为图腾。象征风性的鸟文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大量出现，其演变过程为弇兹鸟——太阳鸟——三足鸟——踆鸟——玄鸟，至凤定型，故凤凰在古时代也称玄鸟。《诗经》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说商朝的始祖名叫祖契，他是黄帝的曾孙帝喾之子。祖契的母亲吞了一枚玄鸟卵后受孕，生下了祖契，成为煌煌商朝的始祖。如此说来，凤凰与华夏民族文化血缘的传承有着直接的关联。其后，又有“凤鸣岐山周室兴”的典故，因为周的先祖们以凤为图腾。《山海经》载：“丹山穴，有鸟如鸡，五彩而仪，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为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包含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太平。”这是说，凤凰出之丹山穴，即太阳山，它聚天地六大美德于一身，故见则天下太平。它所聚的六德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华民族千古一贯的精神追求;史书还说“凤具六象”。最早的凤凰形象是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这是古代多民族各自图腾崇拜的集中体现。令人惊叹的是都兰鎏金银凤竟蕴含六象于一身。说明在古代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存共融的大过程。

各民族间在血缘和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远古始。这个共同的认识却在柴达木出土的这些凤凰上集中表现出来。其文化价值就非常大了。

凤凰涅槃之说，源于阿拉伯世界。“天方国古有神鸟‘菲尼克斯，满五百年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涅槃也成为佛家对生死的诠释，也用作形容大德大智者的辉煌再生;后被世俗社会演变为对精神世界的最高追求，富含哲理和智慧，这又是风文化中西方交流融合的体现。有鉴于上述种种，凤成为中华文化的集中表现，真是小中见大，道贯古今，至今凤已成为中华各民族的吉祥物。而文中的“丹山”即为昆仑山脉之一也，故凤凰又与昆仑文化联系在一起。

都兰鎏金银凤是柴达木出土各种凤形文物的代表。出之隋唐时期，落户昆仑山中。它传递着中原王朝与西部地方政权，汉族与吐谷浑民族之间在文化血缘上相互融合汲纳的诸多信息。特别是将凤所代表的“六德六象”文化意蕴传递到吐谷浑王国，从而表达了中央王朝与西部地区各民族和睦相处，康宁永续之深意。而且此类祥瑞之物，多用在两国结秦晋燕好的大事上。

《魏书》载，545年，吐谷浑十八世国王夸吕将从妹嫁给东魏皇帝元善见为“华容嫔”。后夸吕又向东魏请婚，东魏以济南王元匡孙女广乐公主为妻之。

《隋书》载，596年，隋文帝杨坚以宗室女光化公主嫁吐谷浑十九世国王世伏为妃。

《新唐书》载，640年，唐太宗将弘化公主嫁吐谷浑第二十世国王诺曷钵为妃。其后，又将两位宗室女分别嫁给诺曷钵的两位儿子。

上述王者之间的联姻，场面盛大，陪送礼物众多，不排除出这只金凤为其中某一位公主的嫁妆或聘礼。

关于凤落谁家的探讨。柴达木出土的各种凤形文物，它们的主人是谁，属于古代的哪个民族，这是一个需加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柴达木是一个地处亚洲腹地的古大陆，因各类资源富集，被称为“聚宝盆”名闻世界。但柴达木也是一个展示古文明的巨大舞台，历史上，曾有各部羌人、匈奴、突厥、鲜卑、吐蕃、藏族、党项、蒙古族以及各个时期的汉族人，在这座大舞台上演出过无数鲜活的人世剧，各个民族都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依着上述的历史大背景，国内外史学界学者，经过多年的探索求证，提出了两种学术见解。其一，认为都兰热水古墓群的族属为吐谷浑人。其二，认为古墓应属吐蕃人。见智见仁，各有所据，这在学术研究上司空见惯。

笔者曾多次著文阐明自己的观点，认为此墓群应属吐谷浑。其一，鲜卑吐谷浑民族在进入青海之前，就“倾慕华风”吸纳了汉族的文明和丧葬文化，行棺葬、墓室棺板绘四灵，即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而吐蕃在进入青海时行天葬、火葬，只有恶疾、凶死行土葬。故吐蕃自公元663年收服吐谷浑后，逐渐占有了青海的广大地域，最终成为青海世居民族之一。但在藏族世代居住的环湖、黄南、玉树、果洛等地，均未发现有本民族的墓葬群;还有在青唐城建立了唃厮啰吐蕃政权，据有河湟近200年，但也无一座吐蕃墓被发现。这说明了青海吐蕃族不行土葬，故无墓。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吐蕃先民的选择，至于热水墓群中，发现书吐蕃文字的经卷，木牍、石刻，这也不能作为此墓就是吐蕃墓的证据。因为在吐谷浑进入柴达木盆地300余年之后，吐蕃在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始派出使节到长安与唐朝通好，在这之前后，吐谷浑与吐蕃作为邻居，二者有着广泛的经济、文化，血缘上的联系，吐蕃文传入吐谷浑是很寻常的事。在吐谷浑臣服吐蕃之后，很多吐谷浑人习吐蕃语言文字是必然的。故发现一半件有吐蕃文的器物，就判定此为吐蕃墓，怕有些牵强。须知，在热水墓群中，不断发现书有汉字的器物，如印章、绸缎，还有黄州道教徒的符篆等，如果我们也据此坚持说，这些墓就是汉族的墓或黄州道人的墓，恐怕也难令人信服。总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应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平心静气地研究讨论，则可能得出更加可信的结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