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综述

胡 刚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近些年来，国内外灾害频繁发生，灾害史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灾害史研究总述、灾害史研究现状、灾害史研究方法及研究新进展等方面对清代民国灾害史进行了简述。认为，虽然学界对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仍然零碎、分散，大多数研究仍不够深入、缺乏深度，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

0 引言

自然灾害在我国历朝历代都有发生，甚至在某些朝代频繁出现，清代、民国时期灾害不断，这两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的多发期。另外，由于这两个时期的时间靠近现代，最长的距今370多年，最短的距今仅仅60多年，因此该时期灾害的研究对当今社会灾害防治工作有更直接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对近几十年来清代、民国时期灾害史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使这一时期的灾害研究有一条更清晰的脉络。

1 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总述

对于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已有学者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朱浒的《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1]、吴滔的《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2]、余新忠的《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3]以及阎永增、池子华的《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4]中都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到了清代灾荒史领域的研究内容。文姚丽的《民国灾荒史研究述评》[5]、武艳梅的《五十年来民国救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6]、焦会琦的《近代华北灾荒史研究述评》[7]、苏全有的《民国初年灾荒史研究综述》[8]、叶宗宝的《期待人文视野下的灾荒史研究——中国灾荒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9]、欧阳晴的《民国自然灾害研究综述》[10]等有相当篇幅涉及民国灾害史的部分内容。从这些文章中看出，至今还无一篇文章是有关清代和民国两个时期灾害史的研究综述，更没有对该领域作出较为统一和系统的意见表达。上述文章，凸显出灾害史研究还远远缺乏必要的整合性，较少对灾害史研究领域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即对其内涵、外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向等问题给出一些总括性的意见和具体的看法。这种情况使得对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进行学术梳理显得相当迫切。

灾害又称为灾难、灾祸、灾厄、灾患、祸患、浩劫，是对能够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灾害不表示程度，通常指局部，可以扩张和发展，演变成灾难。灾害的分类，按照起因有人为灾害和自然灾害；根据原因、发生部位和发生机理划分有地质灾害、天气灾害和环境灾害、生化灾害和海洋灾害等。[11]袁林在其著作《西北灾荒史》[12]中指出灾与荒的区别：灾与荒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二者间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必然联系。有灾不一定必有荒，有大灾不一定必有大荒；有荒不一定必有灾，有大荒不一定必有大灾。灾的本质：灾多称为灾害。灾害的两个必须因素：一是自然界，它是通过非正常、非一般方式释放破坏性自然力的主体；一是人类社会，它是指受这种破坏性自然力的受体。一般所说的灾害都是自然灾害，它是一种或数种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通过非正常的、非一般的方式释放出来，在一定范围内危害和破坏了人类正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荒的本质：多称为饥荒，或仅称为饥，它是指天灾人祸之后生产萎缩衰退，社会物资缺乏，特别是粮食奇缺，经济活动紊乱，人民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甚至因饥饿造成人口死亡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对灾害与灾荒进行分析研究时应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时二者可以通用，有时则需要区别对待。另外，灾害史研究的范围不仅仅限于其本身，还应包括防灾、备灾、救灾等相关思想与实践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本文主要从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回顾、灾害史研究现状、灾害史研究方法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几方面来对灾害史进行综述。

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灾害史研究方面的论文论著，在总量上也占着最大比例。据初步统计，共有相关论文600余篇，专著方面则主要有李文海等人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1991—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以及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康沛竹的《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曹树基的《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陈业新的《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李庆华的《鲁西地区的灾荒、变乱与地方应对1855—1937》(齐鲁书社，2008)、杨琪的《民国时期的减灾研究1912—1937》(齐鲁书社，2009)等。这些研究成果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灾害本身的研究；二是主要谈论灾害的社会影响及其相关思想；三是关于灾害应对机制的探讨。

