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霞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长篇小说《老大》人物形象与叙事艺术探析

刘传霞

(济南大学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老大》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还不如说是一个人的心灵史。小说中撼人心魄的风暴来自人心。核桃园政治经济权力中心庄镰伯的内心世界才是“雷霆之所，风暴之乡”。小说采用有限视角、多重叙述、散点投射等叙述方式，多角度多层面展现庄镰伯的人生，探入庄镰伯的内心世界，将令人畏惧的乡村权力顶峰人物的内心挣扎与搏斗展示出来，写出仇恨、权力等欲望对人性的扭曲，写出当代人对土地的复杂情感。小说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当代“村长”。 “荆襄”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明清两代所指实为楚豫陕川四省交界地区。成化年间，明朝开始在此构建繁复多元的统治网络。荆襄“控制三藩”，是明朝加强多省交界地区统治的典范；荆襄界邻数省，管理难度极大，其军政体制的形成，是一个与湖广分省相应，并不断调适的过程。明代荆襄虽然具有“省”的一些特点，但其本质上是“边”与“镇”，而非省。

关键词：心灵史；乡村政治文化；创伤记忆 荆襄；湖广；多省交界地区；国家治理

庄镰伯是一个杰出的乡村领导者、乡土庇护者。这个评价在小说中来自与庄镰伯有着夺妻之恨的同辈人庄道潜。当已经成为鬼魂、拥有超越个人爱恨情仇的胸怀之时，庄道潜在追忆完庄镰伯在灾荒动乱岁月中为核桃园所做的一切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不认为，老大是我们村里的一个杰出的人。”[3](P129)“老大”原本是其父亲庄至桓给他起的昵称，慢慢却演变成了同辈人对庄镰伯的尊称，其背后呈现核桃园人对庄镰伯的敬畏、佩服、服从。有学者指出：“在村庄这个微型世界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权力秩序的自觉维护者。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村长施行奖惩制度形成了外化控制，另一方面也是社会规范经过长期濡化形成了内化控制，其中公共舆论、社会压力是人们不愿意违反社会规范的最主要的强制性原因。由于乡村社会的相对封闭性，村人更加顾及他人有关自身行为的看法，更容易形成从众心理。在自觉维护村长权威、打击异端的活动中，大家不仅体验向权威效忠、依附于权力和集体的归属感、自豪感，还间接满足了自己的偷窥癖、好奇心，在看热闹的过程中弥补乡村生活的枯燥乏味，有滋有味地消磨掉乡村凝滞平静的时光，这就是王方晨小说中大部分村民的精神状态。”[4](P95)而核桃园人对“老大”的敬畏不只是源于他的阴鸷的性格、支书的权势，还有他的胆量、魄力与智慧。当懦弱的老村长、支书庄至行一次又一次被当代变幻无常的政治运动逼得绝望无措的时候，是庄镰伯挺身而出拯救、庇护了核桃园和它的乡民。在大饥荒岁月，他勇敢机智的杀羊、送羊头的行为，不仅挽救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核桃园人，而且让核桃园村成为大饥荒年代人人向往之地，许多年轻人因此娶上了媳妇；文革时期是他对上级的强硬抵抗，才保住了村里的核桃林，保住了救命的自留地，让村民在荒诞激进化的政治革命岁月过上温饱能够得到保障的生活；文革结束后在乡村农业经济日益衰败的时候，他率先成立大作坊，把乡村零散的手工业集中起来，既让乡村古老的手工业有了发展之路，又让村民找到新的谋生之道。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连年的战乱以及现代工业的推进，中国乡村开始走向衰败。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政治思潮与社会变革，让中国乡村仍然处于动荡与不安之中，各种力量都在参与对乡土自然风貌、经济关系、伦理关系的改造。作为一个热爱乡土，认同农民身份的乡村权力登峰人物，庄镰伯以他的铁腕、智慧、辛劳、担当，让核桃园这个小村庄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平稳地度过了20多年，连金元这个外来的流浪漂泊的乞丐都选择落脚于核桃园，把核桃园当成自己的家乡。他打败了老村长庄至行，斗败了老族长根儿爷，即使是从大队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之后，仍然左右核桃园的大小公共事务，成了核桃园“不可战胜的老大”。在核桃园的现当代发展史上，庄镰伯是一个勇士、杰出人物甚至是英雄。然而这个阴冷、坚硬让核桃园人畏惧膜拜的乡村政治经济权威者，有着隐秘、不可示人的内心世界，他有力量、有能力平息核桃园的各种社会风暴，却无力平息内心风暴、内心之火。

