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润鑫（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孙中山“凝省为国”建国方略评析

任润鑫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从孙中山的公开言论看，他对于如何“凝省为国”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尽管孙中山根据现实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凝省为国”方略，但他最理想的建国方略始终是单一制集权国家。然而“集权”并不等于“专制”，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与他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单一制国家政权的构想并不矛盾。也正是孙中山一贯秉承着民权主义理想，这才使得他的武力统一与直皖等军阀的武力统一区别开来。

孙中山；“凝省为国”；建国方略；评析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一个极具造诣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对中国的国家建设作出思考。对于各省的地位与中央关系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前后变化甚大。笔者认为，从孙中山的公开言论看，他关于建国方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由最初倾向联邦制合众政府，到民国初肇时短暂的主张单一国制中央集权，随即又转向反对中央集权专制、倾向各省自治，最终又严厉批判联省自治，提出单一国制均权主义的主张。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孙中山对这一问题不断“纠结”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分析其思想转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看出这是由于实际国情的变化使得他在一定的时期内不得不转变斗争手段。本文拟对孙中山关于如何“凝省为国”问题的思索历程进行分析，对孙中山的政权建设理念作一更为深刻的了解。

亨廷顿认为，在许多现代化的国家里，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进行有意义选举的前提是要有一定水准的政治组织［1］。所以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第一步都要取得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从这一点上来说，孙中山自始至终都没有取得过对国家政权的实际控制，建立新式中央政府的努力贯穿了他的一生。所以当我们分析孙中山的政权建设构想时，必须要把他“建立组织”的愿景考虑在内。实际上孙中山的一部分思想变化，都是由于实际斗争策略的需要。当我们开始探讨孙中山“凝省为国”的建国方略时，厘清哪些内容是“一贯”的、哪些是“策略性”的非常重要。

一、民国肇始之前孙中山的建国策略

清朝末年，地方势力崛起，各省大员成为掌控实权的地方实力派。所以当部分人企图走自上而下的“维新”道路之外，另一部分激进人士希望以煽动各省自治乃至独立的方式达到自下而上颠覆政权的目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样也看到地方势力的可用之处，他们最初也寄希望于各省，力图以推动各省独立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政府。1897年8月，孙中山在横滨初晤宫崎武藏及平山周，畅谈革命宗旨时便说：“作联

邦于共和名下，公推有夙望者，雄长一部。而中央政府，遥领而熟驭之，亦不甚见纷扰。所谓行共和之革命，而有便益者此也。”［2］173

此时的孙中山有感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希望以鼓动各省大员独立的方式，达到重组政府的目的，或可称为“温和式革命道路”。而要达到此目的，便需大力增加各省对中央的分离倾向。所以此时孙的主要思想倾向便是省自治。由于此时孙中山的目标是借助各省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推翻清王朝，所以功成之后建立的政府显然要能够符合各方的利益。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创立合众政府”［2］20一语，便是要联合各方力量，是为“合众”。而“合众”之意，显然只有联邦共和的制度才能实现。

当孙中山借助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推翻清朝统治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便真正转向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建立新生政权。所以在新生政权的制度设计方面，孙中山便有了联邦制的倾向。因为以联邦制代替帝制，可以最大程度的争取到列强的认可。1901年,孙中山在接待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时称革命成功后将以联邦或共和制取代帝制［3］。1902年，孙中山曾表示希望法国印支总督能支持他至少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南方联邦共和国［4］。

由此可见，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倾向于联邦制建国，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革命目标——推翻清政府而决定的。

二、民国初年的政局变化与孙中山的制度“纠结”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固然是革命党人长期活动的成果，但是这次暴风骤雨般的剧变，并不是出于统一的革命规划。因此，这次革命从一开始便深深地烙上了地方主义的烙印，各省各自为政，竭力保全自身的既得利益。由于惧怕清廷的干涉与反制，独立各省需要谋求一个表面上的联合政府，统一协调处理与清政府的交涉事务，所以公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政权，领导革命。

虽然表面上是革命党人领导了革命的胜利，并取得了政权。但实际上辛亥之后，国家的真正重心在各省督抚。各省在宣布独立之后，纷纷要求建立一个地方分权的联邦式政府，如贵州临时军政府宣称要“组成联邦民国”，广东亦主张未来政府以联邦制度为宜,江苏也声称“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其他如山东、湖北、浙江、广西等省亦表达了相同观点［5］。另外，当时有不少外国人士见中国地方势力已成，各省权力扩大已成现实，基于稳定中国政局的考虑，他们也主张中国应采用地方分权主义，建议采用欧洲式联邦为新政府的组织方略［6］。