第二类则主要是灾害史料汇编，如，水利电力部编纂的《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5)、《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1)，原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的《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中央气象局研究所等编《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北京大学地球物理，1975)，詹福瑞等人主编《民国赈灾史料初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民国赈灾史料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等，这些资料可以说是目前学术界有关清代民国灾害史料较为完整的汇编，强调研究与史料并重。此外还应提及的成果有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救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顾功叙等编的《中国地震目录》(科学出版社，1983)、章有义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谢毓寿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科学出版社，1983)等，这些著作论述的内容皆包含有清代与民国灾害情况，可成为今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 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现状

2.1 清代民国灾害成因研究

灾害成因是灾害史研究中首先关注的研究对象，对灾害成因的研究，除了自然因素外，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因素在防灾减灾中也受到重视。另外，历史上很多大的灾害的发生往往不只是一种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替作用的结果。如李向军在《清代荒政研究》[13]中认为，由于中国的自然条件，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涝是正常现象，但内乱、苛政、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康沛竹在《晚清时期对灾因中社会因素的认识》[14]中则专门分析了晚清时期人们对腐败、生态环境、战争及鸦片种植与灾荒的关系的各种认识，较为深入地探究了这些关系对灾害的影响。夏明方在《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15]中指出自然灾害的群发性正是与当时天、地、生、人相互交错的作用相关，是天时异常、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共同作用的产物。阎秋凤在《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原因探析》[16]中探讨民国时期河南灾害原因时，认为地形、气候、河流等自然条件是直接因素，另外统治阶级的掠夺、战争破坏、腐败、灾民得不到救助等是河南灾荒严重的社会因素。

2.2 清代民国时期灾害的社会影响研究

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大自然灾害都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对当时甚至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人口等等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灾害史对这方面研究的展开是探讨灾害与社会深层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将灾害史的研究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

对政治方面的影响：李文海的《甲午战争与灾荒》[17]与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18]具有代表性，其中汪汉忠通过对催征吏的浮收溢征、敲诈勒索等行为的研究，传达了灾害对苏北县政的影响，不仅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也削弱了县政府的行政能力。

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夏明方的《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灾荒与洋务运动研究之一》[15]、张国雄的《清代江汉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与垸田生产的关系》[19]、尹玲玲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与洪涝灾害——以明清时期两湖平原为中心》[20]、王虹波的《论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对乡村经济的影响》[21]比较有代表性，其中夏明方详细讨论了灾荒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地位，得出在清末灾害群发期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对中国早期资本原始积累有很大的消极作用的结论，灾害抑制了清政府的投资规模，产生了大量的灾民、流民，这不利于近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造成国内商品市场的剧烈波动。

对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王振忠的《清代徽州民间的灾害、信仰及相关习俗——以婺源县浙源乡孝悌里凰腾村文书＜应酬便览＞为中心》[22]、王建革的《清代华北的蝗灾与社会控制》[23]、苏全有等人的《黄泛区农民思想观念的近代嬗变——以1938—1952年间的扶沟、西华县乡村为中心》[24]和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18]比较有代表性，其中王建革通过对清代华北蝗灾的研究，透视政府的社会控制体系，经过进一步分析，认为与蝗灾有关的民间信仰与政府行为的关联性，以及专制文化与传统迷信相结合，不但对减灾、防灾产生负作用，也强调了近代乡村文化的愚昧落后。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刘仰东的《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25]、张建民的《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26]、夏明方的《民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27]、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18]和苏新留的《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28]有代表性，其中张建民的研究阐述了灾荒对社会生活具体形态的影响，论述了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的关系，得出长期频繁的灾害塑造了当地人不事蓄积的生活习俗，同时水土关系的不断演变造成了当地地籍上的混乱。

对人口变动的影响：董龙凯的《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29]、池子华的《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以淮北地区为例》[30]、汪志国的《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人口的变化》[31]与夏明方的《民国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27]有代表性，其中汪志国透过近代安徽自然灾害与人口变动之间的关系，指出灾害是造成近代安徽人口数量减少、人口外流以及人口素质低下的主要原因。

总之，目前学界对灾害社会影响的研究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可以说还停留在灾害的表面影响上，没有上升到更高层次、多视角分析的高度，并且其与当今社会现实的联系有限，因此，这些方面将是今后灾害史关于社会影响研究的发展趋势。

