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影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的生存现状分析
——以胡尔沁说书和东蒙短调民歌为例

张影
沈阳师范大学，辽宁 沈阳 110034

历史上，阜蒙县素有“歌的海洋”之称，民间文艺资源相当丰富。近年来，受自身局限以及蒙古语失落、现代文娱冲击等因素的影响，阜蒙县民间文艺开始出现生存危机，亟待政府、学校、民众、艺人等各方面形成合力，救民族民间文艺于危难。

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生存现状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阜蒙县）位于辽宁省西北部，全县73万人口中约有蒙古族人口15万，占自治县总人口数的20%左右。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阜蒙县蒙古族民众运用蒙古语创作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民间文艺作品，但受各种因素的冲击与影响，目前的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亟待相关部门及广大民众正视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挽救措施。

一、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概况

阜蒙县地区民间文艺资源相当丰富，截止至2006年，相关工作人员在当地共搜集到民间歌谣511首，祝颂词、好来宝2000行，谚语500多条，民间曲调600余首。其中，胡尔沁说书、蒙古勒津婚礼、阜新东蒙短调民歌和蒙古勒津安代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胡尔沁说书、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①

阜蒙县地区自古就有“歌的海洋”之称，蒙古族有句谚语说：“在阜蒙县，三人同行，有二人是‘达古沁’（歌手），剩下一人是‘胡尔沁’（说书艺人）”，可见东蒙短调民歌及胡尔沁说书曾在当地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胡尔沁说书又称乌力格尔，发源于阜蒙县，在北方蒙古族聚居区具有较大影响。“胡尔”是一种拉奏乐器，汉译为“四胡”，“胡尔沁”指手持四弦胡说书的艺人，“胡尔沁说书”是指在四胡伴奏下蒙古族说唱故事的曲艺艺术形式，代表作如《唐书五传》等。东蒙短调民歌产生于17世纪的阜蒙县，是一种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歌词多以四行为一节，上下两节重叠复沓，常用比兴、对称等表现手法，“押头韵”是其主要特征。常见曲目有《那木斯来》《云良》《达雅波尔》《四季歌》《四海》等。

如今的阜蒙县，只有在本命年礼等喜庆聚会场合才有可能出现蒙古族民间文艺的表演活动，专门从事此类表演的民间艺人已所剩无几，观众也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中，有些地区的蒙古族民间文艺表演甚至已经完全绝迹，可以说，整个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遭遇着严重危机。

二、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正在面临生存危机

从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的发展现状看，无论是民间文艺传承人还是受众群体，其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与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同日而语，表演活动也已逐渐失去日常化、自发性的传统特征，且表演次数日渐减少。足见，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的生存境况不容乐观。

（一）表演艺人逐渐减少，传承活动后继乏人

民间文学虽然是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但真正对民间文学的传承演变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为数不多的、具有超强记忆能力和创作才能的传承人。传承中的民间艺人是各类民间艺术形式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他们的表演状况直接关系到该类艺术形式的发展、流传和演变。所以，想要了解一种民间文艺形式的生存状态，只要看其传承人的状况便可。

之所以说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正在遭遇生存危机，原因之一，便是其表演者的数量和质量都滑落到了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以胡尔沁说书传承人为例：据相关资料记载，在历史巅峰时期，阜蒙县共有胡尔沁艺人300多人，每个蒙古族民众聚居村几乎都有胡尔沁，有的村屯甚至不止一位，他们不仅表演出色，还具有创作、润色作品的能力，在当地拥有许多追随者。但如今，阜蒙县地区的胡尔沁艺人仅占历史上兴盛时期的1/10，其中只有杨铁龙、那木吉勒等有些知名度，绝大部分都处于农时务农、闲时应邀表演的业余状态，他们在表演中很少有自己的发挥创造，只是单纯地对传统文本进行程式化表演，且功利目的更为明显。

传统的胡尔沁艺人选择从事该行业也多是迫于生计，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胡尔沁说书，在民众的观念中，从艺毕竟不是正途，而有相应资质的人才又可遇不可求，所以，胡尔沁说书正在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二）听众群缩减，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之中

“语境理论认为受众与表演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交流互动的表演场景，民间文学的文本是表演者与听众交流过程的产物，受众的趣味、爱好、现场的及时反映等因素，会或隐或显地影响到传承人的表演”。[1]（P193）可见，受众也是民间文艺表演活动中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情况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反映并影响民间文艺的生存境遇，不容忽视。

过去，在阜蒙县，如果有人邀请蒙古族民间文艺表演艺人到自己家中表演，一定会吸引很多男女老少赶去一同欣赏，两间小平房内聚集好几十人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但现在，能够像以前一样搁置一切，选择欣赏民间文艺表演的人数明显缩减，且多为中老年人，很难发现年轻人的身影。

