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兴,刘秋云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论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杰出贡献*

李雅兴,刘秋云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70年前，中国人民通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分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直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亲自制定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贡献

1931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通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1]。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首先倡导并极力促成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深入分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法西斯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从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2]143日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敌人，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极其野蛮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起挽救民族危机的历史使命，率先提出了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

(一)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此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一系列宣言，主张“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总体情况是“日强中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已经是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日本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而中国仅占10%，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是中国的4.4倍；其军事工业更是中国无法比拟，军事实力强；日本一个常设师与中国一个整编师相比，步骑枪比中国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3]4。

对此，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4]447-449。“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2]152，最革命的力量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4]645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战胜利，“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的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2]152-155，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关门主义。可见，毛泽东是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论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要性的，对于抗战胜利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继“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后，又把目标指向华北，公然策动汉奸制造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其目的是吞并全中国。这就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是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的现状，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这就迫使中国的一切阶级、一切党派和团体必须做出明确的选择，是反抗还是投降抑或是游移于二者之间。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认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2]144毛泽东认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过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方面去了。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了朋友，但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他们既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也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正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帝国主义才敢于欺负他们，而这又造就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这种情况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其态度有可能变化，“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2]145。所以，民族资产阶级是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至于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也不完全是统一的，也是可能产生分化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2]148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应该包括一切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的人们。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组成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充分认识到日本侵略者、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优势和中国革命势力的弱点，才能充分认识到组织广泛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也只有充分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欲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才能充分认识到组织广泛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只有充分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决反对和打破关门主义，拿起统一战线这个强有力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的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同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坚决不懈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二、直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因此，如何同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抗日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关键。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5年8月1日，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表示了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意立刻与其联合，共同救国，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对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八一宣言》缺乏对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因而使得一些很好的主张只能流于一般性的号召[5]。善于分析问题的毛泽东，综合国内外形势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并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际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为了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还提出用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也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大量的公开讲话、发表文章、通电和信函等方式，向全国各界人士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道理，不断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努力促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6年5月5日，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国民政府表达合作抗日的诚意，另一方面又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予以坚决还击，以打破蒋介石消灭红军、收编红军的幻想。同时，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以从思想和组织上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影响。特别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抗日大局出发，以民族利益为重，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条件，基本结束了国共两党长达十年的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二)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为了尽快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1937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等起草的《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为了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中国共产党还向国民政府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等四项保证。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和巨大让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最大努力和表述的最大诚意。1937年7月8日，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即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并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与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国民党人在庐山进行了谈判，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郑重声明：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合作抗日、共赴国难。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共两党开始在军事上进行合作。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经过多次谈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方面最终于9月22日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申明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重要性，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日军紧逼、民族危机面前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但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是不可能形成的，也就不可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从此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盘散沙的局面，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空前团结起来，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6]，成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三、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历史关头，毛泽东始终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眼光，根据革命的总要求和时局的变化，不仅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而且为建立、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法，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

如前所述，敌强我弱决定了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由于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害怕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势力壮大，采取妥协态度。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4]745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指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孤立顽固势力，就是指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毛泽东特别提出，对顽固势力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是胜利原则， 不打则已，一打必赢；有节是休战原则，是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争下去。要让全党同志了解，“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4]745，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

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蒋介石集团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崩溃瓦解的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运用毛泽东正确的策略方针和原则，坚决反对倒退、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把政治上的揭露、孤立和军事上的反击结合起来，一次又一次制止了内战的悲剧，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留在统一战线中，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保证。

与此同时，为了使广大人民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三三制’政权，在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分化了顽固势力。通过颁布‘减租减息’政策，兼顾了地主和农民两方的利益，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密切军民、军政关系，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7]。这些政策以及开展的运动，在最大范围内调动了各阶层的抗日热情，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抗战主要依靠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他们担心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1937年11月底，王明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到延安，他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实际上是只讲联合、不讲斗争，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此，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思考得深刻。他认为要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统一，坚持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统一，只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但同时，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否则，就会破坏团结，不利于抗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在这个原则下，必须“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4]538-539。他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党，“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的批准，那只是片面的服从。“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4]540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提出了具体策略，即视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方式，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坚持“既统一，又独立”。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毛泽东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才成为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总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场旷日持久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没有这种局面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1]毛泽东为此呕心沥血，其伟大功勋日月可鉴。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4(1).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日战争史：中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5.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蒋建农.论毛泽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特贡献[J].史学月刊,1995(1):81-88.

[6] 习近平.在颁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03(1).

[7] 肖莉.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J].攀登,2005(5):47-50.

*山西省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课题(20132046);太原科技大学研究生教学研究课题“研究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教学改革研究”(20144007)之成果。

刘秋云(1991-)，女，湖南衡阳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On MAO Zedong′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LI Yaxing,LIU Qiuyun

(CentreforStudiesofMaoZedongThought,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China)

[Abstract]70 years ago,the Chinese people,having fought tenaciously for 14 years, defeated the Japanese invaders and won the great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is victory is the first complete victory won by China in its resistance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root cause of winning consists in nothing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based on KMT-CPC cooperatio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nting it. As the leader of the CPC,MAO Zedong analyzed the necess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which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its establishment, and he personally formulated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of it. 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building, consolidat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Key words]MAO Zedong;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KMT-CPC cooperation;contribution

[收稿日期]2015-09-20 2015-10-10

[中图分类号]A84；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12-0008-04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12.002

[作者简介]李雅兴(1966-)，女，湖南隆回人，湘潭大学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