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仙

近年来，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使我常想起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剖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评论，觉得很有思考的价值，值得一议。不过那些评论，与他过分的否定性的自我批判紧紧缠绕在一起，不够冷静，不够理性，需要认真考量，正确取舍。

瞿秋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文人”，不是“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够不上知识分子的资格。他所说的“文人”，主要指源于古代贵族社会中的“士”，他说那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属于“半治者阶级”。瞿秋白就出生在“‘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不过当时“士的阶级”已经“破产”，坠入“类似游民”的社会地位，“已成社会中历史的遗物”，多成了“无用的人物”，“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瞿秋白谈“文人”过程中，有时也包括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的“文人”蜕变而来，所以也有一些相近的特征。其特征，概括起来，是知识结构的片面性，文化性格上缺乏坚持真理的斗志，和处世态度上的软弱。瞿秋白所说的这些特征都是否定性的，而他认为这些问题在自己身上都存在着，他把自己作为“标本”来进行分析。

传统“文人”中“吟风弄月的‘名士”确实不少，而且广受追慕，被视作“文人”的徽章，高雅的表现。瞿秋白的父亲能诗善画，瞿秋白本人受到熏陶，也自幼喜爱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在中学时代，就与扬州几位同学“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好像一个小“名士”，走着传统文人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