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娜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1)

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婚姻爱情悲剧。纵观长诗，发现刘兰芝的悲剧不仅仅是社会的悲剧，更深层次的是性格的悲剧。造成刘兰芝与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在于刘兰芝刚强主见的性格，文章以刘兰芝的性格为切入点，对其命运悲剧具体展开论述。

一、目前学术界关于《孔雀东南飞》中悲剧原因的几种见解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首五言长篇叙事诗，诗长达三百五十七句，一千七百八十五个字，因此被后人誉为“长诗之圣”(王世贞《艺苑卮言》)、“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沈德潜《古诗源》)。《孔雀东南飞》不仅其艺术精湛，《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也很高，堪称乐府诗的一座高峰。该诗讲述了东汉末年一对青年男女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哀婉动人的爱情婚姻故事，通过兰芝遣归，仲卿说母、夫妻泣别、刘兄逼嫁，直至夫妻双双殉情，写出了一则流传千古的婚姻爱情悲剧。

学术界进行了探讨，大抵有以下几种看法:无子说，门第说，恋子说。本文不揣浅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拙见，认为造成刘焦二人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在于女主人公刘兰芝刚强主见的性格。本文就将围绕这一点展开具体论述。

第一是无子说。儒家礼教对女子严格要求，提出“七出”来对女子嫁入夫家的举止言行做出规范，《仪礼·丧服》载其内容为:1．无子;2．淫逸;3．不事舅姑;4．口舌;5．盗窃;6．妒忌;7．恶疾。东汉末期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休弃。刘兰芝的被休就是因为嫁入焦家多年没有生下儿女。“唯一的答案是她没有生子女。这是刘兰芝遭驱遣的最直接的根源”。［1]封建礼教宗族观念深重，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便不能“上事宗宙，下继后生”。

第二是门第说。观点是“由于焦母的门第观念，焦母感觉自家是仕宦于台阁的大家，而刘兰芝不过是‘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的平民家女子，所以驱遣刘兰芝。”［2]焦母用门第观念来排遣刘兰芝，认为儿媳的行为举止没有体现大家闺秀的风范，与官宦之家不相匹配。

第三是恋子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由于焦母的长期守寡导致‘性变态’，进而出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倒置即‘母恋子’，正是因为焦母的‘恋子情结’具有不可避免的排他性，所以驱遣了刘兰芝。”［3]

上述观点对刘兰芝性格形象及其悲剧原因探讨的见解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在更进一步对文本进行研读时，笔者对刘兰芝的性格形象有了更深一层的解读，以人物的性格矛盾性为切入点进行悲剧原因的具体分析。首先刘兰芝性格具有矛盾双重性，刘兰芝外在表现与性格表象是集温柔美丽、知书达礼的柔性，她性格的内在深层是集外弱内强、柔中带骨、绵里藏针的刚性，与此同时刘兰芝还具有聪明世故、深刻洞察力的人事参透力，刚性是其性格的本质。其次，刘兰芝性格与焦母性格之间具有矛盾冲突性。刘兰芝这种刚性的性格在她不知不觉、循序渐进中使她一步步陷入遣归、改嫁、殉情悲剧既定的命运之途。刘兰芝的悲剧命运是其性格的使然，她的性格是造成其婚姻爱情悲剧内在深层的原因。

二、刘兰芝的性格与遣归

刘兰芝柔中带骨的刚强性格在无意识中决定了她的遣归命运。她的刚强与婆婆焦母强悍的性格矛盾冲突性，决定了婆媳二人在生活中不可能和睦相处，婆媳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裂痕，最终到达决裂的边缘，使兰芝在婆家失去生活下去的依托，造成刘兰芝被遣归的命运。

从婆媳关系本身所具有的建构特点来说，婆媳关系的产生具有中介性。“婆媳关系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基础的人际关系，它处于一种动态形成的过程中。婆媳关系的形成必须以儿子(丈夫)为中介，否则，婆媳之间不可能自发地形成亲属关系，婆媳也不可能成为同一家族的成员。”［4]这就决定了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有矛盾性冲突产生的前提。

