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秋玲，王 琳

(河南工程学院 纺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基于文献记载的元代以前棉花在我国的利用

曹秋玲，王 琳

(河南工程学院 纺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对国内元代以前有关棉花及棉纺织品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和分析，探寻亚洲棉和草棉在我国的利用。南方最早种植的是从印度传入的多年生亚洲棉——“吉贝”。吉贝在战国以前传至东南亚，在汉晋南北朝传到我国西南大陆和闽广地区，宋时多年生亚洲棉种传入长江流域，转变为一年生亚洲棉，奠定了元初亚洲棉在中国大发展的基础。我国古代西域称棉花为“白叠”，为草棉种质。在汉代白叠从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东传至新疆，新疆本地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发展于晋唐时期，唐时吐鲁番的棉纺织已有较高水平。草棉的种植传播缓慢，元代以前止于河西。

文献记载；中国；亚洲棉；草棉

我国历史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棉花的记载，但直到宋元时期，棉花许多优良纺织特性才被人们广泛认识，成为和蚕丝一样重要的纺织原料。自元代以来，《农桑辑要》、《农书》、《辍耕录》、《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木棉考》等历史文献对棉花种植或棉纺织有较详尽记载。国内对元代以后棉纺织的研究也较邃密，如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赵冈、陈钟毅的《中国棉业史》(又名《中国棉纺织史》)；陈维稷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使我们对元代以后棉的大发展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但是元代以前棉纺织的研究较少，通过对国内元代以前有关棉花及棉纺织品的文献记载进行梳理和分析，分南方与西域两个区域，以时间先后为主线，探寻亚洲棉和草棉(旧大陆棉)在我国的利用。

1 吉贝的北浸

《诗经》是我国第1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作物的名称，如水稻、小麦、大麦、大豆、以及葱、麻和桑等，但是没有提到棉花，可见在春秋时代(770-476 BC)中国可能还没有棉花生产或者不为人所知。

《尚书·禹贡》记载了禹平治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并任土作贡的事迹和传说。书中记载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自古以来，“织贝”所指众说纷纭，主要有3个观点：第1贝锦说；第2贝珠衣说；第3吉贝说。

贝锦说认为“织贝”是织有贝纹的锦。唐孔颖达疏引郑玄云：“贝，锦名……凡为织者，先染其丝乃织之，即成文矣”[1]。毛传：“贝锦，锦文也”[2]。南宋蔡沈认为：“织贝，锦名，织为贝文。诗曰‘贝锦’是也”。此说为《中国古代纺织史稿》所认同[3]。

贝珠衣说认为“织贝”是缝缀有贝壳的麻织物，如同台湾高山族的民族服饰，此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纺织卷》所吸收[4]。

吉贝说认为“织贝”即“吉贝”，是梵语中棉花称呼 “Karpisi”的音译。这一观点被《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等[5]接受。《尚书·禹贡》中的“织贝”成为我国最早有关棉花的记述，说明战国时期海南岛上居民已经有用棉花织布[6]，南方棉纺织品的出现较西域为早。

印度是亚洲棉的原产地，古代“吉贝”之称多见于南方文献记载，中国南方的棉花是从印度经东南亚传来，所以沿用梵语的音译，称棉花为“吉贝”(或“劫贝”等相似译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吉贝”如何从梵语转译而来，国内文献均点到为止，其说欠详。通过探查国外有关印度棉花历史的文献记载，从语音学溯“吉贝”之源。