庄镰伯是一个孤独寂寞的苦难者，一个令人畏惧的复仇者，一个内心焦躁不安的痛苦罪人。庄镰伯内心隐藏着巨大的痛苦：他一生有三件不能与外人道的事情，这三个隐秘事件影响了庄镰伯一生，也折磨了庄镰伯一生，让他至死心灵也没能得到安宁，死后继续遭受折磨。一件事是他幼年时期进城寻找父亲却被城里的有钱人当成叫花子，被人跟狗拴在一起遭受戏弄，在侮辱与恐惧之中让幼小的他体会到人性的残忍。这件事情给庄镰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成为他终生未愈的心灵创伤，始终伴随着他。可以说，从此之后核桃园的庄镰伯走进但丁《神曲》所描绘的“苦恼之城”“罪恶之渊”“幽灵队里”。关于创伤，西方学者有这样的认识：“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5](P217)心理学研究证明创伤记忆对人的身份认同、人生观、价值判断等会产生重大影响。庄镰伯从此坚守土地，厌恶城市。当看到庄稼祥等年轻人纷纷离开乡村之时，他在内心发出呼喊：“纵使世界上，他成了最后一个热爱土地而无援的人，他也会执着地热爱她——土地。”[3](P273)正由于此，当他发现女儿芒妹如果继续读书就有可能会离开核桃园时，就非常专制地让女儿退学，他还把离开乡土到大城市生活的庄稼祥称作叛徒、败类。严重的心灵创伤会使人“无法相信他人及社会，无法控制自己，失去安全感，在心灵上陷入精神的黑洞和痛苦的深渊”[6](P153)。庄镰伯很小被母亲遗弃，后又失去了父亲，成为孤哀子，被当时的村长庄至行收养，但是，遭受这次侮辱以后，快活天真、善良好奇的庄镰伯就变得孤僻、封闭。带着创伤成长起来的他，刚愎自用，乖张多疑，善报复，极度的自卑、恐惧与狂热自尊、凶狠结合在一起。为捍卫尊严而复仇成为庄镰伯一生的动力，也是痛苦折磨他一生的心结和枷锁，他一生的成功和苦难都源自于此。他以为是庄至行害死他父亲，不计庄至行的养育之情，用威胁、暴力、冷漠等手段来控制庄至行的儿女，报复庄至行一家。第二件事情是庄镰伯用非正常手段获取了大队支书的位置。庄镰伯认识到权力在乡村的重要性，为了获取大队支书的位置，他利用庄至行的软弱，放弃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女人麦的婚约，也不顾丫丫的意中人是庄道潜，强行要娶丫丫为妻并强暴丫丫，后因为丫丫以死相逼毅然决然地带着身孕嫁给庄道潜后才放弃。也正是由于这件卑劣之事，丫丫在生下庄镰伯的儿子庄稼祥之后跳水自杀，庄镰伯一生也不能与自己唯一的、近在咫尺的儿子相认，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女儿芒妹与自己的儿子庄稼祥之间悲剧性的乱伦之爱。第三件事情是狭隘的报复心、控制欲让庄镰伯逼死了自己心爱的妻子。庄镰伯在生下女儿芒妹之后，丧失了性功能，成为了色厉内荏的被阉割之人，被阉割之痛煎熬着，他像幽灵一般夜夜游荡在被欲望情愫鼓荡的乡村。而这时插队到核桃园、人称“太白”的知青崔明诚爱上了依然年轻貌美、端庄贤惠的麦。庄镰伯怀疑妻子不忠，被嫉妒愤怒冲昏了头脑的他竟然让另一位粗鄙、性饥渴的知青当着自己和“太白”的面侮辱了麦。麦自杀之后，庄镰伯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怀念之中，他像《断背山》中的牛仔杰克一样把麦的衣服和自己的衣服放在一起保存在衣柜中几十年不动，像《雷雨》中周朴园一样保留麦在世时的家庭摆设几十年不变。封闭、冷漠、专断让庄镰伯获得了不怒自威的力量，拥有抵抗外界侵害、保护自我的力量，同时也让他陷入众叛亲离、无人理解、绝望无助的人生之痛中，愈到人生晚年愈严重。权威、金钱都无法解除他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也不能给他提供心灵救赎的空间。庄镰伯曾寄希望在女儿和土地上寻求救赎的机会与可能性。他寄希望于得到最亲近的亲人女儿的理解与宽恕，从女儿处获得亲情的温暖，但是，他对女儿的呵护却制造了女儿的痛苦与灾难，女儿得知真相之后决绝而去。他寄希望于亘古不变的大地的庇护与救赎，他相信“土地没有抛弃他。即使他已经变成了罪恶深重的丧失了道德良心的幽灵，土地也仍旧慈爱地拥护着他，给予他生命的一切元素”[3](P279)，然而，随着中国农村改革、商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乡村正在逐渐失去以往的生存风貌与生活方式，大地也在现代化风暴中发生着变化，庄镰伯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已经不再了。怀着不能与人言说的罪恶感的庄镰伯已经疲惫不堪，虚弱无比，他开始反省与忏悔，可为时已晚。尽管他腰缠万贯，在核桃园依然有一言九鼎的威严，可是，他在乡村已经找不到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为谁辛苦为谁忙”[3](P235)，这个热闹而繁杂的世界对他已经显示出一片荒凉。在儿子、女儿都离他而去的时候，庄镰伯纵火烧毁那给他带来荣誉和尊严的商业化产物——大作坊，在烈火中毁灭自己。

在庄镰伯的塑造中，王方晨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果报应学说。中国民间没有西方宗教文化那种沉重的原罪说，却流行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报应既有前生作孽今生报、今生作孽下世报的“生报”，也有现时作孽现时报的“速报”和“遭凶必报”。小说中安排了一场庄镰伯和庄道潜面对面的冲突：庄道潜逼迫一意孤行的庄镰伯发下毒誓，一定要对丫丫好，如果违背誓言庄镰伯“就要被烈火烧死，不是被别人的火，就是被自己的火”[3](P29)。其实，在小说中，这个誓言已经成为庄镰伯无法挣脱的魔咒，其人生结局的预言。尽管善良怯弱的庄至行原本就不敢责备庄镰伯，虚弱而又敏感的庄道潜在携养子一道逃离核桃园的时候，已经赦免了庄镰伯，可是上苍没有赦免庄镰伯，庄镰伯的内心一直霹雳不断，被痛苦、被梦魇纠缠。在庄镰伯财富和权威都达到顶峰的时候，他选择履行诺言，葬身于大火之中，接受违背誓言的惩罚，以此来赎罪。杀死庄镰伯的是扑不灭的心火，可悲的是大火与死亡也消除不了他的罪孽，他的罪孽继续在后代身上蔓延，继续惩罚着他挚爱的人。小说中曾这样描叙庄镰伯的影响：“他就像覆盖在核桃园上空的、一块无边的黑色尸布。”[3](P40)庄镰伯这块“黑色尸布”已经深深禁锢了他一双儿女的身心，他们都是“在庄镰伯阴影的笼罩下丧失了能力的人”[3](P67)，他们也永远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自由张扬地快乐生活。在庄镰伯自焚之后，带着愧疚之感、负罪之心的芒妹又陷入了报复与赎罪的轮回之中，以自虐的方式嫁给了父亲喜欢但自己却非常厌恶的袁广田，自甘堕落、自我毁灭，不仅母爱权利被剥夺，而且母爱能力也丧失，最后成为心灵枯竭、精神萎顿的乡村疯女人；庄稼祥逃离故土核桃园，一去不归还，成为痛苦无根、内心永无安宁的城市漂泊者，而且拒绝让庄镰伯罪恶的血缘在自己身上继续繁衍下去，“我是在自己身上绝了的”[3](P337)。对于仍然信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乡民来说，庄稼祥的“绝后”行为无疑是对其父亲庄镰伯最严厉的惩罚，同时这种自我选择也是庄稼祥对自己逃离故土、憎恨土地的一个惩罚。