由于听众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中，为迎合他们的审美趣味，民间艺人通常会选择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进行表演，此举虽然可以留住那些中老年听众，却着实无法吸引年轻人。这就使当下的蒙古族民间文艺表演活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年轻人不欣赏，但中老年人捧场——艺人迎合中老年人审美口味展开表演——年轻人更加不欣赏。纵观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的表演活动，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直接昭示着该地区民族民间文艺的病态发展现象。

（三）表演活动减少，只集中于大中型集会场合

“民间文学是广大民众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众生活的一切领域，几乎都有口头文学的存在。民间文学始终都是人民生活忠实的伴侣。”[2]（P42）由此可知，民间文艺在民众的生活中，应该有很高的出现频次，所以，一种民间艺术形式的表演次数和表演场合，也可以反映该民间文艺的生存状态。

过去的阜蒙县，一年四季在任何娱乐场合都能听到爱歌、善歌的蒙古族民众用蒙语演唱民歌，且表演者与欣赏者的界限也不甚明确，狂欢色彩非常强烈。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活动已较为少见，多集中在婚礼、本命年礼、乔迁庆典、大型亲友聚会等喜庆场合，表演活动也失去集体互动性特征，而是随主人意愿，由其出资邀请专门性表演艺人进行表演，客人基本要全程扮演受众的角色，也有爱好者会参与表演，但毕竟属于极少数情况。可以说，本来用于随时反映民众生活、抒发民众心情的民间文艺已经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变为可有可无的装饰物或消费品了。

三、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面临生存危机的原因

（一）蒙古语在年轻人群中的失落，使蒙古族民间文艺失去传承、发展的语言载体

“民间文学又通常被称作‘人民的口头创作’或‘口头文学’，因为它是一种活跃在民众口耳之间的特殊语言艺术。人民大众用口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并通过口头语言的方式将这种创作传承下来”。[3]（P31）可以说，民间文学的创作、传承、扩布、变异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口头语言。口头语言的形成与运用，为口头文学的产生并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载体，民间文学一旦失去口头语言作为支撑，则真正“距大去之日不远矣”。

蒙古族民间文艺作为依靠蒙古语创作传承的口头艺术，其生死存亡直接取决于蒙古语的生存情况。但是，在如今的阜蒙县，蒙古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情况令人堪忧。有人以阜蒙县哈达户稍乡四方庙子村为对象，对当地蒙古族民众运用蒙古语的态度和能力进行了一次调查，[4]结果显示：

1.老年一代和年青一代，对蒙古语和汉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95%以上的55岁以上老人认为蒙古语好听、亲切、方便；100%的25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汉语好听、亲切、方便、有用，而且是身份的象征。

2.阜蒙县蒙古族语言文字使用者分为四个层次：70岁以上，熟练使用蒙古语，几乎不懂汉语；50～69岁，熟练使用蒙古语，略懂汉语；25～49岁，熟练使用蒙古语和汉语两种语言；25岁以下，熟练使用汉语，对蒙古语的使用越来越陌生。

由此可见，蒙古语在年青一代中的使用情况不容乐观，这也是蒙古族民间文艺在年轻人群中受众较少的主要原因。身为蒙古人却无法掌握甚至是根本不想掌握蒙古语的尴尬情况，直接导致了蒙古族民间文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丢失母语的年轻人不能欣赏本民族传统民间文艺的魅力，更无法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对其进行发展传承，当老一辈民间艺人及欣赏者离开人世，不敢想象蒙古族民间文艺还有何希望可言。

（二）现代生活娱乐方式的冲击，使蒙古族民间文艺失去了传统受众与固有市场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现代视听传媒手段的日益普及为人们闲暇时间的精神消费提供了诸多途径。现代传媒为民众提供了共时的参考体系，人们的社会关系突破了口承文艺的时空局限。从总体而言，整个口头文学在现代传播媒介发达的时代遭遇到‘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挑战。”[5]

在此大环境下，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以胡尔沁说书为例，据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局副局长李青松回忆：上世纪60年代，胡尔沁说书还颇受欢迎。但是，到了1979年前后，全县境内就只有35名胡尔沁了（鼎盛时期全县共有300多名）。如今，还在坚持常年说书的仅有杨铁龙和那木吉勒两人，在很多地方，胡尔沁说书的演出甚至成为空白。可见，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现代文明的入侵加速了传统民间文艺走向落寞的脚步，电视、电影等新鲜、快捷的娱乐休闲方式抢占了其固有的受众及市场，将其直接推向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如果将胡尔沁说书艺人惨淡经营的现状推而广之，那整个蒙古族民间文艺的生存危机“应该是传统的文化交流形式在与现代视听艺术传播工具的抗衡中逐渐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是整个‘悲情的民间文学’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案。”[5]

