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537（2015）03-0019-06

[收稿日期]2015-3-10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度项目（ZGW1324）

[作者简介]吴　龙(1964-)，男，江西南昌人，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和中国文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台湾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国文学创作的贡献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尤其是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占领台湾时期(1923.1.1-1945.8.15，以下简称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其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地下写作、民间写作等均可视为乡土文学，这些文学创作和作品，在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下，以其鲜明的时代印记和乡土特色，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台湾现代文学的中华文化心理和意涵，表达了台湾文学追求民族解放和进步、保持民族节操、坚守中华文化传统血脉的韧性抗争精神。这种文学创作的抗争，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反对日本殖民化的文学创作体系。表面上看是一种朴素的土地情结，但其本质上体现为对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认同与护卫，是现代中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文学，是民族和国家抗争在文学上的特殊表现。因此，乡土文学的形成在台湾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在台湾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半个世纪的乡土小说中，代表人物有赖和、吴浊流、钟理、黄春明、陈映真、杨云萍、杨守愚、蔡秋桐、朱点人等。这些乡土作家及其作品，“笔触伸向社会污秽的角落，揭露各种殖民主义者的蛮横丑恶，批判民族意识沦丧者的可耻行径，讽刺忘宗弃祖者的寡义薄情，深刻地揭露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和欺压台湾人民的罪行，嘲讽了崇洋媚外的社会思潮。” ［1］

本文从台湾乡土文学反殖民化的维度，探讨其创作的艺术成就。台湾乡土文学创作的反殖民化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象征、戏谑化、讽刺和反讽等手法的运用。

一、象征手法的应用

台湾乡土文学广泛使用象征手法，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在于台湾特殊的历史时代语境——被外国侵略者侵占及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这种特殊的历史时代语境催生了代表着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台湾乡土文学。台湾曾经二度被沦为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一次是1604年至1662年间，被西班牙和荷兰占领。另一次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台湾。从此，日本在台湾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殖民主义在政治上进行迫害和收买，经济上疯狂掠夺，军事上残酷镇压，文化上强制同化——“皇民化运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改变台湾，试图用“大和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消灭汉文化，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彻底全面地实现种族同化和完全控制。直到1945年台湾人民才结束被殖民的噩梦。面对日本疯狂的亡国灭种的殖民主义政策和“失土”的痛苦，那些先知先觉、身受其害尝到亡国奴生活滋味的作家们拿起了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乡土文学创作——进行了强烈的回击，通过文学作品大量描写台湾民众被欺凌被压迫被奴役的残酷事实，叙述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者淫威下的悲惨遭遇，揭露日本殖民主义的兽性统治，以期启蒙民众，唤醒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告诫广大台湾民众不忘国，不忘本。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战争以前，吾国之士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儿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巨加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 ［2］

然而，这种文学上的反击，绝不是直白地痛痛快快的摇旗呐喊。面对日本殖民主义的高压高压政策，汉奸走狗横冲直撞，残酷的斗争现实。作家们为了避开打击报复、保存实力，就连创作也是“偷偷摸摸”地展开。例如，吴浊流在创作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时，炭笼成了他藏稿的好地方，每写完一部分都得把它藏起来，然后分批次把它转移到乡下整理成本再秘密传播。在创作表现方法上，作家们也无法“明目张胆”地在作品中宣扬民主主义和国家意识，不得不像鲁迅那样采用委婉的表现手法来反映现实，揭示殖民行径和汉奸走狗的丑恶嘴脸。因此，象征、戏谑化、讽刺（反讽）等委婉、含蓄的文学创作手法便被广泛采用。例如，陈映真小说《第一件差事》、《永恒的大地》、《夜行货车》，黄春明的《我爱玛莉》等，均采用象征手法。陈映真的《夜行货车》中的象征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通过“长尾雉的标本”描写来象征洋人摇头摆尾的奴才相，通过“沙漠博物馆”描写象征空泛、渺茫的西方文明世界，通过“温柔的乳房”象征中华民族旺盛丰盈的肌体，通过“夜行货车”的描写象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心声，等等。