在小说中与庄镰伯构成对立或者说形成互补的是居住在核桃园的乞丐金元。金元是核桃园最无足轻重的人物，是任何人都可以嫌弃、斥责的流浪汉，但他却是核桃园活得最快活、最自在的一个人。他不被任何外物所束缚，自由来往穿梭于核桃园。当核桃园人都臣服在庄镰伯的权威之下时，只有他这个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敢于冒犯乡村顶峰人物。他不畏权威、不打击报复，不争不求，安于现状，与土地与原野融合在一起。在争强好斗的庄镰伯从核桃园的土地上消失了许多年之后，金元这个永远无牵无挂的乞丐却依然自得、有滋有味地生活在核桃园。金元的生活状态促使那些为功名利禄而焦虑奔波的人们去反思追问人生的终极价值或意义。

与王方晨以往中短篇小说中那些极端的、不可一世的村长/支书等乡村政治权威人物相比，《老大》中的庄镰伯是令人震撼、迫人思考的，其人生命运与心理流程令人唏嘘不已。这次王方晨没有站在高高的文化启蒙、正义道德等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抨击、批判他的丑陋与堕落，而是深入庄镰伯的内心，从人性的角度多侧面地剖析这一乡村政治文化权威，探究其命运挣扎、精神搏斗、心灵煎熬。既写出村长/支书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国乡村政治权威对乡村秩序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也写出这一阶层对乡村文化的破坏侵蚀，更写出已经被现代政治强权所渗透的乡村政治文化对人的扭曲与异化。

《老大》所书写的人物命运尽管跨越半个多世纪，但是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在简单的故事中却能够塑造一个复杂立体的人物，且把他的命运和心路历程都展现出来，依靠的是小说的叙事艺术。在结构上《老大》没有按照时间自然流动的次序来安排，在叙述上也没有采用全能的客观叙述。它采用多重叙述、有限视角、散点投射的叙述方式，多角度多层面展现庄镰伯的人生。小说共分五部，第一部以“我”庄稼祥——庄镰伯的儿子、庄道潜的养子作为叙述人，从他与养父逃离核桃园开始写起，描写自己在城市里无根无趣的生活和养父僵尸般的城市日月，追忆自己14年前离开核桃园时发生的事情和青少年时代艰难困苦的读书生涯，写出核桃园人对庄镰伯莫名的畏惧与敬畏，以及自己作为一个逃离故乡的“地之子”对土地、对乡村的复杂情感。在这一部分中小说已经将庄镰伯最后的人生结局告诉了读者，但是，为什么庄镰伯要毁掉自己辛苦创立的大作坊？为什么要纵火自焚？为什么庄道潜要连夜与儿子一起逃离核桃园?庄稼祥的身世隐藏着什么秘密？这些都是未解之谜，一方面给后面留下了悬念，另一方面秘密的设置又与庄稼祥的有限视角相互吻合。第二部是一个“死魂灵”的独语，以已经逝去的庄道潜的灵魂作为叙述人，叙述了庄镰伯在大跃进和接下来的大饥荒岁月中的英雄作为，叙述了庄镰伯与庄道潜在丫丫情感上发生的冲突，把带有预言性质的庄镰伯的誓言揭示出来。庄镰伯和庄道潜可以说是情敌，庄镰伯间接害死了庄道潜的恋人丫丫，而庄道潜也阻挡了庄镰伯认领其唯一儿子的愿望，由于这种关系他对庄镰伯的叙述应当很可疑，但是，作家选择已经超越爱恨情仇的“死魂灵”来做叙述人，反而增加叙述的可靠性，更能显现庄镰伯“杰出”的一面，同时也在提醒人们对庄镰伯这个奇特乡村权威人物的评判要有一种超越性的立场。这样就与第一部庄稼祥的叙述构成互补，也解答了其中的一些困惑。第三部以老村长、老支书庄至行作为叙述人，让一个善良懦弱的老人以慈爱而又带点愧疚的神情来追忆庄镰伯幼年、少年以及成年后做了核桃园支书后的生活。首先介绍庄镰伯的父母，交代了庄镰伯凄苦的身世，庄镰伯被他收养之后，对他自己的儿女，尤其是女儿丫丫带来的影响或者说恐慌与不安。同时又埋下了一个伏笔，不知为何少年庄镰伯对自己金乡县城之行守口如瓶，为什么归来之后突然变得沉默寡言。然后庄至行又以钦佩的心态叙述了庄镰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期间如何保护村民的正常生产与生活，使其尽可能少地受政治打扰，顺带也叙述知青们的到来对核桃园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的叙述人就是庄镰伯本人，这一部分是全书的高峰，也是全书最长的一部分，它是庄镰伯一个人的忏悔录。如果说前三部分是各个人物的浅吟低叹，这一部分则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放声悲歌了，而且是只能唱给自己听的悲歌。在庄镰伯的自我反省与追问之中，前三部分所隐藏的秘密一一被揭晓，把影响庄镰伯一生三件大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让读者走进庄镰伯的内心，看到乡村权力顶峰人物轻易不肯示人的一面，即脆弱、凄凉、孤独、恐慌、焦虑、不安，写出他的心灵挣扎与煎熬。这一部分主要写了庄镰伯自杀前那些日子发生在他内心里的风暴，写了他为了保护芒妹去干预女儿的爱情婚姻，最终为了避免芒妹走入有可能发生的兄妹乱伦悲剧，借庄道潜之口道出了压在他们心头二十多年的秘密。他无奈的最后一搏并没有得到女儿的宽恕和理解，强大的庄镰伯彻底失去了自己。在失去一切之后，庄镰伯似乎又回到了未受伤害的幼年之中，那个天真、淳朴、快乐的孩子，他要回去，回到大地之中。在迷幻之中庄镰伯开始对妻子、女儿的寻找，最后在流火的七月葬身于自己亲手点燃的大火之中，也回到了养育他的大地怀抱。如果说《老大》是一部戏曲或者歌剧，到了第四部整部戏剧就达到了高潮。第五部叙述人是芒妹，叙述芒妹与袁广田的家庭婚姻生活，写负疚、仇恨的芒妹自戕般的生活。庄镰伯的老宅成为废墟，老宅中庄镰伯的父亲亲手种下的、见证或者说承受着庄镰伯罪恶的那棵老榆树被雷霆击中，但是，庄镰伯的罪恶留下的阴影却不会轻易消除。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芒妹还在苦苦等待那个十四年前决绝离乡而去的青年庄稼祥，在幻觉中那个“瘦削单薄，却有股令人念念不忘的动人的神气”[3](P338)的青年在向她走来。小说就在这样一种美好而又残酷的景象之中结束了。这一部分构成对庄镰伯生活的一个补充，进一步阐明庄镰伯被扭曲的心灵、他的罪恶对后世的影响，把庄镰伯人生的悲剧性更加深刻地展示出来。整部作品分为五部，每一部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是十分密切，而且每一部内部又分许多小节，整部小说共有239节，若不是有庄镰伯这样一个有着内心风暴的人物为作品制造了内在的紧张感，小说就会呈现凌乱分散之感，给读者带来阅读阻碍，影响阅读快感。有了这样一个人物，有了前面三部所设置的秘密或者留下的叙述空白，小说反而形成了诡秘阴森的气氛。