2.3 清代民国救灾史研究

救灾是灾荒应对问题，属于荒政的一部分，与以往相比，清代和民国荒政研究尤为重要。荒政史的研究对当前社会的救灾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者们试图将灾害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为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提供帮助。论述清代民国荒政制度的著作和论文关于清代的有：杨明的《清朝救荒政策述评》[32]、李文海等的《灾荒与饥馑，1840—1919》[33]、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13]、吕美颐的《略论清代灾赈制度中的弊端与防弊措施》[34]、任重的《康熙治理黄、淮、运对农业发展的影响》[35]、冯利兵等人的《清代农业减灾救荒思想研究》[36]、夏明方的《铜瓦厢改道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37]等，其中最为详尽的研究当属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这是专论清代荒政问题的一本专著，他从清代救荒的基本流程与备荒措施、清代荒政与财政和吏治关系等几个方面对清前期荒政作了总体论述；关于民国时期的有：孙绍聘的《中国救灾制度研究》[38]、蔡勤禹等的《国民政府对1931年江淮水灾救治述论》[39]、张素欣等的《民国时期(1912—1931年)的减灾机构与减灾法规》[40]、李勤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救荒中的腐败问题析论》[41]、陈凌的《北洋政府时期荒政论述》[42]、孙语圣的《1931·救灾社会化》[43]、杨琪的《民国时期的减灾研究(1912—1937)》[44]等，其中最为详尽的当属孙语圣的研究，他从灾害救治的社会化动因和条件、灾害救治社会化的路径取舍、资源动员、信息交流以及救治社会化的绩效与困难等方面分析了民国救灾社会化，认为社会化不仅仅是民国灾荒救治的近代化特征，也是救灾机制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另外，晚清民国时期还出现了民间自发组织的救灾活动，产生了像农赈或义赈这样的救灾形式或组织，也产生了像华洋义赈会、红十字会等社会救灾机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虞和平的《经元善集》[45]、夏明方的《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46]和《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47]、李文海的《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48]、蔡勤禹的《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49]和《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50]、薛毅的《中国华洋义赈会救灾总会研究》[51]、谭绿英的《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以成都中西组合慈善会为例》[52]、周秋光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53]等，其中，虞和平是最早研究义赈的学者，他比较准确描述了义赈的基本事实，认为义赈是绅商的一项联合社会公益活动，是早期资产阶级走向联合的开始。而薛毅对民国华洋义赈会则有专门的研究，他从救灾方式剖析得出民国时期该会更为重视防灾。

这些研究中，清代到民国救灾逐渐趋向民间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近代救灾技术广泛应用，救灾形式和渠道增多，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整个社会的救灾能力，舒缓了灾情。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混乱、政治腐败、战争、利益冲突等种种原因使得救灾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灾害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更多关注救灾措施实际效果的考察，掌握多学科、多视角细化探讨救灾措施的实际效果，这也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进展。

3 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方法及未来发展趋势

3.1 灾害史的研究方法

灾害史研究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主要依靠传统方法，辅之以其它创新性的新方法，这种辅助某种程度上只能算作“皮毛”，还没有达到灵活运用的程度，更没有学者能把两种方法完全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说，传统的方法是研究的基础，新方法是灾害史研究推进的动力，二者缺一不可。只有传统方法而没有新方法的指引，灾害史研究将缺乏生机和活力；只有新方法而抛弃传统方法，灾害史研究将只会昙花一现。