（三）蒙古族民间文艺文本的主题内容与现代社会生活出现脱节，无法吸引年轻人注意

在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文本中，有很多表现旧社会生活情境的内容，这些主题与当代社会生活严重脱节，很难与现代听众，尤其是未曾经历过旧社会生活的年轻人产生共鸣。以东蒙短调民歌为例，如《云良》：

要说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蒙古贞旗的拉克拉村庄。

要问我被迫嫁到的地方哟，

是那万人聚会的北京西关王府上。

虽然穿上花襟的缎子衣裳，

孩儿也不愿在黄门把奴隶当。

即使吃糠咽菜来度日哟，

女儿也愿在家乡陪伴爹娘。

《云良》是一首反应主人公被迫出嫁，并与不幸婚姻抗争的民歌，虽然表达的情感较为丰富、强烈，但父母包办婚姻、迫嫁王府等现象已在阜蒙县地区绝迹，完全接受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的当地女性，已经无法真正体会到主人公云良即便能“穿上花襟的缎子衣裳”也“不愿在黄门把奴隶当”，即便“吃糠咽菜来度日”，但依然希望“在家乡陪伴爹娘”的内心感受。因此，无法与此类民歌产生共鸣，进而不去演唱、欣赏，不参与传承、扩散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情况。

另外，由于主题哀怨、曲调忧伤、节奏缓慢，此类歌曲并不适合在婚礼、本命年礼、亲友聚会等喜庆场合演唱，也难以被习惯快节奏的年轻人群接受，只能在纯表演性活动或民歌竞赛类活动中偶尔出现，自身局限所导致的生存空间的日益缩减也是传统短调民歌面临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

四、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生存危机的应对办法

（一）加强蒙语文教学与普及，为蒙古族民间文艺的生存发展提供语言基础

针对蒙古语的失落对蒙古族民间文艺生存发展造成的影响，笔者认为，积极营造学习蒙古语的氛围，以及加强蒙古语的教学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相关部门应在全县范围大力营造热爱蒙古语、学习蒙古语、使用蒙古语的氛围，宣传蒙古族民间文艺文本中蒙古语的美感，扭转蒙古语在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群中的印象，为蒙古语的继续生存发展奠定思想基础。其次，教育部门应尽快完善并强化蒙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将蒙语教学重点倾向幼儿及小学阶段，使孩子能在语言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对自己的母语产生认同并最终掌握蒙古语。父母及长辈应在孩子的幼儿时期注意培养其对母语的感情，从其学语时期开始就对其进行蒙古语教学。相信家庭教育这一环节能够得到重视，提高蒙民蒙古语运用率的工作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若作为物质基础的蒙古语有了良好的生存状态，那蒙古族民间文艺的健康发展也就有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二）借助现代传媒宣传推广，挽回蒙古族民间文艺失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曾在该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虽然现正在遭遇生存危机，但在有些地区和有些群众中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不可否认，作为现代人，现代传媒所提供的娱乐休闲方式对这部分人同样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而适当地利用现代传媒进行宣传推广则可以时刻巩固蒙古族民间文艺在这些地区和人群中的存在感，从而保留住最为忠实可靠的传统受众群。

年轻人是民族民间文艺生存发展的希望，而想要与年轻人进行对话就应该灵活运用他们喜欢且惯常的媒介与方式，相信充分调动电视、广播等现代资源，增加民族民间文艺的有效曝光率，会成为扭转其生存现状的有效手段。

（三）积极推动民间文艺自身改革创新，使其主题内容及表现形式向着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向发展变异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所以，要想在包含各种不利因素的环境中坚持生存发展，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必须从自身寻求改革创新，丢弃那些严重落后、腐朽的内容，保留并大力传承具有浓厚民族地域特色、反应民众真实生活的作品。相关艺人应致力于新作品的创作，努力推出基于新生活的新文本，不断地为蒙古族民间文艺注入新鲜血液。只有时变时新，紧紧跟随生活变迁的脚步，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才不至于被时代淘汰、被民众抛弃。

当然，若只是以上几点还不可能完全解救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的生存危机，我们还需要在提高民族文化影响力、营造良好民间文艺生存环境、改善民间文艺传承人的生存境遇等很多方面进行努力，这些都需要有关部门及广大民众付出极大的心血和耐心，只有所有相关人员都为之付出努力，阜蒙县蒙古族民间文艺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迎来曙光。

注释：

① 相关数据、信息来源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政府官方网站.

[1]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第一版）[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第二版）[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包桂花.阜蒙县蒙古族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的影响[J].考试周刊.2010.

[5]王志清.蒙古贞地区胡尔沁说书艺人生存现状调查[J].民间文化论坛.2006.

（责任编辑：彭 琳）

张 影（1990-），女，蒙古族，辽宁阜新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蒙古族民间文学。

2015-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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