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徐爱信，杨双利，徐宝学

(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地震局办公室，北京 100036；

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4.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攀枝花 617000)

1739年宁夏大地震后的灾区重建

李学勤1，徐爱信2，杨双利3，徐宝学4

(1.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81；2.中国地震局办公室，北京 100036；

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4.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攀枝花 617000)

1739年大地震对宁夏地区城市体系、军事系统、社会经济和人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清朝政府一面组织赈灾，一面积极筹备灾区重建工作，在待建城址的勘定、人员的选择、物料的供应等方面都有周密安排，尤其重视满城及相关军事设施的建设。为了恢复灾区农业经济，清政府采取了减免赋税、兴修水利、发放农具、耕牛等措施，成效卓著。但此次灾区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和决策失误等弊端，足为前车之鉴。

1739年；宁夏大地震；灾区重建；军事；农业

0 引言

历史上宁夏地区地震频发，就清代而言，“自顺治至雍正年间，虽屡有地震……每岁小动，民习为常”。[1]255然而，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739年1月3日)发生的地震尤为剧烈，对宁夏及周边地区的城市体系、军事系统、社会经济和人民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破坏。地震发生后，清政府一面组织赈灾，一面积极筹备灾后的重建工作。关于此次地震，陈明猷[2]、刘源[3]、赵令志[4]都有了总体的论述，王曙明[5]、王永超[6]讨论了救灾行动及其效果，马建民[7]探讨了震后重建中的阿炳安贪污案；马建民和陆宁[8]介绍了杨大凯“怠忽”案。但在灾区重建方面的论述还不够全面深入。本文以此次地震为研究对象，讨论震后的灾区重建工作，以期对当代社会的灾后重建有借鉴作用。

1 府县城镇的重建

乾隆三年大地震对于宁夏地区的城市系统造成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宁夏满、汉两城同时倾覆。据时任宁夏将军的阿鲁奏报，满城将军衙署、兵丁民房尽皆塌坍。此时正值冬季，家家都设有火盆取暖。房屋坍塌之后，屋下又燃起大火，所能扑灭的仅“城中数处”。各城楼亦有坍塌，“城垣虽未塌坍，俱皆下陷，以致城门不能开展。”[9]120-121同时，汉城大火延烧五昼夜，“官兵民房，俱皆倒塌”。[9]122-124据乾隆《宁夏府志》载，平罗、新渠、宝丰三县城垣、堤坝、房舍尽倒，共压死官民男妇五万余人。[10]

震灾发生后，首先紧要的是被灾民众的安置。甘肃巡抚元展成和川陕总督查郎阿是最先考虑灾民安置及灾区重建的地方大员。元展成给皇帝的报告中在考虑灾民安置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宁夏城垣、仓库、监狱、衙署、兵民房屋修建之事。[9]146-147查郎阿建议对房屋倒塌的灾民，暂令捡砖块木植搭盖窝铺，作为栖息之所，等次年春融之时，按间给予银两，修葺房屋。[9]152-154灾民暂时得到安置之后，管宁夏各级官员会同钦差班第商酌灾区的重建事宜。

1.1 城址的勘定与重建的规模

此次大震后，宁夏府城已成一片废墟。钦差大臣班第决定首先重建宁夏府城。但考虑到“宁夏为临边重地”，又有“黄河襟带于东南，贺兰屏藩于西北”的战略地位。其地势平坦开阔，有唐徕渠、汉延渠环抱左右，“上下易于稽查”。而且，倒塌房屋的基址仍在，其断木残砖亦可为修造之用。[9]182-183因此，班第建议府城仍在旧址上修建。只是“旧址虽存，若即帮築其上，新旧不能相附”，理应削除平坦，“俱照旧式建造”。[9]182-183总司工程的阿炳安经仔细勘察之后，了解到原址重建的困难及旧城“城高而薄，不甚坚厚”的缺点，提出：一方面“于旧址以内收进二十丈建城，尚不须刨挖旧基，工省而坚”；另一方面，依照“满城之式，城根宽以二丈五尺，城身连垛共高三丈，较旧城厚实坚固”。[9]259-260另外，平罗县城亦有坍塌，“皆应照依旧式建筑”。[9]182-183其它各地倒塌的城垣、衙署、监狱、庙宇等，也应“一并建造”。[11]