从焦母作为一家之长的地位角色来说，焦母必定会对儿媳刘兰芝自己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不满。刘兰芝性格柔中带骨、刚强自立、聪明而富有主见。这种性格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无可挑剔，但在具体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就会产生性格过强之感。“在焦母的思维定势中，她所需要的是一个孝顺的儿媳，一个在她眼里看来能够让其儿子“得自由”的儿媳妇，但刘兰芝在焦母眼里偏偏是不能让她的儿子“得自由”的女人。在刘兰芝三番五次地打破焦母固有观念中的伦理纲常之时，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激化。”［5]而刘兰芝的性格可以说是刚性多于柔性，尤其是在面对与家庭其他成员主要是焦母的婆媳矛盾上，往往刚烈十足，不肯屈就。作为一家之长，焦母的家长权威不容撼动，刘兰芝这种性格处事，必然会惹怒焦母，引起焦母的强烈不满。

正文开始就提到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三日断五匹。”刘兰芝对于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是十分满意与自信的，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聪明而又有主见，自信而又刚强。其次刘兰芝过于刚强的性格不仅是自身修养的结果，也与刘兰芝父位缺失的家庭环境割裂不开的。刘兰芝生活在一个父位缺失、以兄代父的家庭中，“从诗中的叙述我们得知刘家处于掌权地位的是刘兄，因此可以推测刘兰芝的父亲要么已经过世，要么长期在外，父位的缺失往往会迫使儿女趋于早熟。因此刘兰芝刚强自立、倔强能干的性格不能不说与刘家以兄代父的家庭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兰芝之兄不过年长几岁，过早承担家庭的重担，心智、人生阅历远不成熟，处事肯定有不足，性格上的暴躁专横，操控着家长特权，使得刘兰芝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下遇事不得不有男子的勇气和胆识，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与预见性。”［6]在自家，刘兰芝身为女儿，遇见的只是亲人之间微小矛盾，她的刚性的性格在家庭的环境土壤中慢慢地蜕变，长大后刚烈十足:外弱内强、独立主见、不肯屈就。面对婆婆对自己不满与刁难时，她主动请求遣归，柔中带骨:“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盛装辞别她礼中带刚:“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通常被谴的女子总是自叹命苦，以泪洗面，憔悴不堪。而刘兰芝坚毅刚强的个性却使她在如此的情况下显得从容镇定，没流露出任何的软弱和狼狈。”［7]虽然表面上是温柔娴静，实则是用行动来对抗焦母的驱遣。上前致辞的一番话，绵里藏针，暗含对焦母的指责，通过言语的策略与行为的双向配合，维护了自己的自尊，深深地打击了婆婆焦母作为家长的权威与尊严。这种刚强的性格与焦家的家庭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焦母作为一家之长，操控着家庭决断专权，而儿媳刘兰芝的这种性格必然会使她行为处事富有主见，刚强独立，这就触犯了婆婆焦母的家长权威，所以焦母以“此妇自专由”责备并驱遣兰芝。

从焦母自身性格来说，也容纳不下这样一个刚强主见的儿媳。焦母的强悍与兰芝的刚强性格本身就决定了二者互不相让、冲突不断。焦母寡居生活，独自一人含辛茹苦把儿子焦仲卿拉扯大，把他养育成人。在父位缺失的家庭中，焦母充当了父亲与母亲的双重角色，她不得不拥有一般母亲不具备的素质，在抚育儿子、维持家庭的过程中，历练与形成她威严、强悍与专断的处事风格与性格特征。“在故事中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描写了她们的行为和语言，却不再象关注年轻女性一样去关注她们的外貌，导致她们只有符号意义，而没有具象的意义。”［8]焦母在无意识中逐渐失去母亲的内在意义，而成为一种符号意义，慢慢地朝父亲的标准迈进。“为了支撑整个家庭，要求她在行事时有父亲般的严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使她的性格极易固执、暴戾和专横。”［9]在一个家庭中，唯一的男性焦仲卿却不是经常在家的，这个家庭的主要活动人员就只有婆婆焦母与儿媳兰芝，二者针尖对麦芒，性格上格格不入，遇到事情婆婆与儿媳固执己见，双方都不愿放下颜面主动退让，于是兰芝被遣的命运在二者的矛盾冲突与升级中一步步展开。焦母看不惯儿媳刘兰芝的刚强主见即焦母所说的自专由，刘兰芝对婆婆不满与指责也是难以忍受，嫁到焦家，偏偏遇上了一个专断、蛮横、顽固、喜欢支配人的婆婆焦母，那么婆媳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一个驱遣，一个主动请求遣归。刘兰芝与婆婆焦母的关系走向了必须有一人离开这个家庭的地步，待导火线点燃，婆媳关系彻底决裂，兰芝踏上了遣归路途。