在古印度语中，棉花有多种称呼。梵文是古印欧语言，在梵语中棉花最早被称作“karpā’sa”，在古代印度中北部的普拉克利特方言(Prakrit，古时与梵文并存或起源于梵文)中，棉花被称作“kappāsa”，由此产生了北印度语中的“kapās”。这是哈拉帕文明时期人们对棉花称呼的语源，有古印度考古实物发现相印证[7]。由此来看，梵语是“吉贝”语音的来源。波斯语的“karvās”也是源于梵语根源，是非印欧语的基本词汇，其前缀kar-常出现在扪达语(Munda)旁支中，有学者认为其具有南亚语系结构[8]。扪达人是散居于印度中东部至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土著民族，扪达语族与孟高棉语族有远亲关系，有时两者均被归入南亚语系。梵语“karpā’sa”在扪达语中被广泛借用，如“kapas”, “kapa”, “kopa”, “ka’dsom”。在东南亚的南亚语系中还出现了高棉语的“krpa:s”，越南语的“*k-pa:lh”。这个词根还被南太平洋群岛的马来西亚语和巴塔克人的印度尼西亚语借用。在上述历史语言资料中，梵语在东南亚语中的借用，表明大概公元前第1个千年在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中，棉花已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

我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由于地理条件和民族关系等因素，历史上两地关系密切，文化间常呈现出许多共同性，这种文化相同现象自旧石器时代已发生[9]。历史上两地间在民族文化上的传统交往，使吉贝在战国时期传播到我国海南岛成为可能。

自《尚书·禹贡》以来，我国历史文献中称棉花为“吉贝”并不鲜见。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翻译了许多佛经，对棉花的译名有：“吉贝”、“劫贝”、“劫波育”、“迦波罗”等。明代张萱《疑耀》有：“闽中呼绵花为‘吉贝’，其声稍转为‘家贝’”。时至今日，广州话中称棉花为“蛤贝”，番禺一带居民仍称所种棉为“吉贝”，海南黎语称整株棉花为“jibei”，称絮棉为“bei”[10]。在历史文献的辗转引用中，因“古”与“吉”字形相似，常有将“吉贝”误写作“古贝”者。以下文献中所记载的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棉织品多称作“古贝”：沈约的《宋书·呵罗单国传》、萧子显的《南齐书·东南夷传》、姚思廉的《梁书·诸夷传》、李延寿的《南史·夷貊上》、魏征的《隋书·真腊传》、杜佑的《通典·林邑》等。

结合吉贝语音的转译可以推断，吉贝在战国以前由印度传播至东南亚，从《尚书·禹贡》来看，战国时期吉贝由东南亚经海路传至海南岛。

汉代时，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路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东西交通的道路还有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吉贝的北浸与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分不开的。西南丝绸之路在汉代时称为“蜀身毒道”，是指从四川出发，经过云南、缅甸直至印度的商路。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永昌道主要路线为大理——永平(古博南)——保山(古永昌)——腾冲(古腾越)——缅甸——印度，沿线不乏棉花利用的记载。

在《后汉书》中，范晔对南方棉花的利用作了记录，《后汉书·南蛮传》中记载，“武帝(156-87 BC)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11]。珠崖郡府设于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广幅布即棉布，自战国时期至汉代，海南岛已经有较长的植棉历史，棉花和棉布生产都有一定数量，质量也较好，地方官吏向百姓横加征索，贡献给皇帝。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哀牢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阑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11]。衰牢国公元51年始和东汉交通，建立朝贡关系，其国土地肥沃，居民从事农耕、纺织等业，并与交趾、大秦贸易，东汉永平中以其地置永昌郡，在今云南省保山。这里的梧桐木并非现在所讲的梧桐树，而是多年生亚洲棉。从这里可以看出，后汉时云南西部哀牢人早已种植棉花，而且纺织和印染也相当发达。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卷四《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古哀牢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阑干细布，阑干獠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12]。这是最早提到云南哀牢人出产棉布的文献，范晔所著《后汉书》涉及西南史地部分参考了此文，记载雷同。

三国时，吴国人万震在《南州异物志》(3世纪中)中写道：“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细过丝绵，中有核如珠珣。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徼人以斑布文最烦缛多巧者名曰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辱，又次麤者名曰乌驎”[13]。古时南州即今闽广华南地区，古贝木指多年生亚洲棉。这一记载描述了棉花纤维的形态和棉布的名称，记述了棉花初加工、纺纱、染色过程，反映了3世纪我国华南一带不仅有棉花种植，还有先进的棉纺织技术。