聪明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们，把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聚焦在“土地”、“婚姻”和“民俗”三者的象征意象上。在众多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对“土地意识”、“婚姻意识”和“民俗意识”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和描摹。“土地”、“婚姻”和“民俗”直接对着应着赖以生存的国土和文化。国土是家，即国家；文化是根，即中国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二者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个将国之不国，民族变色！

1.土地意识象征意象

土地意识，即本土意识。它是人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某一特定区域形成的较为稳固的独特人文情结，是无法轻易用金钱、身份、地位、权势等具有诱惑力外在力量去剥离的文化心理。这种人文情结和文化心理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指的就是土地意识。土地意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侠义上指一村一乡一县一省一方位等区域，在我国，每个村庄每个乡镇每个县市每个省份，南方北方东部西部等均有其稳定的、独特的人文情结和文化心理。当外乡人之间互相见面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问对方“你是哪里人？”时，无论对方来自何方，不管贫穷还是富裕，不管落后还是先进，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己养育之地：“我是江西人、湖南人、贵州人、云南人、北京人、上海人……”这就是一种强烈地本土潜意识的表现。广义上指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在甲午战争之后，当台湾人遇上日本人的时候，台湾人心中那种“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汉奸除外）。因此，从广义上看，土地意识本质上是国家意识的体现。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地求和，日本更加“名正言顺”地侵占台湾。这一事实对于台湾人民特别是农民来说，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广大的台湾人民过着妻离子散、颠沛流离、水深火热的生活。乡土作家们以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失土的痛苦，在作品中大量地描写台湾人民“失土”的社会现实和生活遭遇。例如，赖和的《一杆秤仔》、《善讼人的故事》，吕赫若的《牛车》，杨石萍的《黄昏的蔗园》以及杨速的《送报夫》、《水牛》、《模范村》等作品，真实地描述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台湾民众“失土”的苦难生活境遇，揭示了台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命运，通过对台湾民众“失土”境遇的叙述，表达出浓厚的“土地意识”和深层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尤其是在赖和小说中，土地在有着及其特殊的象征意义。他的作品中所叙述的“土地”，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土地，而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它象征着属于华夏民族的国土。他的《善讼人的故事》、《一杆秤仔》、《可怜她死了》等作品中，均描写了农民失去土地后的悲惨命运。尤其是《善讼人的故事》象征意义更加突出。作品借古讽今，作为农民林先生的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土地来到省会福州上访时，遇到一位隐姓埋名的义士指点，叫他在状告书上写了“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十六个字。其实，这十六个字，所象征的意义非常深刻：失去了国土就“无路可走”、“无地放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赖和把“失去”国土这一深刻的主题通过含蓄的象征手法表现出来。

因此，在台湾乡土文学创作中，作家们紧紧围绕代表着国土的“土地”进行书写，“土地”即成为了表达国家情感和意志的象征物，这是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2.婚姻意识象征意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婚姻是民族和国家的产物，婚姻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种族意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婚姻又是两个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关联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甚至被视为一种政治外交的手段。在中国历史上的王昭君、文成公主就是典型案例。

在日据时期台湾的乡土文学中，很多作家同样把笔触向中日婚姻的叙述。例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朱点人的《脱颖》和王昶雄的《奔流》，等等。

