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菲菲,陈树文

(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44)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策略

侯菲菲,陈树文

(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44)

[摘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制定了求同存异、既联合又斗争、独立自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争多数反少数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立统一策略，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立统一策略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超过国内各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阶级关系变化的基础上，毛泽东阐释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他指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吗？中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1]14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和根本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得到巩固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制定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策略，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求同存异策略思想促进统一战线建立；以既联合又斗争政策巩固统一战线基础；以独立自主统一合作原则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凝聚统一战线力量；以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方针实现统一战线胜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策略及所蕴含的辩证思想，无论是对于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还是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以求同存异策略思想促进统一战线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人民大众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 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超过国内各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虽然这时民族矛盾是处于第一位,但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而且在抗战初期，国民党仍然执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阶级矛盾为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剿。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绝对的理性，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策略思想。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问题上，国共两党在民族利益上又是统一的，因此，必须在统一利益下，共同抗日。

周恩来曾经指出：统一战线要允许存异；统一战线要积极求同。“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2]30“求同存异”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形式。在关系到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上，必须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不能合作，或者是假合作。当时，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抗日救国，要抗日就必须停止内战，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民主政治等等，这就是求大同。在不影响一致抗日的问题上，又允许双方存异，保留各自的意见。既然是两党，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基础、指导思想、政治纲领。因此，存异是客观存在，不允许存异，就不能求同，就不能合作。在求同存异策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自主权，一方面又在一定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做出了适当的让步。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异”不存原则之异，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作坚决的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从矛盾的斗争性给团结下了定义：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这里所指“分歧”，即是指原则性的分歧。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方面需要联合，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广泛联合就不讲原则，凡是要求我们承认的我们就承认，那又会涣散了统一战线。各阶级的利益不同，反映到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人士的思想、观点就不同，就会有矛盾，有斗争。要通过适当的工作，去掉错误的、消极的东西，保存和发扬正确的、积极的东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求同存异是团结和斗争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坚持求同存异，坚持团结，同时又不放弃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斗争，并且通过斗争达到求同存异，达到新的团结。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右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搞不清楚：或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或“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毛泽东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力地批驳了这些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既要促使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又要防备他，同他反动的一面作斗争，这就是我们“有团结有斗争”的策略。由于我们党运用了求同存异的策略，因而团结了大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国民党中的左派等，这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都是极为重要的。

二、 以既联合又斗争政策巩固统一战线基础

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复杂的阶级关系，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即“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3]608“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3]608“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3]755“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4]849这就是说，根据不同对象和客观情况，应采取不同的联合方式和斗争方式。

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革命性和动摇性两个方面。“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5]1288对于他们的革命性方面，实行团结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动摇性方面，实行适当的批评或者斗争的政策，以便尽可能的坚定他们的革命性，克服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的多数在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更加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方面，才能团结更广大的力量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如果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面，忽视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因而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就不可能到达团结的目的。相反，如果只看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忽视他们动摇性的一面，因而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政策，同样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而且会给我们的抗日斗争和民主革命带来隐患。

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又联合又斗争不同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策略是一种“既打败日本又打蒋”的思维模式，它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国共产党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战争。“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3]607同时，我们党要看到其反动性的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同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带有很大对抗性的合作，对他们不但要针锋相对地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斗争，还要随时准备应付突变事件，准备进行局部的军事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很尖锐的。因此，无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加以孤立的政策。

三、 以独立自主统一合作原则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

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合作又独立自主：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又坚持党派和政权在一定限度内的权利，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深刻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5]1257统一战线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自己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方针，不允许无原则的迁就。特别是在同国民党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就更为重要。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就是在抗日的条件下，也不允许其他的阶级和党派有独立性和民主协商的权利，他们凭借实力上的优势，逼迫共产党服从于他们的“政令”“军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反复强调，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的联系到独立自主原则。这个原则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其中，要坚持独立自主，最主要的是要反对投降主义倾向。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党的独立性，反对了投降主义倾向。在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合作，也反对了关门主义倾向。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与统一合作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既统一，又独立。如果不讲统一，只讲独立，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如果只讲统一，没有独立，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会削弱自主的力量。在独立自主方针的指导下，确保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首先，在纲领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地提出我党的纲领路线，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其次，在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人民力量，团结和争取了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以及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实现了党的组织领导。再次，在党内的指导方向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排除来自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批判和克服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确保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在言论行动上，总是把抗日反汉奸放在第一位，表示出要求团结统一及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诚。中国共产党不为一时的不满、磨擦、逆流而丧失自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基本方向。“工人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但决不可以被其他的阶级、阶层所影响和动摇，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须积极地影响和吸引其他阶级、阶层，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6]512正是基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指导，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统一合作相结合的原则，牢牢掌握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四、 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凝聚统一战线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几个阶级或者政治集团的联合体，不同阶级和政治集团利益和立场不同。为此，共产党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制定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最广泛的抗战力量。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6]665党要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族根据地，发展全国的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把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到全国。由于我们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

争取中间势力，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带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一方面，中间势力本身有力量，是我们反帝的同盟军。“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3]783“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3]748在当时来看，中间势力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他们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三个条件：“(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3]747另一方面，争取中间势力是同发展进步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密切相关的，它是三种势力政治角斗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顽固势力和进步势力是根本对立的。顽固势力是否被孤立，主要不在进步势力，而是看中间势力的态度如何。中间势力是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两方面都在争取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强调，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对中间势力应当尽量争取之。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集团还有两面性，对之必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联合其抗日的一面，斗争其反共的一面。只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揭穿其反革命的欺骗，遏制其反革命的气焰，保卫进步势力不被其消灭和削弱。毛泽东制定了斗争的三项原则：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做到与顽固派斗争时的“有理”“有利”“有节”。中国共产党对顽固派斗争的三项原则运用的极为成功，极为巧妙，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以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针对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的特殊性，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区别对待，尽可能多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力量。

五、 以争多数反少数方针巩固统一战线

毛泽东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与各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斗争的现实，认为一方面，剥削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会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另一方面，在利益争夺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作为竞争对手他们又会相互争夺、激化矛盾。因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1]148。之后，又将该策略观点概括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十六字策略方针。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是及时准确地认识到中国大资产阶级英美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正确分析了当时中国大资产阶级英美派的立场，努力将其争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对此还专门做过相关论述：“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7]134国民党是一个组成成分比较复杂的政党，其中有顽固派、中间派和进步派。由于他们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因而立场也就不断变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也就会不同，并且因时因地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利用国民党内部各集团与党派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自始至终贯彻的对立统一策略, 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使党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 克服了各种错误, 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当前，认真学习和借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坚持的对立统一策略 , 并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 , 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重要法宝的作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借鉴指导。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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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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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14年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一般项目“‘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设计研究”(JS2014015)之成果。

陈树文(1954-)，女，重庆人，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The Unity of Opposites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Handl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HOU Feifei，CHEN Shuwen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JiaotongUniversity,Beijing100044,China)

[Abstract]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the vic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and for its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generated the unity of opposites strategy that include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putting aside differences, uniting all the forces while struggling against each other, maintaining its own independence, etc. The policy is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the unity of opposites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12-0012-04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12.003

[作者简介]侯菲菲(1990-)，女，山东德州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博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