综观灾害史研究的现状，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传统方法和新方法两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灾害史研究是历史学者投入的比较多，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和历史学相关的一些方法，并辅之以对其他学科的简单借鉴。像历史文献整理法、历史资料收集法、历史学的实证考察、综合运用计量、归纳、考证、演绎等分析问题的方法、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等。例如，徐伯夫[54]、刘星[55]、阿利亚·艾尼瓦尔[56-57]等关于清代新疆灾害的研究就是运用了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上这些传统方法在研究清代民国时期灾害史的过程中已得到广泛应用，但应用的深度还需进一步的加强。灾害史研究中新方法的“新”并非是完全抛弃或割裂灾害史研究的传统方法，而是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并融合其它学科研究的形式和方法，采取新的技术手段，借鉴新的研究视角，拓宽研究领域。如：加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在史学之外充分借鉴地理学、灾害学、环境学、生态学、物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进一步扩展灾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全面、深层次的挖掘现有资料，除利用灾害史资料集、档案资料、报刊文集、地方志、杂志等常用的资料形式外，还应加强对相关碑刻资料、私人日记、口述史资料、回忆录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少数民族史资料、外文资料等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尽量把灾害史研究的相关资料搜集完整。

打破研究思路的单一性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在灾害史研究中，灾害既是研究的主体同时也是研究的参照物，这就需要研究者关注灾害深层次的参照系与其它研究参照系的复杂关系。如：灾害的潜在影响力、灾害与社会(民间宗教仪式、中国传统家庭纽带、传统民俗文化等等)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等等。对于研究范围的扩展，不仅关注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也要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不仅关注当时灾害影响的范围，同时也关注灾害影响范围的持续变动；不仅关注灾害发生的国内环境和背景，同时也应关注灾害发生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大背景；不仅关注灾害发生在国内的独特性，也要关注同时期其它地区灾害发生的共性。

3.2 灾害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灾害史研究的新方法是未来灾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趋势之一。

另外，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轨速度的加快，学科接轨的进程则更需走在前面，因此加强灾害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不仅学习国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同时也要传播我们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而以利于双方的对话和交流。因此，灾害史研究的国际化将是未来发展的又一趋势。

再者，我们学习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目的就是能学以致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因而灾害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我们研究灾害史，就是要搞清楚灾害史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不仅仅知晓其历史发展过程，也要为灾害预测提供帮助，从而减轻灾害的危害程度，也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灾害史研究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也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

最后，灾害的个案研究与长时段研究的结合。通过个案研究重新审视历史，以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看问题的方法还原历史情景。通过对灾害的长时段研究，可以凸显研究主题的变化特征，找出其变化规律，为我们下一步研究提供预测性分析。个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就是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样有助于深入的认识和解决问题。例如，杨煜达等人对嘉庆云南大饥荒的研究[58]则是个案研究的很好范例；方修琦等人对清代以来灾害的韵律性和主周期研究[59]则是灾害长时段研究的典范，但二者若是能结合起来，那么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则会更清晰、更深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也将是该领域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

4 结论

纵观清代民国灾害史研究进展，不难看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领域的许多研究问题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注意，比如关于灾害本身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已经扩展到与之相关联的领域中，使得研究向多样化发展有了可能。另外，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多视角的分析研究、多种技术手段的完善等等都加快了灾害史相关问题研究的进程。

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成果还非常零碎、分散、单一，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和互动，研究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再者，从研究的具体问题来看，大多研究仍然浮于表面，对问题的深度分析不够，比如对灾害成因的分析，大多研究还停留在对致灾因素的分析上，这点并没有错，而是对这些因素是如何致使灾害发生的过程的讨论还未曾涉及或涉及较少。

近些年灾害史研究的一些方面出现了良好迹象，比如：每年中国灾害史年会上学者间的碰撞交流，李文海、夏明方等牵头整理的灾荒资料汇编以及灾害史研究中学术关怀、学科交叉的程度在推进等，但这并不能否认灾害史研究整体乏力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目前国内大多数灾害方面的研究尚未突破邓拓、李文海等人确立的灾害史研究框架，灾害史研究基本上还没有越出就中国论灾的局限。

总之，灾害史研究还需突破传统模式，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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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Disaster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 Gang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 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Disaster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cannot be avoided during th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disasters happen frequentl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study of disaster history is drawing more attention.This research i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disaster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the disaster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made progress，the achievements are piecemeal and decentralized and most are superficial，which means further deep research is necessary to solve more problems.

the Qing dynasty；the Republic of China；disaster history；research

K928.6

：A

：1673-8047(2015)04-0097-07

2015-07-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ZS014)

胡刚(198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环境变迁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