1.2 人员的铨定

在遴选负责重建工程的人员方面，查郎阿等奏请起用丁忧离任的凉庄道道员阿炳安总司灾区的重建工作。此人之前建造巴尔库尔城及凉州满城时，既能克期竣工、节省钱粮，所修城池也十分坚固，且在用人方面恩威并施，成效甚著。其余所需人员，由阿炳安从现任文武官员里拣选明白勤干者任用，由其统一调拨。这样的人事安排既能够方便调配，提高办事效率，又能够责权明确，以便查察。因为此次地震的破坏极重，宁夏府城几乎需要重新建造，工程耗费巨大，“必先估计合式”。在工程预算方面，“外省精于料估者实乏其人，而工部现行做法则例未奏颁发，且工料名色各处方有不同”，凭空揣摩，难免出错。然“料估不能明确，报销必致龃龉”。查郎阿奏请皇帝于“工部挑选最为熟谙工程之人，携带做法则例来宁，于未开冻之先，公同确估，指示划一”。[9]177-178工部覆议，“既有专司协办，复有各员”，若工部再派人员，若意见不一致，反而导致不便，仍责令原派官员专司其事。又因工程繁剧，工部建议自六部中“各派贤能司官一员，会同地方官共理一切估修事务”。[12]168可见，宁夏地方重建过程中，清政府中央与地方各部门之间，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中央做出工程预算，地方总司工程实施，再向中央报销账目。中央六部各派官员，既能在处理复杂的“料估”事项上相互协同补充，也形成中央外派官员的相互监督，以免某部官员与地方官员勾结舞弊事情的发生。地方官员亦可对中央官员的办事效率进行监督，所谓对“伊等勤敏之处声明具奏”。但是，这样的管理结构和人事安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有许多漏洞，并没有遏制住贪污腐败事件的发生，阿炳安贪污案即是一例。

1.3 物料供给及所需费用

宁夏府城重建所用物料，除了部分就近使用府城原址的断木残砖外，[9]182-183其余多是从外地运来，其中所用木植多采自庄浪一带的棹子山。[9]306-308所费不仅有物料费，还有运费，既包括了宁夏府县城市的建设费用，也包括满城及其它各军事营堡的建设费用。其中最大的两项工程：宁夏府城“共费帑银三十一万四千五百二十九两零”；满城“共费帑银一十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三两零”。[10]

1.4 以工代赈与城市重建

以工代赈既可以解决灾民的食粮，又可以补充灾区重建人手的不足，是集灾民救济与灾区重建于一身的一举两得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中国古代王朝尤其是清代的赈灾活动中被普遍使用，而最能够发挥效力的便是在震灾中的运用。宁夏地震后，新任川陕总督鄂弥达在奏折中就提出，将地震后人口的救济与城市建设、河渠修浚结合起来，以达到城池修浚、灾黎存活、死生得所的目的。[9]257-258

参与重建工程的工匠，既有当地灾民，也有从别处雇佣人员。[9]259-260至于工匠所需工钱，因宁夏地震发生后，本地已无存留物资，外地物资又运不进来。为恢复重建又调集了大批工匠夫役，需要大量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致使物价上涨。办理工程的阿炳安等人以“匠工口食维艰”、“夫役不能饱腾”，奏请“照别府急工例，每匠日给七分，夫役六分”。[9]291-293同时，鄂弥达等商议以银粮兼给的办法来缓解因粮价上涨引起的匠役买食困难。“酌议每工搭给粮八合，照部价于匠役应领工银内除算，如愿全领银者皆听其便，匠役不致买食艰难，市价皆不致腾贵，以均有益”。[9]259-260

2 军事系统的重建

宁夏是中国历代王朝控御西北的军事重镇。清朝建立以后，对于西北边防的安定尤为重视，不仅设置了将军辖区，驻军屯田，还设立了专门驻扎八旗军队的满城。地震后，满城官兵衙署、房屋塌毁严重。清政府对于宁夏满城的重建，并不是在原址上简单恢复，而是在反思震灾中社会失控及旧满城军事防御不足的基础上重新部署，是一种更加成熟的战略上的考虑。满城旧址地基在低洼之处，土性松软，本非可以建城之地。而且，满、汉城之间的道路在未地震之前“每岁夏秋，积水泥泞，必须绕道”，地震之后又损毁严重。鉴于此，满城的新址选在“汉城之西十里，平湖桥之东南”。此处“高燥而方平，土色坚润，东至汉城俱系平坦大道，往来便捷”。在军事战略方面，新满城“右倚贺兰，气势雄壮，可以垂万年业利之安，可以为汉城犄角之势”。[9]184-185另外，鉴于旧满城周围城垣狭窄，兵丁与家属往来不便。而震灾发生以后，军属的伤亡对兵丁精神上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许多兵丁“精神恍惚”，给军队的救灾行动造成了阻碍。新满城在改善原有不足的情况下，修建了军队家属的居留地点，屋旁“各有余间，于兵丁家口实为便益”。[9]184-185

