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杂志》异文三则考校辨析

2015-04-14刘蓓然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刘蓓然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吉安 343009)

南宋庐陵曾敏行“积所闻见”成笔记《独醒杂志》十卷，计255条。身后由其子曾三聘整理成书，并于淳熙十三年（1171）丙午正月首次“刻版于家塾”。明代有《穴研斋》钞本，清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是书作了中肯评价：“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见闻。”［1］《独醒杂志》现通行本有《知不足斋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2］、《宋元笔记小说大观》①《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及出版（2001年12月第1版）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之宋元部分，所辑《独醒杂志》为朱杰人校点。故朱本与《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同。本（第三册）、朱杰人标校单行本（宋元笔记丛书）［3］（以下简称朱本）。朱本以《知不足斋丛书》修订本为底本，与北京图书馆藏明《穴研斋》钞本对校，校勘精细，并附校记，且对《独醒杂志》作了全面的概括评论。然由于是书流传久远，版本较多，故文字脱衍讹误在所难免。朱本于个别之处未作校记说明或存多说，为学者在参阅时带来困惑。本文以朱本为蓝本，对文本三处异文进行考校辨析。

一、毛洵兄弟几人之辨

毛洵，北宋吉州人，进士及第。国子博士毛应佺之子，极孝，因父母之丧毁瘠而卒，英年早逝。关于其兄弟几人，朱本只校未记，《宋史》及府县志又语焉不详。《独醒杂志》卷一第13条如是记载毛氏父子大致生平：

李仁甫《通鉴长编·仁宗皇帝纪》：“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赐故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洵，吉州人，进士及第，又中书判拔萃科。其父国子博士应佺与其母卒于窦州，洵徒跣护丧归里中，负土成坟，毁瘠而卒，特恤之。”即予里毛子仁父子也。应佺与洵墓铭皆余襄公靖所撰。应佺字子真，罢窦州回，尚历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终于当涂官署。其配高氏寿春县君，终于池阳之舟次。次子溥，以毁卒。故余公铭之有曰：“哀殒庭兰，悲摧舞鸾。”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华原，结庐墓所凡二十一月，毁瘠如初丧之仪，輿疾归家，数日而卒。郡以孝行闻，诏赐粟帛以旌显之。则子真非卒于窦州，意者仁甫未尝考余公墓铭耳。

按：朱本未作校记。这则文字是曾敏行纠正李焘《通鉴》所误，较详细考证了毛应佺生卒。朱本与诸通行本皆作“次子溥，以毁卒。……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华原”，然《四库》本作“子溥，以毁卒。……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华原。”《四库》本少“次”字。由于朱本未作校勘说明，故有李宗江《孝子毛洵一家》（《井冈山报》2012年4月10日）“毛洵兄长毛溥（或曰渐）”之说。那么“次子溥”之“次”是否衍文？“渐”“溥”是否为一人？毛应佺到底有几子？毁疾而死的又是谁呢？

《宋史·列传·孝义·毛洵传》记载：“毛洵，字子仁，吉州吉水人，天圣二年进士。……父应佺通判太平州，卒官。母高继卒于池阳舟次。持锸荷土以为坟，手胝面黔，亲友不能识，庐于墓凡二十一月。……抱疾归，数日而卒。……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毁，卒于舟中。 ”［4］（P13411）传中仅述毛洵有兄毛溥亦因父母之丧哀毁而卒。其是否另有兄毛渐，不得而知。

查《光绪吉水县志·人物志·宦业》：“毛溥，字之坦，洵之兄，幼亦聪悟。……父母有疾，汤药亲尝，昼夜不寝，两目尽疮，父卒未踰月，母继亡，扶两柩归葬，道经铜陵，以哀毁死舟中。 ”［5］（P490）县志所述毛溥事详于《宋史·毛洵传》。同卷又记：“毛洵，字子仁，吉水人。……父应佺通判太平州，卒于官。母高氏寿春县君，继卒于池阳之舟次。洵与兄渐奉丧归葬于南华之原。”该县志于两处分别记曰“毛溥，字之坦，洵之兄”、“洵与兄渐”，交代不详，令人费解。今查宋代余靖《宋故国子博士通判太平州毛君墓铭》，毛应佺有“三子，长曰渐，太室斋郎。次曰溥，以毁卒。次曰洵，擢进士第。 ”［6］（P205）余靖为毛应佺次子毛溥作《荥阳毛君墓志铭》：“君讳溥，字子祖。……府君三子，伯曰渐，季曰洵。君即中子。……府君弃世未踰月，母夫人寿春君亦亡。君哀号恸绝，勺饮不入口，并侍两丧全柩归葬，途次钟陵柴，毁越制，终于舟中，其弟洵扶护其父母兄及已之妻之丧以归。 ”［6］（P206）又为毛洵作墓铭《宋故镇东军节度推官毛君墓志铭》：“君讳洵，字子仁。……君二昆，伯曰渐，太庙斋郎，仲曰溥，先以毁卒。 ”［6］（P207）以上三篇墓铭详载毛洵有三兄弟，长兄毛渐①《宋史·列传》（第一百七）有《毛渐传》：毛渐（1038--1096），字正仲，衢州江山（今浙江）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其非毛应佺之子。毛应佺长子毛渐《宋史》未有传。、次兄毛溥。毛溥与毛洵先后因父母之丧而卒，其生平事迹与曾敏行所记同。《四库》本脱“次”字。余靖之所以为毛氏父子三人作墓志铭，是应毛渐之请。在《毛洵墓志铭》中有记：“君之兄（渐）遣使持书走京师，谓其友余某曰：‘渐之弟才未尽施，抱恨入土，恐其名之易漫灭也。请铭而久之。’某于君游最厚。熟其行，故得书而无让焉。”又据欧阳修《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记：“余氏（靖）韶州曲江人。……天圣二年（1024）举进士，为赣尉。……明年（庆历五年（1045））使来告捷，又以公往报，坐习彼语，出知吉州。 ”［7］（P366）即庆历间余靖曾为右正言，三使契丹，以作蕃语诗被贬知吉州。由于仕业原因，余靖熟知毛氏父子，并为毛氏父子的忠义孝行所感。