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乡土小说中体现民族意识象征意蕴的典型。作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孤儿形象——主人公胡太明。他在祖国大陆被当成日本间谍遭到人们的误解，返回到台湾后，又被人跟踪监视误解为是大陆间谍，他几乎在不断被误解的夹缝中生存。一种严重的民族意识通过胡太明这类知识分子展现出来，表现了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孤儿意识”。作者叙述了胡太明同日本女教师的一段恋情，值得思考。胡太明回到台湾后，在一所中学当了教员。他被美艳的肢体、绝妙的舞、优雅高贵的同事日本女教员久子所吸引。久子征服了胡太明的心，尽管久子来自日本，对自己民族有一种无比的优越感，但她却是一位有素养的善良女子。她对胡太明表现出跨越民族情感的友好，当胡太明所教的学生“被师范学校和普通中学录取”时，久子真心地祝贺他；学校放假后，久子非常“礼貌”地邀请胡太明去她家做客，热情地推荐美食——“自己认为美味的东西”，请他吃日本料理，胡太明离开时，她“挥着手帕为他送别”，等等。吴浊流用不动声色的笔调，以这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情节非常巧妙地展现了两个民族之间一对普通男女的恋情。同样，吴浊流也是用这种不动声色的笔调来结束这段恋情的。当久子得知自己即将“调到别处去工作”的时，表现出楚楚可怜、依依不舍的普通女孩的柔弱：“喉间象被堵塞住似的说不出话来”。两人恋情在“默默地向寂静无人的地方走去”的路上终结了：“太明一句话也不说，身后的久子也低着头，默默地跟着他，但彼此的胸间却互相交流着沸腾的热血。”他们一前一后，以轻轻地步伐，走在一条蜿蜒的、无声无息的小路上……她们爱情的兴起与幻灭就在这条小路上画上句号：“矜持的久子，虽然没有明显地表不拒绝太明，但她终于离他而去”。

久子走了，表面上预示胡太明爱情和婚姻的失败，实质上远远不止这层含义。吴浊流试图通过两人个体婚姻的失败来象征中日联姻的失败，象征在殖民统治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日不可亲善！

台湾现代作家余光中在其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叙述了他的“择婿标准”：

……例如人种的问题，就很令人烦恼。万一女儿发痴，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该怎么办呢？在理性上，我愿意“有婿无类”，做一个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还没有大方到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现在当然不再是“严夷夏之防”的时代，但是一任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也大可不必。问的人又笑了，问我可曾听说混血儿的聪明超乎常人。我说：“听过，但是我不希罕抱一个天才的‘混血孙’。我不要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

作者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爱上一个耸肩摊手口香糖嚼个不停的小怪人”，不希望“让一个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儿抱过门槛”，不希望“单纯的家庭扩充成一个小型的联合国”，更不希望“一个天才儿童叫我Grandpa”。这段文字非常巧妙地表达了他的择婿观，表面上看是作者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外来种族、外国公民，实质上是对外来种族、外国公民否定的婚姻意识表现，是捍卫中华民族意识的强烈表达，是对自己民族国家的认同。

3.民俗意识象征意象

在日据时期，日本殖民主义不仅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大肆推行殖民政策，还在文化教育领域要求在台湾全日本化，实行“皇民化运动”，推行愚化、奴化、同化的政策，强制同化台湾同胞，妄图消灭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情感。例如，日本殖民主义者煞费苦心强制推行以日语作为国语的“国语运动”，禁止台湾同胞使用汉语，废止中文报刊杂志，禁止上演中国戏剧、音乐美术等，建立日式学校派遣日本教师任教，诱使台湾同胞更姓改名，废止中国寺庙，毁坏中国神像，强迫改信日本天照大神等等。

面对日本殖民主义试图占领台湾文化高地，忧国忧民的台湾乡土作家通过小说给予强烈地反击。他们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全日本化，就是围猎台湾本土文化，抹杀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悠久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独特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审美旨趣、哲学信仰、宗教观念等在中国人的生活领域中无处不在。因此，他们以台湾民俗文化为突破口，在小说中大肆渲染台湾民俗文化，尤其是以民间风俗、民间传统节日、民间生活方式等司空见惯的民俗事件作为小说叙述的主要素材来进行书写，可谓用心良苦。乡土作家们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对台湾民俗的描写，其实是要告诉广大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侵略和同化的背景下，不要崇洋媚外，不要忘记了台湾人民自己特有的风俗，不要忘记自己特有风俗下的本土文化，更不要忘记这种本土文化背后更强大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文化，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因此，台湾乡土小说中体现的民俗意识，其实是一种本土文化意识，民俗象征华夏文化。