“宁夏贺兰山横城口、平罗等处为蒙古出入之所，周围尽属草地”。乾隆帝“敕谕宁夏在事文武大臣，择沿途紧要城堡塘汛营房”，“务急首先修筑”。[9]309洪广营、花马池、灵州、玉泉、广武、興武、横城、石空、寺堡等处，以及平羌、威镇、镇朔、镇北、镇罗、韦州、临河、红山、枣园、毛卜喇、宁安、清水等军事营堡，在清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皆依照旧式补修和重建。[9]182-183

此外，此次地震中，满汉官兵伤亡严重，军队减员甚多。“且压毙披甲之缺，均属额兵，不可空缺”。[9]227-233为防备和赈灾之便，地方大员一面调拨未被灾的周边军队暂时驻守府城，一方面着手开展兵员补充工作。班第等人商定，“将现有另户包衣披甲，混同挑选健壮堪以应差者六百名，应付步兵之差。其余六百名步甲之缺，恭请圣恩，暂行调换为六百名养育兵……嗣后披甲缺出，由步甲、养育兵内挑取壮实者充补。如此调换办理，则数年之后，繁生满洲等均得长成，于兵丁生计亦大有裨益”。[9]227-233军饷暂时由官当铺的生息银和甘肃藩库所存银两中发放。作为军营中紧要之物的军装器械亦多有损毁，除部分刨挖出者，其余损失从正项钱粮中拨款补造。[9]213-214而蒙古人经常出入的贺兰横城口、平罗等地损坏的军备兵器和马匹，更令速为补修和买办，缺额兵丁及时挑充。[9]309

3 社会经济的恢复

3.1 农业生产的恢复

首先，赋税的蠲免减轻了农民生产、生活的负担，加速了灾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地震发生后，宁夏、宁朔、平罗、新渠、宝丰五县被灾最重，清政府将五县本年应徵地丁及粮米草束杂税等项悉行豁免，“如有旧欠，亦著蠲除”，以便“残毁之边城可复当年之富庶”。[9]243-244对于灵州、中卫等被灾较轻之地，给予倒塌房屋修葺资费，及损失人员埋葬之费外，并不免租税。[9]243-244

其次，宁夏平原的农业生产，全赖水利灌溉。大清、唐徕、汉延三渠干道五百八十八里，支渠二十六道，共计九百三里，“源远流长，用之不竭”。“惟渠之岸湃、底口，岁需修理，每年百姓各按田亩均派人夫柴草，分段兴修于清明”。地震时，各渠淤塞、裂缝之处甚多，岸湃也倒塌数百处。若“淤塞之处，俱挑挖疏通，裂缝倒缺之处，俱修筑完固”，则修理之需数倍于以前每年的花费，非当地民人所能承担。幸有政府动拨钱粮，灾民踊跃参与，方于乾隆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竣工放水。[9]279-280另有惠农、昌润二渠，自雍正年间开通以后，从宁夏各地招民垦殖，后又在灌溉区设新渠、宝丰二县。地震发生后，二渠“震圮尤甚，沿河堤埂冲决甚多”，[9]159-162“邑裁渠废，田地淹塌，民人散出”。[9]315-317惠农渠很快得到修复，民众“莫不欢欣鼓舞，旧存户口已悉令归农，流移户口亦徧谕招徕”。[9]315-317昌润渠的重修待到乾隆三十(1765)年，由宁夏县通吉堡溜山子黄河支津重新开口，至永屏堡归入黄河，不仅在干渠口建闸管水，还另设退水闸以退余水，[13]678对于水渠也多了一层保护。