刘兰芝与焦母的性格特征有着相似的后天土壤，都是在一个男权残缺的家庭环境中。只是儿媳刘兰芝性格表现得内敛:外弱内强，柔中带骨;婆婆焦母表现得外显:强悍专断。相比而论，刘兰芝表现在内，焦母表现在外。

三、刘兰芝性格与其自沉之死

性格的冲突造成了刘兰芝被驱遣，这不是刘兰芝死亡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造成刘兰芝之死的原因还是在于她那强烈维护自尊的性格与她所处的违背自己生命之志的矛盾冲突上。

刘兰芝改嫁具有合理性。在当时社会习俗背景之下，兰芝做出了改嫁这一决定有合理的社会支撑与心理依据。女子改嫁在西汉并不受礼教和社会风气的束缚。刘兰芝“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的现象印证了再婚的现象在这一时期比较地普遍。汉代不曾设立禁止再婚的礼制和法律，妇女再婚是常见之事。《孔雀东南飞》写兰芝回娘家仅十余天，县官、太守就接连不断地登门为子求婚，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并不完全是诗人的夸张手法。“刘兰芝本来是被焦家休弃的一个已婚女子，回到娘家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财富的县令、太守立即相继请媒人向刘家求婚，这说明县令、太守两家并不嫌弃刘兰芝是个已婚之女。但汉代女子再嫁虽然不受歧视，却仍像未婚女子一样没有自行择偶的权力，受家庭势力的操纵。家庭与势力有时又受到官方势力的支配。”［10]所以说刘兰芝做出改嫁的决定是在当时的社会风俗允许之内。刘兰芝改嫁有着自身心理依据。在遣归之初刘兰芝对丈夫诉苦时，兰芝的打算是通过丈夫焦仲卿说服婆婆焦母让步，重新接纳自己。而在离开焦家时刘兰芝对于自己留在夫家的打算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兰芝是一个聪明有主见、洞察力十分强的女子，她深谙婆婆焦母跋扈专断的个性，不可能做出让步，主动让儿子焦仲卿接自己回去。再进一步考虑，即使焦仲卿接自己回去了，刚强的自己与专断的婆婆焦母在今后的生活中也不可能和睦相处，以后也会矛盾重重，危机不断。兰芝已经下定决心改嫁他人，她打算改嫁他人的倾向虽然在她前途命运的规划上不是十分清晰，却在她的意识中扎下了根。

兄长逼嫁在刘兰芝之死上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但兄长没有直接构成刘兰芝死亡的威胁，没有构成刘兰芝死亡的直接冲突。刘兰芝的兄长性格上暴力专断，这与他自身生活环境与社会担当的职责有关。聪明的兰芝是可以体会到兄长的心思的。其兄劝她“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刘兄的这一番劝导，虽然颜威声厉，却也是说中了刘兰芝自己的心思，这是她想到过的离开焦家的改嫁之路。在兰芝的道德观念中，在娘家，她理所当然地要遵从兄长的意愿;同时，她的刚强的自尊心也使她难以再承受娘家的巨大压力。她坚毅刚强的性格使她做出了答应改嫁这一决定。虽然有逼迫之感，但改嫁却不失是一条可行之路。

而焦仲卿则是造成刘兰芝死亡的直接推手。焦仲卿的决绝至情之词撼动了兰芝强烈的自尊之心，促使兰芝萌发了自沉殉情之志。兄长的逼嫁使兰芝走上了改嫁之路，虽然兰芝极不情愿，但这条路却也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可行之路。而在刘兰芝即将踏上新的生命旅途时，焦仲卿却把兰芝最后的生路也给剥夺，兰芝的生存空间一步步变得狭小，她的生命也在一步步窒息。他没有意识到妻子之前一别在内心深处就已经有了改嫁的打算。