比万震稍晚，晋人张勃《吴录·地理志》曰：“交阯定安县有木绵树，高大，实如酒杯。中有绵，如丝之绵。又可作布，名曰緤，一名毛布”[13]。交阯，即交趾，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此处“木绵”实为多年生亚洲棉。

晋左思《蜀都赋》中有“布有橦华。”刘渊林注曰：“橦华者，树名，其华柔毳可绩为布也，出永昌。” “橦华”是亚洲棉的又一称呼，说明在云南种植的亚洲棉，在四川也被用于纺纱织布。

南朝沈怀远《南越志》(5世纪中)记载“桂州(今桂林)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纺如丝绵，染为斑布。”又载“南诏(今云南大理)诸蛮不养蚕，惟收婆罗木子中白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婆罗笼段。”此处“婆罗笼段”是棉织物的又一名称。在《太平御览》卷九六一中也有记载：“《南夷志》曰：南诏多牧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人皆服之。骠国弥臣诺，亦皆被婆罗笼段”[13]。说明了棉花在广西、云南的种植和纺织利用。

唐樊绰的《蛮书》在卷七的《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说：“自银生城、杯南城、寻传、祁鲜已西，蕃蛮种并不养蚕，唯收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组织为方幅，裁之笼头，男子妇女通服之”[14]。唐代时云南的植棉和棉纺织较为普遍，与中原地带多养蚕制丝不同。

以上有关棉花种植、棉布利用的记载中，出现了“广幅布”、“斑布”、“木绵”、“桐华布”、“橦华”、“婆罗笼段”等棉纺织品的称呼，主要分布在海南岛、闽广地区和西南大陆。这与海南岛同东南亚的地理关系、西南陆上丝路的开通，与吉贝的北浸是分不开的。南方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在唐、宋、元时，在广州和泉州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十万人以上，这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表现出不仅促进了吉贝在闽广的传播，也奠定了宋元亚洲棉在中国大发展的基础。

两宋期间，棉花在闽广地区的利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宋人方勺《泊宅编》说：“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深秋即开，露白绵茸然，土人摘去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宋人对棉花的植物学特征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在此具体描述了棉花的植株高度及形态、吐絮季节、棉纤维和棉籽颜色。但是闽广的制棉工具和方法还较为简陋——铁杖去籽，小弓弹花。这在赵汝适的《诸蕃志》“吉贝”条中也有记载：“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毳，有子数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坚厚者谓之兜罗绵，次曰番布，次曰木绵，又次曰吉布，或染以杂色，异纹炳然，幅有阔至五六尺者”[15]。李石在《续博物志》中说：“闽中多木绵，植之数千株，采其花纺为布，名吉贝”。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提到了海南岛种植吉贝和织吉贝布。卷六《服用门·吉贝》记海南岛、雷州半岛一带见闻：“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如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棉……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木棉)以代丝紵。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海南所织则多品矣……”[16]。

宋及以后，每谈到海南岛琼州等地种植木棉和织作吉贝布，就必然谈到黎族和黎族妇女。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琼州……有夷人，无城郭……以木棉为毯……。雷州……又有木棉树，一实得棉数两，冬夏花而无实。”“夷人”，指的是久已居住在海南岛上的黎族。把棉花的种植，同黎族人民联系起来。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一二七中说：“志阳与黎獠错杂，出入必持弓矢。妇女不事蚕桑，止织吉贝”，志阳即海南崖州。李光在《儋耳庙碑》中写道：“(黎人)女子自少小惟缉吉贝为生”。《宋史》《崔与之传》：“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裳，工作皆妇女，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17]。说明海南植棉用棉非常普遍，吉贝是当地名产，于是岛上地方官府就拼命压榨纺织妇女。元代杰出的纺织革新家黄道婆早年流落崖州，在那里学会了制造纺织工具和织布技术，于元初元贞(1295-1297年)年间返回松江乌泥泾。黄道婆根据从海南学到的先进棉纺织经验，结合自己长期的生产实践，系统改进了棉花初加工技术、纺织工具和技术、织染技艺等棉纺织生产全过程，推动了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