吴浊流的小说《先生妈》是民俗文化书写的经典力作，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先生妈（钱新发之母）来呈现本土民俗，把保卫民俗意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先生妈与儿子钱新发在传统民俗中的抗争，实质上是象征台湾同胞把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的抗争。女主人公一切都要按中国风俗办，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抗争。

在《先生妈》中，女主人公“先生妈”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老太太，她早年贫穷，她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日本殖民文化对她来说不起化学反应。平生没有什么大抱负，只希望独生子钱新发长大成人后学医以造福乡亲。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儿子已被日本殖民主义者培养成一个“怪胎”，他除了行医唯利是图、谋取暴利之外，死心塌地地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子民，并付诸于行动。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把老太太守护的家园净土全部日本化——打造成了标准化的日式“模范家庭”和日式庭院。他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和家庭：说日本话，改日本名，吃日本料理，传日本服装，进行日式娱乐，改造日式住宅……不亦乐乎。然而，这一切却让先生妈无所适从，苦不堪言，过得很憋屈，直到终于爆发。她不习惯草床上打坐，不习惯早餐“味嘈汁”，不习惯日本式的蚊帐……当她不会说日本话儿子不许她在客厅里露面时，她发怒了：“你把我当作眼中钉，退后，退后，退到哪里去？这不是我的家吗？”儿子要求穿和服照全家福，老太太愤怒地用菜刀把新和服砍得稀巴烂并狂呼：“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有面子去见祖宗！”每到十五，只要老太太自己能动，都要备好三牲和金银纸香去庙里烧香；她临终前再三向儿子强调遗嘱：“我死了以后，不可用日本和尚。”可是，遗憾的是，认贼作父的不孝子钱新发并没有按照遗嘱办，而是使用了日本式的葬礼，并且庆幸再也没有人阻止他的生活日本化了。

“先生妈”拒绝日本习俗，拒绝认同日本文化，不是因为改变了生活习性和对日式新生活的不适应，而更多的是出于土生土长的本土化情感和本土化民俗意识的使然，是民俗意识和民族文化的抗争。

总之，“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在任何时候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都是不可被摧毁和战胜的。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稳固的磐石般的基础，它赋予一个民族无形的凝聚力。” ［3］

二、戏谑化手法的运用

鲁迅说过：“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4］

在台湾乡土小说中，作家们运用戏谑化的手法不约而同地塑造了许多“万劫不复的奴才”形象。例如，胡志达、钱新发、胡志刚、陈三贵之流都是活生生的、不折不扣的洋奴形象。乡土作家们以戏谑化的手法通过对洋奴形象的描写和叙述，其背后的深层意蕴在于殖民地背景下对国民劣根性、洋奴习气的强烈批判。典型的作品有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对洋名字的挖苦，黄春明的《我爱玛莉》中描写的人妻不如洋狗的丑态，赖和小说《惹事》中鸡仗人势恶劣社会生态，等等。

在王祯和的小说《小林来台北》中，作者通过一位从农村来到台北务工的青年小林的眼睛，叙述一部分丧失国格的台湾民众崇洋媚外的社会丑态。在航空公司做勤杂工的小林发现公司每个职员都要起个洋名字。作者以戏谑化的手法描写出一幅啼笑皆非“洋场百丑图”：大家都挖空心思给自己起洋名字，比如“P·P·曾”，让人读起来像“屁屁真”；“南施”，台湾人念“南”字往往念成“烂”字，就成了“烂尸”。可是，她们却觉得这样的名字让自己会显得很高贵。作者对起名字现象的挖苦，让数典忘祖、崇洋媚外的洋奴们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强烈的批判效果。同时，鞭挞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卖身求荣，力图借此重新唤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坚守民族文化立场，这是乡土文学作品民族国家意识的一种新的艺术呈现策略。