再次，地震后，灾民生产工具、生活所需皆被损坏，农业耕作难以恢复。乾隆四年二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督促地方官对于宁夏被灾之后牛种力量不足之处应“速行办理”。[9]226政府除对于被灾民人给予口粮及房价，鳏寡孤独无依者送入养济院外，对宁夏、宁朔、平罗三县无牛贫户，每户借给牛价银八两，以资耕种，所借银两分作四年还清。继任甘肃巡抚黄廷桂到任后，又奏请将以上三县应还所剩尾欠尽行豁免，[9]367-368农民悉得放心生产。在惠农渠灌溉区水利畅通以后，招垦新来之民户甚多，生产牛力、农具、籽种更不敷用，生活亦无着落。甘肃布政使徐杞奏请“借以牛具籽种，赏给口粮”，并照夏、朔、平三县之创，每户借牛具银八两，并按所拨之地借以籽种。所谓“饱餐”尚能“力作”，最急需的自然为“口粮一项”，徐杞又奏请对于“新招之民，每户赏给口粮五斗”。[9]315-317如此，人民“耕作有资”，生活有保障，也能早日归还所借银粮。

3.2 赈粮调剂与仓廒的修建

地震发生后，灾区各地仓廒俱已倒塌，仓贮损耗颇多。宁夏府城仓廒倒塌粮食外露，城中饥饿百姓“或以手掬，或以襟兜，不拘米豆”，“熬成汤粥暂为度命”。[9]179-181新建不久的新渠、宝丰二县，新渠仓廒“俱陷入地中”，“粮石俱在水沙之内，令人刨挖米粮热如汤泡，味若酸酒，已不堪食用，四面各成土堆”；宝丰“仓廒亦半入地中”。[14]4宁夏、宁朔、新渠、宝丰、平罗五县约略存粮十万余石，又从固原运粮八千石尚不敷救济，而就近之平庆各属仓貯亦无多，只好自路途遥远的“凉州府属之武威、古浪二县额粮”及柳林湖等处屯种收貯之富余粮中调派，车船相继运往灾区。[9]159-162可见此次震灾之后，不仅宁夏仓储所剩无几，就是周围乃至凉州府的仓储亦有耗减。

仓廒倒塌，压存粮石亟需清理，而仓廒一时不能骤建，粮食外漏，难于看守。[9]211-212况且宝丰、新渠粮食“尚有在冰沙之上”的，一到春融之时，势必颗粒无存。[14]5除雇觅附近百姓车辆“及时赶运”外，查郎阿一面奏请从甘州、凉州二府调拨十万条军需夹布口袋来宁备用，[9]211-212一面加紧组织宁夏仓廒的修建工作。因震灾之后，又频遭水旱，新任川陕总督鄂弥达组织散赈的同时，“又饬令在宁夏地方多貯仓粮，以备不时之需”。[9]300-301到乾隆四年七月，“宁、朔二县已经盖完仓廒共一百八十三间，积储有备”。[9]298-299

3.3 关于恢复宁夏商业经济的讨论

宁夏由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与北方民族贸易频繁。地震后不久，即是春融之时，农事方兴，本地物品奇缺，外省商贾不至，一切所需物料亦难于购觅。而塞北少数民族之食粮，往往靠从宁夏贸易，地震之后宁夏贸易断绝，塞外民族所携货物又不能销售，所需日用也无处购买，可谓“内外萧索，重镇荒凉”。为使本地商业得以恢复，人民生活有保障，查郎阿建议先利用宁夏这一边防城市的便利，招四方之富有商人与北方民族在此交易。既可以接续起以往的边镇贸易，又可刺激本地饮食等服务业的先行恢复，进而使“夷人既得以所有而易所无”，“宁民又得因互市而获利益”。另一方面，查郎阿奏请“照甘肃土方之例增加捐款”。[9]208-210军机处以收益无多驳回。但同意本省各绅衿富户中情愿捐资者前赴宁夏赒恤灾民、招集人户、捐办工程，并按乐善好施例，交部从优议叙，分别录用。[9]220-221继任总督鄂弥达再次提出“开捐”一事。[9]220-221然两次“开捐”提议均被否决，仅留绅衿捐纳一例，减缓了商业恢复的进程，也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