除了小说诡秘阴森的气氛，庄镰伯与养父庄至行及其一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冲突，庄镰伯与庄道潜、丫丫之间老一代人的情感纠葛，芒妹与庄稼祥和袁广田之间下一代的情感纠缠，庄镰伯波澜壮阔的内心挣扎，都会让人联想起艾米丽·布朗特的《呼啸山庄》，不过，王方晨的《老大》要温暖许多，尽管他的故乡核桃园已经远去，但它还不是“荒原”，王方晨还在寻找，找寻那片能够安放心灵的核桃园。

参考文献：

[1]李少咏.乡村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J].理论与创作,2007，(4).

[2]赵月斌.大地上的梦魇 ——王方晨论之一[EB/OL].(2009-08-15)[2015-08-20].http://blog.sina.com.cn/wangfangchen.

[3]王方晨.老大[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

[4]张懿红.缅怀与徜徉：跨世纪乡土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性[D].苏州：苏州大学，2008.

责任编辑：张东丽

一个多元管理体制的典范——“荆襄”管理体制初探

胡丹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历史上，“荆襄”辖境变化极大，最盛时有“荆襄九郡”之称，其范围从今天的河南一直延伸到两广。狭义上的荆襄，仅指荆州与襄阳两个行政区划。从东汉末年以来，荆襄每为强藩巨镇，发挥着“屏护上游”的重要作用；荆、襄或为一国，或为敌国，往往成为南北交争的前沿。

明代，荆州、襄阳皆设府，同属湖广布政司，其地域约当今湖北西南及西北大部。但“荆襄”所指，却有了广义的扩展，史称“荆襄地连河南、川、陕，延蔓数千里”[1](P1793)，主要指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邻地区，也就是文献所称“襄、邓、川、汉”或“秦、巴、江、汉”之间的大片区域。

这一地区可称“天下之中”，它位于中国东部与西部、北方与南方的交汇中心与过渡阶梯上，横亘多个省区，地形以山地为主，“谷深山阻，号称天险”[2](P1150)，地理条件复杂，民情难治而易乱。成化初年“荆襄”多次发生大规模民变后，明政府开始在这一广袤地区建构起复杂的统治网络。荆襄统治架构的形成，是一个渐进且充满变化的过程，是湖广分省的积极尝试，既具有明代地方管理体制的一般特点，又深著其个性；荆襄管理体制丰富了明代国家治理的形态，是明清两代跨省域治理的典型，对于今天省制改革仍具启发价值。然而这一论题，目前尚乏全面研究①关于荆襄管理体制，研究者多关注抚治制度的变迁，多有“志略”之作；其内官分守、驻军制度，亦有寥寥数篇。此外关于湖广行都司、荆襄守巡道制等，绝少见论。而就其体制做全面研究的，更不见一文。，本文试作初探，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荆襄”与明代政治地理大C字概说

“荆襄”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曹操占领荆州后，从所属南阳郡割出襄阳郡，此为襄阳设郡之始。东晋南朝时，于襄阳侨置雍州，襄阳地位不断上升，它南拊荆州之背，为其牵制，又是南北交战的前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唐代定都长安，荆、襄在地理上具有屏蔽关中的作用，全境置于“山南东道”属下。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山南东道，与明代“抚治郧阳都御史”辖区基本吻合；也就是说，广义上的“荆襄”，早在唐代，已纳入一个高层政区①“高层政区”又称一级政区，是指历代最高级别的行政区划，如唐之道，宋之路，以及元明清之省。的治下。然而两宋后又分隶于不同的高层政区，直到明成化年间设立郧阳抚治，方又置于一个类似于高层政区的统辖之下(关于明代荆襄及抚治都御史的地位，详见下文)。

唐代荆襄是京师东南门户，其地位不言自明。可是当荆襄远离国家政治(北京)与财赋中心(江南)后，依旧是关系国家治乱的要害之区，重要性反而进一步凸显，对明代政治版图的形成造成重大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地理结构各不相同，不可一概而论，而就明代而言，基于相同的地理条件，在新的政治军事条件与“省域”结构之下，似可画出一个大C字。

这个C字，仿佛向东伸展的双臂。其北臂，从甘肃直插辽东，差不多就是北方“九边”一线。在这一长条形地带上，不同民族交错混居，农耕、游牧文明碰撞融合，被称为蒙汉边界区或北部边塞地区。

向南的一段，始于西南川滇黔交界地区，略沉而起，经滇桂、黔鄂、闽粤赣、湘鄂赣，止于闽浙赣，形成它的南臂。以上数处宛若贯珠，又各自独立，主要经过一些以“交界”为典型特征的区域。而衔接这南北双臂，使之形成一个大C字的，正是明清时所称的荆襄地区，如同C字的枢纽。