黄春明的小说《我爱玛莉》中，作者叙述的“玛莉”并不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而是一条狗的名字。小说男主人公陈顺德是一个典型的精神洋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大卫·陈，练就了一身对洋上司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的“好本领”，深受洋上司青睐。当洋上司离开时，他费尽心思地把老板那条名叫“玛莉”的大狼狗留下来，百般呵护这条狗，爱狗胜过爱自己的妻子。从此，妻子的地位在家里一落千丈成了狗的奴婢。当狗发情与寓所的土狗交配后，陈顺德不顾妻子的死活决意要跟“玛莉”堕胎，理由是土狗不够资格，会破坏“玛莉”的纯正洋血统。黄春明这种戏谑化的手法展现出来的洋奴精神内心世界可谓让人啼笑皆非，无情地批判了经济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所养成的新型买办洋奴的典型嘴脸。

被成为“台湾新小说之父”的赖和，他在其小说《惹事》中写了一个日据时期“鸡仗人势”的情节：一群母鸡带小鸡跑到农民的菜地里啄食，把菜地翻腾得乱七八糟，而菜农发现后“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为什么呢？因为这鸡群是“那衙门里的大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对日本警察称大人或查大人)所饲的，‘拍(打)狗也须看着主人’。”“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人”。作者通过“鸡仗人势”事件巧妙地揭示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专横跋扈、欺压百姓的丑恶嘴脸。

三、讽刺与反讽的运用

鲁迅曾在《什么是“讽刺”》一文中提及：“‘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人庭一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 ［5］日据台湾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常见的”“不足为奇的”“毫不注意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可恶”的社会现象，台湾乡土作家们以犀利的不同寻常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些社会现象，并且拿起他们如椽的文学大笔“特别一提”，具备相关历史语境的读者一读便极其“动人”，起到了强烈的讽刺和反讽的文学效果，揭示了社会现实，针砭了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时弊，为唤醒麻木的台湾同胞敲响了警钟，促使了民族的觉醒。

赖和在其《善讼人的故事》中叙述清代土豪劣绅强占农民山林无处伸冤、死无葬身之事，借古讽今，表达台湾民众失去国上的痛苦。揭示日本殖民主义者霸占台湾，同胞们流离失所、无处安身、无处诉冤的悲惨境地。

朱点人的《脱颖》中采用语意双关的反讽手法。生动的刻画出主人公陈三贵的洋奴才相：当陈三贵想方设法成了日本人的养子后，三番五次向老朋友表明，“我是犬养，不姓陈！”而朋友应对：“唔，犬养的……”语言非常精炼却一语双关，构成回味无穷的反讽艺术效果，把洋奴才的无耻与走狗的丑陋嘴脸展示得一览无余。

吴浊流把自相矛盾讽刺技法在《陈大人》中运用到极致。小说中，身为巡查补的陈英庆当众宣称抓嫖禁赌是他的职责，可在暗地里，不仅包娼聚赌，而且强占民女。这种人前人后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一，也造成了极强烈的讽刺效果。还有陈英庆顶着日本人的“官帽”在自己舅舅面前作威作福，连自己的亲舅舅都欺负的丑恶奴性嘴脸。一边是亲人，一边是日本人，亲人不亲，日本最亲，连自己的亲人都欺负，还有谁不敢欺负呢？这形成了强烈的反讽艺术。在他的小说《功狗》中，主人公洪宏东毕业时摘得了日本政府的最高荣誉——“知事(县长)奖”。后来做了学校的代课老师，他竭尽全力地践行当局的教育方针政策，替日本殖民教育立下大功，可是到头来提拔没他的份，工资待遇也没给他加，最终落得积劳成疾的他因卧床三个月后却被免职悲惨下场。这个情节印证了小说的题目：洪宏东是日本人的一条狗，功狗无功。反讽意味非常浓烈，揭示了为日本人卖命没有好下场的因果报应，警示了洋人走狗。

黄春明的《苹果的滋味》和《小寡妇》分别叙述了主人公阿发被美国军官汽车压断双腿得到一大笔赔偿“因祸得福”对美国官兵感激不尽的荒唐相和留美海归知识分子“马善行”为酒吧老板策划酒吧、挑逗美国大兵侮辱女同胞的恶劣行径，名为“善行”实为“恶霸”，均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