于是，焦仲卿最后的冲动之词彻底击溃了兰芝的生命之柱。在改嫁的前一天，焦仲卿骑马飞奔而来，斥责妻子的违约之举，他的一番讽刺挖苦的言辞严重打击了妻子刘兰芝强烈的自尊心，责怪讽刺的埋怨之词，实则是在一层层剥去兰芝强烈自尊心灵的保护外壳，她自尊自强的性格使她生命支柱也变得不够强大，最后焦仲卿以死来明志，无路可走而又内心刚强的刘兰芝只能用死来相答。刘兰芝从焦家离开，已意识到自己改嫁的必然命运，而单纯不成熟的焦仲卿却没有看清他与刘兰芝之间必然的分离结局，而是对二者重新在一起怀着很高的期待和期望。若焦仲卿能够透彻分析妻子离开家的问题矛盾本质的所在，面对做出改嫁决定的妻子刘兰芝，重新开始生活，任妻子兰芝再嫁，这才是明智之举。可惜单纯无知的焦仲卿没有考虑到妻子如此之难，他对妻子违背誓言的决定十分痛心与愤慨说道“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兰芝再嫁的时候虽然痛苦煎熬，但没有必死之志，兰芝坚强的性格使他面对生活的困苦时没有胆怯退缩，人生多艰，然而坚强的意志支撑她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然而深爱的丈夫焦仲卿竟然冲动提出“吾独向黄泉”，刘兰芝虽然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改嫁的打算，只是等到改嫁时刻的到来，当一切的预想成了事实，她没有料想到丈夫焦仲卿对自己是如此的痴情，话语又是如此的决绝，在自己即将出嫁的那时，快马奔向刘兰芝家，责斥刘兰芝不遵守誓愿，“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在丈夫焦仲卿拆穿自己的改嫁的心思后，对自己一番犀利的讽刺后，她看到了丈夫焦仲卿对自己感情如此之深，也对自己改嫁之举产生了巨大的自责之情。于是约定共赴黄泉。“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而令她没有预料到的是丈夫又是如此的决绝，最后用死亡来惩罚自己的违约。她意识到了自己选择的退路竟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只能别无选择接受死亡。焦仲卿的一番冲动之举之辞，不仅害了自己与家人也害了妻子刘兰芝。刚强烈性的刘兰芝，自尊要强在她的情感价值中达千斤之重，当曾经结发深爱的丈夫都要剥去她视为生命的自尊，此刻她已无路可走，无路可进。

兄长的逼嫁使他无路可退，丈夫以死相要挟使她无路可进，在进退维谷中，在峡谷末路中，她只能选择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死去，她就不会再遭受谴责，不会再有痛苦的抉择，不会在违背誓言攀高枝的责难中煎熬，她已明白死亡就是她既定的命运之途，是冥冥中注定的性格悲剧之路。因为她刚强自尊的性格使她不能委曲求全而活、不能失去爱人的体谅而活，她所要求的生活是刚强独立充满自尊的生活。她镇定自若，从容赴死。以死来维护自尊，以死来维护自主。她的性格使她生活得太过沉重。在生命里，冲突与矛盾不断冲击着她，而她没有意识到刚强的性格最终把自己的生命带进死亡的绝境，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婚姻爱情生活。

综上，刘兰芝的悲剧命运是她性格的产物，是注定的命运悲剧之路。柔中带骨刚强的性格使她与婆婆焦母不可能和睦相处，刘兰芝踏上了遣归之路;维护自尊的刚烈又使她一步步走上了死亡殉情之途。她的性格最终将她推向悲剧的命运结局。以焦母为首的家庭的不可见容性使她的生活失去依托的土壤，自身内在性格与生命的冲突性又把她生的信念一步步解构。刘兰芝最终走上了必然死亡的悲剧之路。

［1]许兵．《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再探［J]．文学遗产，1990，(10)．

［2]丁友先，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250．

［3]汤斌．《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家庭会结构形成的瓦解［J]．文学遗产，1989，(6)．

［4]刘彩玲．婆媳关系的伦理调适［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5]张倩．试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性格悲剧［J]．读与写，2011，(4)．

［6]张倩．试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性格悲剧［J]．读与写，2011，(4)．

［7]范盛武，李明柱．有声的反抗无言的乞求——也谈刘兰芝的“主动请遣”与“严妆别姥”［J]．中国文学研究，2004，(11)．

［8]王艳丽．中国传统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孔雀东南飞》中的中国老年妇女形象［J]．求索，2008，(1)．

［9]王敏．焦仲卿:真实人性的聚焦——析其性格成因兼谈男性生存关怀［J]．湘潮，2007，(6)．

［10]赵莉．《孔雀东南飞》与汉代婚姻家庭［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