与北臂皆为边地不同，荆襄以下地区全为内地，它们具有许多共性：首先，以山地为主，山高谷深，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与周边地区相比，呈封闭落后的状态。其次，都处于高层政区(省)的边缘地带，疆界错壤，远离统治中心，经常发生动乱，是传统社会主要的酿乱之源。第三，大量移民持续进入，引起当地统治秩序、经济开发、自然环境等多方面的问题。第四，自然条件复杂，兼跨多个政区，管理难度极大，牵扯和消耗了国家大量资源，并促成地方管理制度、行政区划及国家与地方关系的频密调整。

而为这个大C字所环抱的，是华北、中原及江淮地区。在多个北方省际交界地带中，以今日苏鲁皖豫交界地带形势最重。由于这些地区以平原为主，跨区域治理的难度明显要弱于大C字的中、南段所经过的多省交界地区，地方体制创新的压力也要轻于山区。

俯瞰这个C字，不难看出，位于南北之中、多省交汇的荆襄，在政治地理版图上居于突出的地位。历史上，荆襄山区主要作为关中出入楚、豫的重要通道和分裂时代南北相攻的前哨，而具战略意义；明初在此继续执行“空山”政策，殊不料荆襄山区却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集地，百万军民脱离原籍，逃入山中，使其地位益发凸显，成为国家治理的艰巨课题，并一直延续到清代。

二、“荆襄”管理体制的多样性

为加强对荆襄地区的控制，明朝在此构建起繁复、多样的管理体系。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因应复杂的治理需要，结合不同地域的地理条件及政治军事形势，施行不同的管理体制，其地方行政体制既具统一性，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即以湖广为例，除了最为经典的“三堂”和“抚镇”体制②在嘉靖中年裁撤镇守内官之前，明代边腹通行的是“三堂体制”。所谓“三堂”，即镇守内官、镇守总兵与巡抚都御史。“三堂体制”是明中前期最为经典、最具普遍意义的地方管理体制。此概念的提出及完整论述，可参见拙作《“三堂体制”的建构与解体——以镇守内官为中心》，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2辑，2009年。内官裁撤后，乃变为以文臣为主导的“抚镇”体制，入清始定为督抚之制。，其境内还存在一些“特区”，包括：

其一，作为明朝家庙香火之山的武当山，朝廷在此专设太监提督宫观，并兼管地方事务。其二，成化以来，始治理荆襄，遂郡县其地，专设湖广行都司，继太监分守之后，又命都御史开府建台，抚治郧阳等处(又称“荆襄抚治”)，节制三省边地。其三，嘉靖初，明世宗升“龙兴”之地安陆州为承天府，改称兴都，在此营建陵寝(显陵)，置留守司，差钦差太监镇守(称“承天守备太监”)。其四，万历中，增设偏沅巡抚，守楚黔边地。该抚本为播州用兵而设，后来成为湖广分省之后的湖南巡抚的前身——至此，湖广一省之内，已有三位平级的抚台、两位提督太监、三大军事机构(湖广都司、湖广行都司、兴都留守司)，通观有明一代，独此一例。

明代湖广的疆域比元代大为减缩，但管理难度依然不小，甚至可以说，在众多“边省”之中，其明代湖广省域内存在四种特殊体制，显示出地方治理的多样性，其中尤以荆襄体制最为繁复，几为新省。其权力层级丰富，可分五类，兹分别简述之：管理难度是最大的。明中期以后，多有分省的议论，且早在正德年间，分省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已经启动。①明正德五年正月，增湖广巡按御史一人，分按洞庭湖之南北，此实为湖广分省之始。明代，关于湖广分省的议论已多，如王士性《广志绎·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就提出“当以辰州、沅州、靖州分属贵阳，永州、宝庆、郴州分属粤西，则十三省大小适均，民彝事体俱便”这样的具体建议。参见张建民：《湖广分省问题述论》，《江汉论坛》2003年，第12期。湖广分省是一个延续百年，跨越两代的漫长过程，但分省并不是必然的归宿，在分省之前，更多的是针对省域内的治理难点区域，实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与试验，以求提高统治效能。这是与分省相伴的另一个过程，两者交织，内在联系，并积极互动。然而对于湖广分省，研究者众，但对于分省之先，在一省之内实行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却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类是作为基层政权的府州县。

明前期，大规模流民的持续流入，使得这个四省交界的山区成为明朝版图高脊上的一只火药桶。在接连爆发“流民起义”后，明朝被迫放弃僵硬的“山禁”和驱逐政策。成化十二年(1476)五月，都御史原杰奉敕往荆襄等处抚治流民，偕湖广、河南抚按三司官员查出流民十余万户，就于三省边地安置。十二月乃割襄阳之地开设郧阳府，并增置湖广竹溪、郧西，陕西白河、山阳，河南南召、桐柏、伊阳等新县，同时对卫所、巡检司等军事、治安机构进行重新布点。史称：“荆襄流民自永乐、宣德以来，言者每以为忧，至是设立军卫有司，编籍既定，遂帖然安堵。”[1](P2930)过去的“空山”自此变为管理严密的州县。

第二类，湖广行都司及所辖卫所。

郧阳开府后，即其地设立军事统御机构湖广行都司，割湖广都司所属之荆州、荆州左、右、瞿塘、襄阳、安陆、郧阳七卫及德安、房县、均州、长宁、夷陵、枝江、远安、竹山八所分隶之。[1](P2949-2950)显然，析置郡县是为了安插流民，设立行都司，则是为了加强对数十万新附版籍之民的武力弹压。

在明代五个行都司中，湖广行都司有三个特点：一是设立时间最晚(成化十三年正月)；二是其他行都司，或设于沿边(山西、陕西、四川行都司)，或设于沿海(福建行都司)，湖广行都司是唯一开设在内地的行都司；三是由提督太和山太监就近“分守”。

第三类，钦差提督太和山内官②武当山内官制度及其职权，参见张全晓：《明代武当山提督内臣制度考略》，载《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柏桦：《明代对武当山的管理》，载《故宫学刊》2014年。与湖广布政司参议(后改参政)。