宋室南渡以后，汉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触日益频繁，从少数民族那里引进棉种，学会植棉，棉花的种植渐盛。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八三中称：“木棉，今南方多有焉。于春中作畦种之，至夏秋之交结实，至秋半，其实之外皮四裂，中涌出，白如绵。土人取而纺之，织以为布，细密厚暖，宜以御冬[18]。”胡注中所说的木棉的形态、种植到织成为布，与今天所说的一年生棉花毫无二致。多年生亚洲棉传入长江流域，由于温度降低，生长季缩短，演变为一年生亚洲棉，虽然低矮了许多，但是可以密植，棉花产量反而较前增加，生产成本下降，棉花品质也有所改进，与其他纺织纤维的竞争力大大加强，可以作为大众化的衣料了。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已广泛用棉。

简言之，吉贝在战国以前传至东南亚，在战国时经由海路传至海南岛，在汉晋南北朝传到我国西南大陆和闽广地区，在宋代闽广的多年生亚洲棉种传入长江流域，转变为一年生亚洲棉，奠定了元初亚洲棉在中国大发展的基础。

2 白叠的东渐

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南方亚洲棉多称作“吉贝”，而在西域种植的草棉称作“白叠”。有研究认为，旧大陆栽培种亚洲棉和草棉为同源二倍体，原始二倍体草棉可能是真正的野生棉衍生的，印度河下游河谷地带是亚洲棉的分化中心[19]，同时生长有草棉。玄应的《一切经音义》中也有所述：“劫波育，或言‘劫贝’者，讹也，正言‘迦波罗’。高昌名‘氎’，可以为布。罽宾(克什米尔)以南，大者成树；以北形小，状如土葵，有壳，剖以出华如柳絮，可纫以为布也。”认识到在克什米尔以南种植的是植株高大的亚洲棉，在克什米尔以北种植有植株较小的草棉，纤维均可以用于纺纱织布。

前述考证“吉贝”源自梵语译音，说明棉花生产利用较晩的区域会采纳来源地的语言。西域引进的棉花及棉布，在译音方面较为统一，计有“白叠”、“白疊”、“白緤”、“帛叠”、“白荅”等，由此衍生出“叠布”、 “榻布”、“荅布”等。本人认为“白叠”同样可能源自来源地的语言，只是“白叠”的东渐与“吉贝”的北浸方向不同，是源自印度的德威拉语(Dravidian，达罗毗荼语)。国外学者对德威拉语的重建表明原始德威拉语与印度半岛居民对家畜驯养和野生植物的栽培密切相关。在德威拉语中“*par-utti”是棉花的词根，相关的词汇有parutti，pāram, parti,patti等[7]，这应该是西域称呼棉花为“白叠”的语源。西汉张骞凿空，使产于印度的白叠在丝路贸易中从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东传至新疆。

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棉织物的记载。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此亦比千乘之家”[20]。《汉书》、《后汉书》中亦有类似记载，但把“榻布”改为“荅布”。据刘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注曰：“榻布，白叠也”。三国孟康在注《汉书》时说：“荅布，白叠也”。这里虽不能表明西域已有棉花种植，但可表明已有白叠经西域输入。

范晔在《后汉书·马援传》中说，“援素与述同里闬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11]。唐李贤注：《东观记》“都”作“荅”。 “都布”、“荅布”同指棉织物，这里作为馈赠的珍贵衣料，可见汉代的棉布之稀有。

《太平御览》引《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皆不如白叠鲜洁也”[13]。由此看出，白叠来自西域，大约3世纪时棉布仍被看成珍玩，当作一种高级衣料，它比代郡的黄布等更为鲜洁优良。

隋唐之际姚思廉在《梁书·西北诸戎传》中记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21]。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这是我国新疆植棉的最早记载，表明至少在6世纪吐鲁番一带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而且以棉布作为商品交易，可见棉花产量不会很少，棉纺织技术水平也较高。从“草木”和“草实如茧”来看，棉花植株较矮，结实较小，是一年生草棉的特征。

