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关联到中国自身发展的市场经济的成熟度，关联到中国国内连接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重要层面。在这个连接层面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不仅是中国与欧亚经济体和世界其他经济体与经济区合作发展的相互开放的平台，回过头来也是推动中国国内各个经济板块相互整合的重要力量。换句话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路既然是与世界经济发展包括欧亚经济发展的紧密纽带，就不能只靠中国哪个单独区域的经济能量去对接，必须把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能量整合起来，凝聚起来，进行全方位的经济合作。这对于已经习惯于各自“招商”、各自发展的东、中、西部各省份来讲，是一个现实的挑战。各个经济板块各个省区如何主动地实现经济能量最大限度的整合，又如何在不同经济合作地域方向、重点和路径上形成既分工又合作的一致行动？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国内的各个经济板块必须率先实现经济一体化。

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从来就没有过经济板块一体发展吗？当然有过。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就有成功的先例。经济发展带，有“长三角”“ 珠三角”，还有过“苏锡常”，还有在中部地区的郑汴一体化，有“长株潭”等等。在这些经济协作网里，有的是省内组合，如“ 珠三角”，有的是跨省合作，如“长三角”，还有并没有环起来的“环渤海”。对它们的联合程度或者说经济一体化程度， 既不能估计过低，更不能估计过高。至于东、中、西部的划分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老少边穷”、“集中连片”等，与其说是区域经济的划分，莫如说是地理加行政再加经济发展水平的划分，有经济的含义，更多地反映了一种经济状态和对发展的相近要求，并不完全是经济合作意义上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关联度的划分。这种划分有几个非理性市场的显著特点，一是行政力大于市场力，出现“合而不合”，貌合神离。二是各行其是，埋头本地区发展。三是同质竞争，各自追求发展速度的排名。

这些非理性市场特点，显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回事情，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放性经济合作大目标也不相容。中国国内不同的经济板块的经济关联性与契合度，与“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目标，在合作体制与便利机制上必须有大体上的一致性。中国国内的各个经济板块必须破除行政力量对经济运行地域结构过多过细的干预，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包括区域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既形成明确的地缘经济分工，又相互合作，互为犄角，形成良性互动，是必须全面解决的重要问题。用一个老的说法，就是不能再搞“诸侯经济”。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亚洲的重要起点分别在中国西部内陆和东部沿海。中亚方向的古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4800多公里，是从昔日的长安算起，但不等于丝绸之路就在这一段路径里。市场并没有清晰的“楚河汉界”，只有上游和下游。所谓起点，是指有形市场的集中和集散而言。即便在古代，丝路也是东西南北辐射的。谁也不能想象，大长安是一个产供销为一体的古代超级经济体，长安只是一个超级大市场。从中国古代诗歌集《诗经》的“国风”里，人们已可推断蚕丝业作为古代的蚕丝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远至齐鲁，近至卫郑，都在同一种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里组织生产活动。汉乐府的《陌上桑》和隋唐五代新乐府中的《罗敷女》、《秦妇吟》，更是道出了蚕丝绢绸的生产遍及中原与东海之内的大部分地区。蚕丝绢绸的生产不仅在中原地区形成规模，在四川盆地、在吴越和珠江三角洲也先后形成规模。这些丝绸织品多数作为农民上交的赋税与贡品上交朝廷，朝廷又以“赏赐”等形式与中亚商人团队进行实物交换。在这种特别的贸易形式和物流走向中，我们看到了彼时的中原丝绸贸易的波及范围，不只从长安始，也正如人们普遍推测的不只在东西罗马终。

如果按照我们对具有历史兴衰沧桑感的丝路具体走向去看，由长安直接西向的中亚绿洲丝路在隋唐盛世之后就日渐式微，处于时通时闭的状态。但这未必是事实。这在历史学者与小说家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反映的地方割据的历史背景隐射中可以约略看出。从唐末到五代十国再到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能力是最弱的——《天龙八部》讲的是四面八方的武侠争霸中原，但其中先后出场的“功夫人”分明来自当时的宋、辽、金、蒙古、西夏、大理、新疆天山与西藏的“密宗”高手，而小说的第一主角不是宋人，而是与蒙古可汗王爷有关联的契丹英雄。有意思的是，至今俄罗斯仍以契丹称呼中国，而后来的偏居于南疆喀什地区的“桃花石汗”，其义就是中国汗王。连忽必烈入主大都，都要从《易经》中找依据，以“一元之始”的元字命名新朝，再早的南北朝，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皇朝国姓都改作了元姓。大家都要代表中国，大家都是中国，由此也可见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别看是割据，只有一个中国，历来是共识——这不能不让人佩服金庸先生的大历史眼光——在那前后，西南丝路与北方草原丝路没有中断，反而强化了。只是，西南丝路的主导者是皮阁罗的大理六诏和后来段氏大理及前藏后藏的地方政权，北方草原丝路则由契丹、金和蒙古部落联盟轮流主导。彼时的主流商品丝绸或已被“茶马互市”所替代，或者同时并行，但这并不影响丝绸及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各族同胞共同的经济地缘资产与财富，也不影响后来的命名。

于是人们又看到，历史的经济地理经济地缘走向早已定格，市场贸易的中心市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出几条方向或线路不同的流向，并铺设了古代的经济带与经济区划的核心单元。那就是北方经济单元，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环渤海圈，西部经济单元，主要是西北和整个地理上的西部，西南经济单元，包括了现在的云、贵、川和西藏以及青海南部，南部经济单元则包括广东全省与广西一部，东部沿海经济单元则是如今的沪、苏、浙、闽、台与齐鲁一部。南部与东部的两个经济单元，在历史上就是航海贸易地区，现在更是中国的航海贸易重心。最中间的一个经济单元就是人们现今常说的中部六省。

这种经济地理版图并没有以直线位序展开，而是分成不很规则的五块和六块，其原因，自然是与山河走向以及后面将要提到的经济走廊或“微丝路”有关。在古代，最便捷的交通与物流主要仰仗于水运，水旱码头就成了最早的城市与繁华之地。黄河、长江、珠江和淮河，必然影响到经济单元的划分。惟其如此，古人也要开凿运河，形成人造的经济走廊，联系连接东西或南北，并把大运河看作是堪比长城的另一条经济生命线。

今日丝路的经济内涵和经济带辐射半径，远比古丝路复杂丰富，长远阔大，今日的交通技术也让河运速度早已让位于重载列车、高铁和各种超长的跨江跨海的隧道桥梁。大河大江已经丧失了区别经济单元的绝对能力，但历史的经济脉络以及江河支流造成的自然道路走向，和现实的经济成本比较以及经济信息接收的习惯便利性，还是让这种经济流布的区域与通道格局保留下来，不会轻易改变。而这也是人们在考虑经济带规划走向必须要注意到的历史经济因素。

于是，人们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看到的是从古代走来的既熟悉又陌生的现代经济板块，并从眼前的时间空间节点去透视这些经济板块和区块是在什么样的经济联系状态下汇入波澜壮阔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又如何通过“一带一路”融入欧亚与世界的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一幅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