武当山在明代又称太岳(或称大岳)太和山，“武当香火，为朝廷祝禧之家庙”③[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明]嘉靖四十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十七年(1419)，升吏部郎中诸葛平为湖广布政司右参议，专提督太和山宫观。[3](P2168)后遂定设湖广右参议一员，提督巡视(提调)宫观，负责太和山宫观及道路沟渠的修理整治。[4](P208-209)“藩参”(参议)是全山总提调。直到宣德十年(1435)三月，英宗遣尚膳监左监丞陈埜来太和山提督宫观，才形成内臣、藩臣共事的局面。

内臣初止提督均州千户所军余，“常川巡视大岳太和山宫观”，修理渗漏，整治沟渠道路，“于地方无与”。但到成化五年(1469)，右监丞韦贵所奉敕谕，已增进“工完无事之日，仍提督正伍官军，操守城池，防御盗贼，或本处并邻近府县草寇生发，本所官军相应调用，听参将等官与尔等计议，斟酌施行”④太和山内官及参议所奉敕谕及其职掌，可见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2《诰副墨第一》，收入杨立志校点：《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的内容。太和山内官的职权，由宫观洒扫修理，扩大到督军操守防盗。成化八年敉平荆襄动乱后，论“擒获荆襄逆贼功”，韦贵居功次之首。[1](P2046)当都御史原杰来荆襄抚治流民时，韦贵也偕同与议，是荆襄新的管理体制的重要筹划者。

成化十二年三月，巡抚湖广都御史刘敷奏称，比年荆襄流民复聚，宜令提督太和山监丞韦贵“兼抚流民，防奸戢盗”。兵科认为这是刘敷推利害于人，加以参驳。兵部却以为，“荆襄诸山连接陕西、河南、四川各境，缘彼此不相统摄，故(刘)敷等欲以(韦)贵兼理，意在责成一人，以近就近，易于遍历。虽其词似乎推利害于人，终是防微杜渐之意，宜从所请”。遂命韦贵“不妨原管事务，兼分守荆、襄二府所属州县并卫所，各该山场哨堡巡司，兼管附近(河南)淅川、内乡二县，常川操练官军民壮，修理城堡器械，抚治流民，缉捕盗贼”。[1](P2767)此为太和山内官分守地方之始。成化十五年正月，韦贵又兼分守湖广行都司。[5](P52-53)内官所奉敕谕的职掌不断加添，职衔乃成为“敕镇武当兼分守湖广行都司、提督三省八郡军民事”①韦贵卒于弘治六年(1493)，此职衔见其墓志。参见杨立志：《明代帝王与武当道教管理》，《道教杂志》2006年，第1期。。此后太和山内官在实录中往往被称作“分守湖广行都司太监”或“荆襄分守太监”，只在涉及宫观事务时，才称“提督太监”。

第四类，提督抚治郧阳都御史。

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差使。他去任前，举御史吴道宏自代，但朝廷只是命吴道宏以巡按御史的身份，“驻于新设郧阳府，往来六府地方，巡察奸贪，抚案人民”[1](P2968)。郧阳流民之事，由湖广、河南两省巡抚兼理。然而荆襄“地方隔远，有事猝难会同”，两省同管，颇为不便。新任分守太监韦贵“奏乞量升道宏京职，付以便宜之命，抚治郧阳等处”。这才于成化十五年五月，升道宏大理寺右少卿，提督抚治郧阳等处。[1](P3377-3378)郧阳抚治的设立，有利于改变荆襄山区界邻多省，设官“体统分裂，莫能相治”的状况，遂为一代定制。该抚原衔为“提督抚治”，万历二年以郧阳为重镇，加提督军务职衔，赐令牌、令旗，事权大张。

第五类，守、巡道。

“道”制在明代中后期成熟，成为介于省与府州之间的一级行政建置。荆襄地区一共涉及到九道，即郧襄下荆南道，荆州上荆南道，河南南阳汝南道，陕西汉中关南道，分守、分巡各一；商州商洛道，独分守。万历《郧台志》卷一《建置·分道》总结说“道为督抚分也”，荆襄诸道“又特以荆襄之乱建置，其与台相始终也，岂非地势哉”！

荆襄地区自宣德以来，百万流民汇集于此，成为明朝统治的心腹之患。成化初年以来，数兴大征，直到成化十二年全面调整政策，对荆襄地区的统治力量重新布局，开设新府、辟置新县，新设行都司，充实卫所，以至命太监分守、都御史抚治、各道分辖，于是在楚豫陕三藩边地，形成一个严密的、多层级的统治网络。

三、荆襄是“镇”而非“省”

明代中叶，在荆襄这样一个大尺度的特殊地区，构建起繁复的统治网络。跨越明清两代，三废而复设②抚治郧阳都御史曾三度“罢镇”，分别为正德二年(1507)十一月至五年(1510)八月；万历九年(1581)四月至十一年(1583)正月，清康熙三年(1663)四月至十二年(1673)。最后于康熙十九年(1680)永远裁废。，体现为一个长时段的调适过程，为研究历史上的“分省模式”和多省交界地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典型性的标本。

然而对于荆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澄清，譬如迎头碰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荆襄(即郧阳都御史辖区)地位如何，它算不算明代的一个“省(级政区)”？

如果我们把荆襄体制的形成，放到湖广分省的脉络上同步考察，会发现，荆襄地区有从三省独立出来，形成新“省”的趋向；郧阳抚治存在200多年，亦说明“分省”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相当的合理性。

不少论者认为，荆襄相当于“省级”，或用“准省”“副省级”这样一些概念来称呼。③相关论述见《郧台志》校印本序，黄忠富：《明清郧阳抚治二百年》，载《世纪行》2012年，第2期。主要依据就是“郧阳抚治”与各省最高长官巡抚“平级”，都由都察院都御史充任。然而，确定荆襄的地位，不能只取一个视角，而应从多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应将荆襄放到同类体制中做对比考察。