二、江西、西江之辨

苏轼《赠龙光寺诗》（又称《赠龙光长老》）作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独醒杂志》卷三第1条记载了东坡创作此诗的背景：

东坡北归至岭下，偶肩輿折杠，求竹于龙光寺。僧惠两大竿，且延东坡饭。时寺无主僧，州郡方令往南华招请，未至。公遂留诗以寄之，诗云：“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江西十八滩。”谓赣石也。东坡至赣，留数日，将发舟，一夕江水大涨，赣石无一见，越日而至庐陵。舟中见谢民师，因谓曰：“舟行江涨，遂不知有赣石，此吾龙光诗谶也。”民师问其故，东坡因举以诗之本末。

朱本校记：《苏东坡集》后集七《赠龙光长老》诗作“涨起西江十八滩”。

按：作“江西十八滩”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同治新淦县志·地理志·津梁》［8］（P84）记苏轼遇赦北归过新淦书“惠政桥”事，载其《龙光寺诗》亦作“涨起江西十八滩”。《全宋诗·苏轼四五》［9］（P9500）、《三苏全书》［10］（P412）、《苏轼诗集》［11］（P2423）七则作“涨起西江十八滩”。那么是“江西十八滩”还是“西江十八滩”呢？“江西”、“西江”是否异序同义词？朱本仅存二说，未作辨析。

《读史方輿纪要》云：“西江即广西黔、郁、桂三江之水。……东流至府城（广州府）西北，会北江之水，又流至府城南而会东江之水，并流而入于海。 ”［12］（P4585）“西江”即为珠江流域的一条干流。据《独醒杂志》所记，苏轼在广东曲江曹溪龙光寺求得大竹，“持归岭北万人看”，要经赣、入万安，再到庐陵，途中必过赣石险滩。赣石即“十八滩”，在宋时属江西辖区，自古以礁滩碍航闻名遐迩。《赣州地区志》［13］（P1920）：赣江十八滩，位于“赣万段”，十八滩在万安县境有九滩，称“下十八滩”，在赣县境有九滩，称“上十八滩”。历代有不少文人咏叹赣石之险，如唐代孟浩然《下赣石》：“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宋代余靖《赣石》：“万堆顽碧耸峣嶕，壅遏江流气势骄。”杨万里《过皂口》：“赣石三百里，春流十八滩。”苏轼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贬官惠州途经赣石，曾作《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惶恐滩即十八滩之一。苏轼遇赦北归，当不往南过西江。“涨起西江十八滩”之“西江”绝非指珠江流域干流。殊不知，“西江”在宋时也指赣江。宋王象之在《輿地纪胜·赣州》中曾明确指出：“贡水，东江也。章水，西江也。会于豫水而为豫章水。 ”［14］（P718）豫章水即今之赣江。《赣州府志·輿地志·水坡》“贡水，……合章水，两江合流，二百四十里，出万安经泰和、庐陵、吉水，出峡江、新淦、丰城达南昌，北入鄱阳湖。 ”［15］（P125）苏轼诗所言“涨起西江十八滩”即赣江十八滩。《赣州地区志》：赣江以章、贡二水在赣州市汇合而得名［13］（P231）。