4 结论与讨论

在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救灾过程中，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反应很迅速，除了赈灾事宜，灾区重建也很快提上了日程并着手进行实施。重建方案既考虑到宁夏作为边防重镇的军事地位，亦考虑到宁夏社会经济恢复中的地方特点。在城镇的重建中很好地结合了集赈济与城镇建设于一身的以工代赈的办法，节省了人力财力，又安置了失业灾民。并克服了震前宁夏城镇建设中的许多不足，使得重建后的宁夏各城镇营堡不仅坚固实用，而且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最典型的即是满城的新址重建。满城重建中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考虑到军属的安置，这既是对震灾中许多士兵因“精神恍惚”而“战斗力”减弱的反思，亦是军事建设中的一种人文化考虑，也是“精神救灾”的一个典型案例。救灾的效率和效果也是值得称道的。新任总督鄂弥达到宁夏后，即对震后四个月的重建工作进行了访察和总结：军民房屋已建成十之二三，满城移建“甚属得宜”，河渠疏浚“已完大半”，城垣堡社陆续兴修，“宁民俱获安生”。[9]257-258至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原议应修城垣共二十四处内，宁夏满汉两城、灵州属之临河堡、中卫县署之广武营、宁朔县属之北镇堡俱经完竣，又中卫县城及所属之枣园石空镇罗三堡、宁朔县之平羌堡、灵州属之横城、红山二堡，并平罗县城一切城垣俱已修整，惟有衙署、门洞、角楼等项未完工程无几”。[9]257-258当然，灾区的重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只是文中所论述的这几个方面，是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全方位的建设过程的。

虽说灾区重建工作处理相当得宜，人事安排上也尽可能地责权明确，协同与监督并用。但仍不可避免地埋下了许多隐患，最突出的就是灾区重建工程中的官员贪污。此次灾区重建中最大的贪污犯正是被任命总司重建工程的阿炳安。阿炳安侵贪宁夏城工帑项一案直到乾隆九年才被川陕总督庆复揭发，此时，阿炳安已死。据研究此案的马建明[8]估计，“阿炳安侵冒案的涉案金额可能在十万两以上”。[7]此贪污案给清政府敲响了警钟，乾隆皇帝谕旨敦促“陕省现有应办城工，该督抚等亦当以是为鉴”。[11]另外，对于商业贸易的恢复，地方大员与中央一直达不成一致意见，致使长时期的讨论沦为一纸空文，不仅没有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反而误了商业发展的时机。这两方面的教训，当今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建设亦不能不竭诚吸取。

[1] 清·汪绎辰.宁夏小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2] 陈明猷.乾隆三年的宁夏大地震[J].西北史地，1983(2)：51-58.

[3] 刘源.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J].历史档案，2002 (2)：91-96.

[4] 赵令志.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4(4)：75-82.

[5] 王曙明.试论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的荒政实施[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4)：121-126.

[6] 王永超.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救济刍议[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09(2)：96-99.

[7] 马建民.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后城镇重建与阿炳安侵冒案述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7-23.

[8] 马建民，陆宁.档案文献所见乾隆三年宁夏地震灾赈中杨大凯怠忽案述略[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1)：95-98.

[9] 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壹)[Z].北京：地震出版社，2005.

[10] 清·张金城，杨浣雨.宁夏府志[J].乾隆四十五(1780)年刻本.

[11]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北京市地震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下卷壹)[Z].北京：地震出版社，2007.

[13] 石嘴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石嘴山市志(上册)[Z].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14] 清·徐保字.平罗记略(卷八)[M].道光九年(1829)刻本.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saster-hit Areas after 1739 Ningxia Earthquake

Li Xueqin1，Xu Aixin2，Yang Shuangli3，Xu Baoxue4
(1.Institute of Geophysics，C hina E 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81，C hina；2.China Earthquake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0036，China；3.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4.Sichuan Electromechanical Institute of Vocation and Technology，Panzhihua 617000，China)

The 1739 Ningxia earthquake seriously affected the local urban systems，military systems，social economy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property.On one hand，the Qing government delivered relief.On the other hand，it actively put manpower and resources into preparations for reconstruction，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anchu city and th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in it.In addition，the Qing government took such measures as reducing taxes，launching water-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viding farm tools and cattle to recover the agriculture of the disaster-hit areas.However，malpractices such as corruption and decision failures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are good lessons.

1739；Ningxia earthquake；reconstruction of the disaster-hit areas；military；agriculture

P315.9

：A

：1673-8047(2015)04-0092-05

2014-05-05

地震行业科研专项(201208001)

李学勤(1968—)，女，本科，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及历史地震档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