众所周知，明代的巡抚辖区尚未与“省”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最典型的便是“九边”巡抚；还有不少巡抚因事而设，如湖广境内的荆襄抚治、偏沅巡抚；或巡抚之地为一省之隅，那就普遍了，如与“抚治郧阳等处”相似的，有凤阳、应天、顺天、保定、承天、大同、登莱等处巡抚，皆以“府”名入衔；还有专为多省交界地区而设的，如郧阳抚治、南赣巡抚等。以上巡抚所节制之地，均只是省域之内或之间的某些要地，不构成独立的政区。在明代，所谓省级政区，只是“两京十三省”(即南北直隶与十三布政司，又合称“直省”)。

虽然荆襄地区某些官职与“省”平齐，如郧阳抚治是开府建节的封疆大吏，不受湖广巡抚节制，湖广行都司也不受湖广都司节制，而是与后者一样，直隶于前军都督府。但其内官及参将，只任分守，《明史·职官志》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分守所守只是“方面”或“路”，权柄较一边或一省之镇守为轻。从设官上来看，又与边镇及内地之省参差，不可匹配了。

其次，应考虑荆襄有无明确的疆界(政区)。

郧阳抚治节制三藩之地，“凡所割隶，悉属抚治”，有着明确的范围。万历年间所修《郧台志》，前附《督属舆地总图》，注明了它的四至。那么问题是，抚治所辖构成其疆域版图吗？

应该说不能。郧阳抚治所节制的道府州县卫所，均只称“督属”或“抚属”，这种“境”非是画疆而理，分民而治，三省境内荆襄安沔南阳汉中诸府州县，仍分隶于各自的布政司。抚治郧阳的设立，并没有分割其境土，造成三省疆界的变化。郧阳抚治在三省边地，实行的是一种超越政区界限的新型管理，许多政务须与三省会同。

第三，应考虑郧阳抚治与其督属之地及三省的关系。

抚治郧阳都御史所节制地方，承担着额定的荆襄军饷、差役等负担，但各地两税、赃罚、班匠等银以及征收钱粮的存留与起运，均由各省抚按条议，抚治不得干预，即便是太和山香税这样的收入，也须运送湖广藩库，而不得自留。在事关郧阳抚治督属范围内时，抚治还需与各省官员会商。各省道府，亦在三省巡按御史的监察之内，甚至郧阳抚治都御史的政绩，亦要接受湖广巡按的监督考核。①如成化十八年(1482)命巡按御史究各边镇守、总兵、巡抚并分守、守备官员“所行事迹”，湖广巡按御史柳淳即以镇守湖广及抚治郧阳等处内外官所行事迹奏上。见《明宪宗实录》卷227。

荆襄体制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间除了州县较为稳定外，其他上层机构及其官职、职权，变化都比较大，还有一些反复，如太和山内官先只司香，后来便增加了分守的内容，有地方之责；太和山参议原只提调山务，后兼“抚民分守”，又升参政兼佥事领兵备，职衔也变为“钦差提督大岳太和山兼管抚民及分守下荆南道湖广布政司右参政”。荆襄九道，其建置“与台相始终”，各道或分守或分巡，或专抚民或兼兵备，从其驻地到设官，调整较大，许多细节问题尚待深入探讨。

因此可以认为，荆襄无法构成一个单列的“省域”，或“省级”政区；更适当的说法是，荆襄是“镇”，而非“省”。

明代军镇，一般设立于边方，荆襄位于内地，是否也可称“边镇”？答案是肯定的。荆襄控驭三藩四省交邻地区，边的性质非常明显。正如嘉靖中抚治都御史叶照所言：“凡三藩之郡，若县兵卫之列，于褒斜、江汉、汝洛山谷之间，咸控制之。”[6](P493)明朝在“咽喉要害”之地开府建牙，实行以提督(赞理)军务都御史为首的边镇化管理，是明代中后期非常典型的统御制度。而包括奏疏在内的相关文字，对抚治郧阳均以边镇相称，如称抚治为“总镇三省”[6](P447)，其所属府县为“镇属”[6](P414)；礼部侍郎何洛文说：“(荆襄)四封割梁、秦、楚三陲以为境，而屹然称巨镇矣”，自加提

督军务衔，“比节钺帅而镇益重矣！”[6](P488)太监潘真墓志也说“承敕提督太岳太和山，兼分守荆湖陕洛三边地方”[7](P138-139)；清人严如熤修荆襄之书，命之曰《三省边防要览》，等等，皆是。

另外从管理体制来说，荆襄地区虽然形成了多层级的统治体系，从抚治(巡抚)、内官、行都司(参将)到守巡道、府州县卫所，似为完备，但与省相比，其体制仍然是不完整的，最主要的是没有三司和巡按御史。这与“九边”及明后期在各地增设之巡抚的情形非常近似。

对于荆襄的地位，即便以厘清抚治事权为要义的志书，亦以“台”命名，并且说：“台实股肱臣，出督方隅，即志亦专在人，不在地方矣。”[6](P2)正表明以“大中丞”抚治荆襄，是在一个特殊地区，实行的特殊的军政安排(即设官“专抚”“专守”[6](P494))。其设立完全基于现实的需要，恐怕这才是它数罢而复设，然终不免于裁撤的根本原因吧。

郧阳开府，设立军门，控驭荆襄四省交邻要地，有其必要，但高山深谷之间，建省条件难以成立，故在郧阳抚治存在两百年的时间里，绝少看到有将其所抚之地画为一新省的建议。倒是郧抚及他官多次被裁，显示出此处设官的权宜性质。

四、结语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说：“本朝分省，亦惟楚为大，其辖至十五郡，如郧之房、竹山，荆之归、巴东，与施、永、偏桥、清浪等卫所，动数千里，入省逾月，文移之往复，彝情之缓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学，屡合屡分；郧、沅开府，或罢或兴；黎平生儒，此考彼试，种种非一。”点出了湖广地域辽阔与管理烦难的困境，荆襄管理体制的形成，即“郧、沅开府，或罢或兴”，正是为解决管理尺度与有效性之间矛盾而进行的积极尝试。前文指出，明清以来，湖广省内存在着分省与省域内试行特殊管理模式两条道路，但最终荆襄没能独立建省，而以湖广一分为二(湖北、湖南两省)完成了这一探索。这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分省模式，提供了一个极具典范意义的标本。[8]