苏轼此诗为何在后来的传本中又有 “江西十八滩”呢？这大概是“西江”有所泛指。唐人多称长江中下游为西江。李白《夜泊牛渚怀古》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元稹《相忆泪》诗：“西江流水到江州，闻道分成九道流。”温庭筠《西洲词》：“南楼登且望，西江广復平。艇子摇两桨，催过石头城。”此指南京市北的长江。又有称四川锦江为西江，如《庄子·外物》：“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成玄英疏：“西江，蜀江也。”西江还是湖北天门河的别称。唐代赵璘《因话录·商下》：“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而“江西”所指更为单一明确。“江西”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已现，隋唐以前，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为江西。从江东而言，又泛称长江以北包括中原地区在内为江西，《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之“江西”即此意。唐开元二十一年分境内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省称江东、江西。宋置江南西路，简称江西路。唐宋诗文标题已常见“江西”一称，如白居易《江西裴常侍以优礼见待又蒙赠诗辄叙鄙诚用伸感谢》、元稹《陪诸公游故江西韦大夫通德湖旧居有感》、韩愈《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丞阁老》、刘禹锡《送鸿举游江西》、五代宋初徐铉《送应之道人归江西》。诗文中亦出现咏写与“江西”有关的人、事、物，如白居易《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黄庭坚《江西道院赋》：“江西之俗，士大夫秀而文，其细民险而健，以终讼为能。”欧阳修《寄题沙溪宝锡院》：“为爱江西物物佳，作诗尝向北人夸。”其《归田录》载“金桔”条：“余世家江西，见吉州人甚惜此果（金桔）。”苏轼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安置，经水路过江西，曾作《江西一首》：“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可见“江西”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在北宋已普遍。疑苏轼该诗初为“涨起西江十八滩”，“江西十八滩”为后人改，“西江”、“江西”同义异序词。

三、少陵、二陵、侵陵、入广陵之辨

俞处俊，南宋庐陵人。有关其生平未见于史传。《同治临江府志·人物传·孝友》记：“俞处俊，字师郝。新淦人。建炎三年进士。均州（今高安市）推官，居母丧，遂不复仕。所著有《老圃集》。 ”［16］（P265）《清同治新淦县志·选举志·进士》：“俞处俊，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8］（P357）《独醒杂志》卷六第 9 条记俞处俊“登建炎（1128）龙飞乙科，不及禄而卒”。俞处俊流传下来的词仅有《百字令》，收录于《全宋词》。《独醒杂志》卷六第10条较完整记录了该词创作的背景及影响：

俞师郝尝因重九日赋长短句（《百字令·念奴娇》）云：“残蝉断雁，政西风萧索，夕阳流水。落木无边幽眺处，云拥登山屐齿。岁月如驰，古今同梦，惟有悲欢异。绿尊空对，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当年，五云行殿，咫尺天颜喜。清晓胪传仙仗里，衣染玉龙香细。今日天涯，黄花零乱，满眼重阳泪。艰难多病，少陵无奈秋思。”词既出，邑人争歌之。或曰：“词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师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时在维扬，以重九日唱名，故词中及之。

朱本校记：“少陵无奈秋思”“少”字原空缺。《笔记小说大观》①《笔记小说大观》为台北新兴书局民国五十一年(1962)影印本。葛洪等撰，江苏广陵古籍刻社1983年4月辑录的《笔记小说大观》未收录《独醒杂志》。本、唐圭璋《宋词纪事》俞处俊条《百字令》均作“侵”；《词林纪事》卷九俞处俊条《百字令》作“二”。今据明穴研斋抄本补。

按：朱本校改正确，但存多说。除上说外，《四库》本作“入广陵无奈秋思”。丛书集成初编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作“□陵无奈秋思”，□为缺字。《全宋词》录俞处俊（师郝）条《百字令》亦作“二陵无奈秋思”。真可谓各抒己见。

《独醒杂志》记俞处俊“登科时在维扬，以重九日唱名”。据《宋史·本纪·高宗二》［17］（P457）载，建炎二年（1128）八月甲戌，高宗在维扬（今扬州）“御集英殿策试礼部进士”；九月“庚寅（九日），赐礼部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特奏名进士皆许调官”。建炎三年(1129)，高宗离开扬州。《百字令》作于作者中进士后，大约建炎三年重阳节，正居母丧，故曰“古今同梦，惟有悲欢异”。词人于重阳节登高，触景生情，联想起杜甫的《登高》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落木无边”即化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艰难多病”则化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常以“杜陵”表示其祖籍郡望，又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二陵”即二崤。《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杨伯峻注：“二陵者，东崤山与西崤山也。”疑“二”为“□”之缺二竖成字。 “侵陵”即“侵凌”，《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侵陵”于文句不通。“入广陵”即成一百零一字，不符“百字令”要求。《宋代吉安名家诗词文选》［18］（P127-128)对俞处俊《百字令》作了正确的释解。

［1］［清］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

［2］［宋］曾敏行.独醒杂志附示［M］.北京：中华书局,1937.

［3］［宋］曾敏行.独醒杂志［M］.朱杰人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元］脱脱，等.宋史·列传·孝义·毛洵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光绪吉水县志·人物志·宦业：卷34［A］.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6］［宋］余靖.武溪集：卷 20［M］.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7］［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8］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同治新淦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卷82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第九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11］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2］［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