唐李延寿的《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其王素冠七宝花，衣绫、罗、锦、绣、白叠”[22]。表明公元6世纪时新疆西北的康居王衣着除丝织品外，还有棉织物。作为国王的衣着面料，棉织物的质量应当较好。

唐五代时，虽然西域已有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但中原地带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之物，这可以从周边地区的贡品中反映出来。《册府元龟》多处记载有五代回鹘进贡的棉布[23]。因高昌“其地颇有回鹘，故亦谓之”，这里的“回鹘”主要是指高昌[24]。可知当时吐鲁番地区的棉纺织品用作贡品，不仅量多而且质优。

根据上述史料，可以断定草棉的传播很慢，至唐五代时主要局限于西域一带，沿丝绸之路可到甘肃敦煌。到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甘肃的甘州回鹘向宋王朝进贡白叠；安西榆林窟西夏壁画中发现有棉花的图像；文献资料也记载西夏有“白氎”和“棉褐”[25]。表明宋代西域的草棉有在甘肃种植。

至元代，《农桑辑要》说：“……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种于陕右”[26]。说明到13世纪初棉花通过河西走廊传到了陕右，元代的陕右指陕西行省的西部，今关中以西的甘肃天水、兰州一带地区。

综上所述，是知“白叠”是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在汉代“白叠”从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东传至新疆，但新疆本地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发展于晋唐时期，唐时吐鲁番的棉纺织已有较高水平，棉布不仅作为贡品，还沿丝绸之路传播至甘肃的敦煌地区。草棉的种植传播缓慢，至宋代时，止于河西。

3 结论

《尚书·禹贡》中的“厥篚织贝”是我国最早有关棉花的记述，表明了南方棉纺织品的出现较西域为早。南方最早种植的是从印度传入的多年生亚洲棉，古文献中多称作“吉贝”。在梵语中棉花最早被称作“karpā’sa”，这是我国南方棉花“吉贝”语音的来源。吉贝在战国以前传至东南亚，在战国时经由海路传至海南岛，在汉晋南北朝传到我国西南大陆和闽广地区，在宋代时闽广的多年生亚洲棉种传入长江流域，转变为一年生亚洲棉。

我国古代西域称棉花作“白叠”，种植的为草棉种质。在《梁书·西北诸戎传》中有我国新疆种植草棉的最早记载。在德威拉语中“*par-utti”是棉花的词根，相关的词汇有parutti，pāram, parti,patti等，这是“白叠”的语源。白叠是沿丝绸之路自西向东传播的。在汉代白叠从巴基斯坦经克什米尔东传至新疆，但新疆本地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发展于晋唐时期，唐时吐鲁番的棉纺织已有较高水平，沿丝绸之路传播至甘肃的敦煌地区。草棉的种植传播至宋代时，止于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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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of Cotton (Gossypium) in China before Yuan Dynasty Based on Literatures

CAO Qiu-ling, WANG Lin

(College of Textiles,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450007, China)

The utilization of Cotton (Gossypium arboreum and Gossypium herbaceum) in China before Yuan Dynasty was discussed based on analysis of ancient literatures.The earliest cotton grown in south China was introduced from Indian G.arboreum called “jibei” in literatures. Before Warring States, jibei was introduced into Southeast Asia, and it was introduced to Southwest China and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Han &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y. During Song Dynasty, the cotton (G.arboreum) was introduced to Yangtze Valley and changed to annual cotton (G.arboreum),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tton (G.arboreum) in China in early Yuan Dynasty. Cotton grown in Western Regions was called “baidie”, which belonged to G.herbaceum. Baidie was introduced from Pakistan via Kashmir to Xinjiang during Han Dynasty,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cotton planting and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 developed in Jin and Tang Dynasty. During Tang Dynasty, cotton textile technology in Turfan developed very well. G.herbaceum spread just to Hexi Region before Yuan Dynasty.

records in literature; China; Gossypium arboreum; Gossypium herbaceum

2015-04-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ZH004)；河南工程学院博士基金项目(D2013010)

曹秋玲(1970-)，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纺织科技史研究。

TS102.2

A

1673-0356(2015)04-0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