然而，这并不能降低荆襄管理体制的研究价值。荆襄体制异常复杂，相关衍生问题非常多，好多还是模糊不清的。比如郧阳抚治“控制三藩”，节制数道，事权较大，“凡诸狱讼斯理，钱谷斯计，兵甲斯饬，土宇斯戢，乱略斯遏，边防斯备，城郭斯修，流离斯安，悉听抚，毋夺于诸路之巡抚”[6](P485)。可是在三省道府州县两属的条件下，许多行政事务势必发生纠葛，这种跨越省界的辖制关系如何实现其有效性，避免“各省巡抚互相节制”的情况？郧阳抚治裴应章在万历十八年修《郧台志》，就是鉴于“郧以偏隅荒徼介之乎诸枘凿之间”，“事权分析，动多掣肘”，希望通过修志，加以厘清，“用垂三藩之典”。[6](P9-10)设立抚治专抚荆襄的目的，本为克服此地“当山河犬牙之会，疆土割裂，事权涣散”[6](P2)，难以治理的现实困境，然而抚治与三省抚按三司的关系，却始终是个难题。在明代复杂的军政体制下，“事权参差”的情形非常典型。这种矛盾直到清代巡抚“建牙全省”(即巡抚制度与省域完全对应)之后，方得到解决。

荆襄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诸种势力相互角力而权势抑昂的过程(例如内官分守长期以来一直遭致朝臣的非议，其权势不断式微，相应的则是抚治都御史及道的权威的稳定上升)。这一进程既体现出荆襄体制的特殊个性，也映射出明代地方行政体制的一般特点。荆襄体制构建与变化的过程，将为我们研究明清两代跨政区(主要是多省交界地区)治理提供一个典型模式，对于今天分省和以“小省制”为中心的新省制改革，乃至对当下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战略(如湖北等省提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无疑将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镜鉴。

[1]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2][清]严如熤集(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3.

[3]明太宗实录(卷218)[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4]明仁宗实录(卷6·下)[M].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

[5][明]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2)[M]//杨立志，校点.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6][明]裴应章.郧台志[M].武汉：长江出版社，2006.

[7]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M]//明清论丛(第一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8]华林甫,成崇德.中国历代分省模式探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4).

责任编辑：陈东霞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明清‘荆襄’管理体制研究”(13Y0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5)06-0050-06

作者简介：刘传霞(1965—)，女，山东牟平人，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 胡丹(1971—)，男，湖北宜昌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5-09-06 2015-06-25

中图分类号：《老大》是王方晨长篇小说“乡土与人”三部曲的第一部， 2011年9月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后2015年1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这部小说的叙述时间空间主要集中于鲁西南金乡县一个叫核桃园的村庄，所涉及的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1940年代的解放战争到20世纪末。作品叙述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核桃园的影响，如解放战争期间村民组成担架队支援前线，大跃进年代造假放高产粮食卫星，三年自然灾害岁月村民遭受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的政治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干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核桃园带来的骚动，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对传统乡村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与变化等，但是，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发展史，还不如说一个人的心灵史。在小说中这些历史政治风暴仅仅是叙事背景，如蜻蜓点水般从文本中轻轻地滑过，那些对中国现当代历史不是十分了解的人，看过这个小说后对历史的变迁脉络可能都梳理不清。小说中真正撼人心魄的风暴来自人心，核桃园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人物庄镰伯的内心世界才是“雷霆之所，风暴之乡”。小说写了核桃园三代人的生活，涉及的人物近二十个，但是，所有人物的书写都是围绕着“老大”庄镰伯展开，庄镰伯的存在影响或者说左右了核桃园三代人的人生走向，庄镰伯是核桃园村庄里的“老大”，也是小说文本中的“老大”。小说采用多种叙事方法，从不同侧面探入庄镰伯的人生世界，将威严尊贵、意志坚韧、令人畏惧的乡村权力顶峰人物——庄镰伯的内心挣扎与搏斗展示出来，写出仇恨、权力等欲望对人性的扭曲，写出当代人对土地的复杂情感。;在中国乡村不仅有着生动驳杂的民间文化，更有强大的乡村政治文化，相对于前者，后者在实际生活中对普通百姓生存的规训与影响更大。有学者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概括为：“崇尚权力与权威，强势权力、民间权威与分化的、服从的、孤独的个人相互依存构成权力运行的基本结构；抹杀个人的主体性，以某种虚幻的集体利益替代个人独立思考，造成人们精神上的苟且偷安，封闭自守；在日常生活和文化观念上保持一种原始神话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模糊个别与整体的界线，把个别等同于整体。”[1]其实，让乡村知识分子逃离乡土，然后又在城市怀念乡土、作精神还乡的正是乡村政治文化。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作家，尤其是家庭在乡村政治权力秩序中处于下层的作家，当他们拿起笔书写乡村的时候，都会将视野投向乡村政治，审视乡村政治文化以及乡村权威人物。扭曲的乡村政治文化给这些丰富而敏感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伤痛。来自鲁西南乡村的王方晨，他的小说不断地书写乡村政治，直面乡村的不公正，抨击乡村政治文化。在以往中短篇小说中王方晨已经塑造了一大批村长/支书，如《乡村火焰》中的王光乐、《说着玩儿的》中的乔尚七、《跑吧，兔子》中的“大花脸”、《麻烦你跟我走一趟》中的刁金豆、《樱桃园》中的王连举等。青年评论家赵月斌曾经说道：“对于这些有名的村长和无名的村长，王方晨轻车熟路，不厌其烦，为他们包装了一个又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让你恍如撞上了村长们的扎堆会，怎么也避不开那种不屈不挠的喧嚷和聒噪。”[2]这一次，王方晨又将笔墨对准了一个统治管理乡村20多年的大队支部书记。在以往中短篇小说中，王方晨对这些乡村权贵们大都采取“简笔漫画”，把他们写成乡村经济文化秩序的败坏者，这一次却是浓墨重彩，多侧面立体地观照“大队支书”这一当代中国乡村政治顶峰人物，塑造一个个性鲜明、内心复杂的悲剧性乡村政治人物，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当代“村长”。 K248

doi:10.3969/j.issn.1671-3842.2015.06.08 10.3969/j.issn.1671-3842.2015.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