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它是中国制度、政策和历史等原因造成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

【关键词】民工荒 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 城乡二元结构

从2004年起，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在春节过后出现“民工荒”现象，从长三角到珠三角，再到环渤海湾，甚至内地省份的企业都存在这个问题，于是有专家认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我国已开始由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变，但本质上，近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并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先兆，下面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谈“刘易斯拐点”没有到来的理由：

一、“荒”在城镇化率偏低，而非“拐点”到来

按照刘易斯的模型，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城乡一体化完成。这与我国人口红利尚未消失，城市化水平偏低的现状是不相符的。

（一）人口红利尚未消失，劳动力供给仍然充足

从劳动供给量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从大数推算，全国18～58周岁劳动力有7.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约5亿多人，以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来推算，我国农村只能为2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仍然有近3亿属于剩余劳动力。[1]除去外出务工的2亿多人外，还有1亿多劳动力处于绝对失业状态，目前仍滞留在农村，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

另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城镇下岗职工每年都在近千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大约每年需要安排的劳动力在2500万左右，比“十一五”期间压力更大。可见，我国劳动力不是总量不足，而是总量过剩。也就是说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期还不会消失。

那么，在劳动力供给相当充分的前提下，为什么“民工荒”还会出现呢？这是由城市化水平偏低导致的。

（二）城市化水平偏低，农村劳动力尚待转移

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在不断加速，但与发达国家普遍7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还远没有实现城乡一元化和经济一元化，充足的劳动力中仍然有大部分滞留在农村。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3.7%，如按每年约上升1个百分点，每年从农村转移1000多万人口到城市的这个速率来讲，中国要想完成城市化的进程，至少还需要20多年，这个过程，很难说劳动力的短缺时代就到来了。

二、“荒”在结构性矛盾，而非“拐点”到来

依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到达拐点就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被城市的工业部门吸尽，然而，从我国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既存在“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目前农村仍有1亿多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这是一种矛盾现象，而这种矛盾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供需的年龄结构矛盾

就年龄结构而言，刘易斯拐点所指的劳动力过剩或短缺是劳动适龄年龄人口（15～64岁），而不是指40岁或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据估计，我国40～64岁农业劳动力约有3亿，而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农村40岁以上人口已经难以找到工作，转移率仅为10%，这意味着，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确实有大量劳动力剩余，这些剩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关系，相当一部分不再可能为第二、三产业就业市场所吸纳，只能长期沉淀在农业之中。

（二）劳动力供需的技能结构矛盾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24.7%，初中占61.2%，高中占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8%。可见，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偏低，绝大多数仍是初中文化。从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看，67.3%的外出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技能培训。他们仅凭着自己的体力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可替换性强的粗工重活，以从事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为主，对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胜任。据调查发现，农民工短缺的一个重要表现为熟练工、技工短缺，尤其是高级工严重缺乏。这是由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增加，农民工因为教育程度偏低，面临“产业壁垒”、“知识壁垒”而遭淘汰，出现了“技工荒”。

（三）劳动力供需的季节性矛盾

农民工的概念区别于刘易斯拐点中从传统农业部门中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农业，在农忙季节许多农民工都返乡忙于农活，造成这一时段的用工荒。我们可以发现“民工荒”一般发生在春节前后和农耕季节，说明我国的“民工荒”只是一种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另外，目前我国仍然是出口大国，用工需求随国际订单的波动而波动，企业需要临时大量增加工人，用工稳定性较差。劳动雇佣关系的短期性，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和归宿感，从而出现“招工难”问题。

（四）劳动力供应的区域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民工荒”激烈上演：东部一些企业到各地“请”人，而中西部各地也想方设法“截留”农民工，这表明我国劳动力资源长期以来“孔雀东南飞”的格局正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其实是我国近年来产业转移、区域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传递出的是我国经济正在向纵深化发展，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的成果正在逐渐显现。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工资增长加快，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减小，再加上流动成本的原因，沿海地区的“招工”竞争优势不断弱化。据统计，2013年，中国东部地区农民工数量比上年减少0.2%，中部、西部地区则分别增长9.4%、3.3%。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而导致区域劳动力供给的短期紧张。

三、“荒”在相关制度缺陷，而非“拐点”到来

（一）长期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分割

建国初期，我国奉行大力发展重工业，而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总量仅占财政总支出的8%左右。从1952～2003年，我国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农业税等“重工轻农”政策，使我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提供资金积累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2/3。导致农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工业发展。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现阶段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化的关键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而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截至2013年底，在GDP中，第一产业仅占10%，基本是1978年的1/3的水平；同时，从业人员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38.1%，尽管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但仍有大幅压缩空间。这种产值和从业人员的分配比例直接说明了在第一产业中农村仍有较多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没有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二者间差距反而越来越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2008年扩大到3.32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29%[2]。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城乡收入比仍高达3：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动力与过去相比不仅存在而且更大，所以说农村劳动力更不能停止向城镇转移的步伐。

（二）相关制度带来的不公平

根据“民工荒”得出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观点有一个理论缺陷，就是没有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制度设计。主要是指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这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它阻止了进城务工农民社会身份的转换，以及各种权利的享有。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所衍生的其他一系列制度比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居住制度等等。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没有建立起来，农民工的社会权益缺失。根据2013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度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895万人，仅占农民工总量的1/5。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农民工的低参保率降低了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加了他们进城务工的忧虑。再加上在外出农民工中，46.6%是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而面对不公平的待遇，心中的落差，严重挫伤了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三）农民工工资水平长期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艰辛劳动，而其工资水平却一直偏低。但是从2004年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以后，农民工工资出现持续快速上涨。2013年外出农民工月平均已增长到2609元，与2005年的875元相比增长了一倍多。近年来工资的迅速上升，被当作刘易斯拐点临近的一个证据。但是，我们同时应看到，农民工工资的涨幅明显比不上其他社会群体，尽管农民工所取得的名义工资略有增加，但近几年来中国物价大幅上涨，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上，农民工的工资其实是下降的；总之，多种因素导致了农民工实际工资下降，直接导致“民工荒”现象发生。从上述情况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工资偏低，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

四、“荒”在内外环境变化，而非“拐点”到来

2008年10月份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全球。在危机后的美国为了应付负面影响，选择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大幅贬值，导致全球通货膨胀蔓延。

（一）金融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

我国因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造成我国的矿产资源、农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局面。2009年2月份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上涨了75%，其中CRB金属价格指数上涨了93%；粮食上涨了83%；工业原材料上涨了85%；能源上涨了70%；石油上涨了90%。2010年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3%，2013全年CPI同比涨2.6%，其中食品价格涨幅较大。面对物价上涨，城市农民工出现大量回流现象，因为城市物价水平上涨压缩了农民工生存空间，受生活所迫，不得不回流农村。

（二）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近年来农村通过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屠宰税、牧业税、特产税等，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务农成本有所降低。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下发了11个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有力地支撑了农民收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务农积极性，也使得外出打工的热情相应降低。这让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的可能性提高，从而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供给减少，表现出来的就是“民工荒”的现象。

综上所诉，现阶段，我国“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市场机制自然发展所致，而是多种复杂因素带来的复杂问题。因此，面对“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理论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更不能因为过分强调“刘易斯拐点”而误解或错误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更要有全局观念，需要更充分、全面、深入、细致的客观分析。

参考文献

[1]宋林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府职责[J].《中国农业会计》.2006.11.10.

[2]张丽宾.对我国现阶段就业形势的认识[J].《中国劳动》.2010.11.

作者简介：蔡利（1979-），女，湖南常德人，本科，经济学讲师，吉首市委党校，研究方向：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