所以孙中山在考虑新政府的组织方法时，不能不对这一情况有所考察。在外有清廷的积极反扑与列强环伺，内部各省又各自为政的状况下，要尽最大努力团结各方力量，似乎只有采用联邦制建国一条路可走。“对内以宣布独立为要图，对外以组织联邦为要务”［7］，孙中山从旧金山发来宣言书，首先便言明：“待联邦共和政体建立，中央政府将同各国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和建立友好邦交，消除一切误解与冲突事端。”［8］

在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中，特别声明：“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盛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某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9］2由于推翻清廷是以其过分集权厉行专制为名义，又是依靠地方各省之力量，所以此时不宜强调集权，恐失众人之望。辛亥革命是以分散之合力推翻统一之政府，在新政权建立之时必要充分反映各方势力的利益诉求。当时全国普遍以省为单位，则非实行联邦制不能凝聚全国之心。后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更加明确凸显了临时政府的联邦制色彩，且比美国联邦制更加趋重于与地方分权。

但是实行地方分权主义的联邦制政体，实非孙中山心中的完美方略。孙中山一直以来都深恐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早在1905年6月26日，孙中山就曾表示：“中国现在不必受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10］在民国元年就职宣言中也强调：“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9］2就在极具联邦分权主义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发布不久，1912年1月上旬，孙中山在给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复信中说：“联

邦制度于中国将来为不可行。”［11］可见，孙中山对于当时地方势力过大的社会现实存在着深深的忧虑，在他内心对于国家政体建设的构想，还是倾向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保障国家之统一，对外宣称采用联邦制建国只是凝聚各方力量的权宜之策。

孙中山的担忧很快成为了现实。民国建立之初，中央无威无权，“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12］。“在财政上，中央政府向各省哀告求助者多，而各省向中央请求支援者少；在权力行使上，中央受制于各省者多，而各省听从中央者少。”梁启超曾讥讽民初的中国乃“二十余部落”而已，章太炎也嘲笑孙中山：“政府号令，不出百里，孙公曰：‘骑马上清凉山耳'。”［13］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开始对联邦制建国方略进行反思，认为要加强中央权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掌控全国政务。1912年8月13日，孙中山在《国民党组党宣言》中第一次公开表示要“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9］396。在随后发表的《国民党政见宣言》中也表示中国应行单一国制［5］276，并且他还认为“不止现今中国为单一国，且将永远如此”［14］。另外，黄兴等其他革命党人也认为只有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这样对内才能使国家在财政、兵力上，相互贯注而收到指臂之效［15］。

但是政局很快便发生了变化。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便立即着手行中央集权措施，厉行军民分治与废省裁兵，并以南方革命派势力各省为重点，意图“削藩”。眼见辛亥革命之后仅存的革命火种要被袁氏剿灭，孙中山等不得不改变策略，再次强调地方分权，以此反制袁氏的收权举措。李烈钧在担任赣督后也曾明白指出：“总统如属之项城，则鄙见以为须联邦制的主张。”［16］要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的黄兴也立即转变看法，认为：“南京政府拟采地方分权制度，欲使各省实行地方自治制，养成国民自治之能力，发挥共和活泼之精神，采法、美制度为模范。”［17］国民党其他主要成员如宋教仁、胡汉民等此时也都主要取地方分权主义以防袁氏独裁。原本国民党内对中央与各省区是采取集权或是分权还有争论，但此时各方意见基本趋于统一，都极力鼓吹分权以遏制袁世凯。

孙中山与国民党人的这次思想转变，主要是由袁世凯掌权后过度集权政策所造成的。民国建立之后，无论是孙中山或袁世凯都对地方势力过大，中央无权无威的状况深为忧虑。所以在他们分别主导中央政权的时候，都采取集权主义，希望能有一强有力之政府统筹全国政务。但袁世凯登上政坛后，大刀阔斧裁减地方权力，并且把主要矛头指向与他有政治分歧的国民党势力，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方面的猜忌与抵制。此时国民党成员思想迅速统一，一致主张地方分权。国民党并非是觉得分权主义适合中国，此为主要是反袁的一种斗争策略。我们从胡汉民的言论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胡汉民是国民党内极力主张分权的代表人物，但在其《有限制集权说》一文中，明确表达了分权之策并非本意，乃不得不为之。“……故其国内治健全者，当采集权制。但在内治未健全时代则不然，此时不能采集权制，一则视察难周，易致奸人生心，二则易使人狃于故常不能唤起其爱国之念，最大之患则在使全国易返专制，稍不幸则全局皆翻……中国今日所处地位为由内治未完全而期进于完全之过渡时期，不能骤采纯全之集权制，而处处又不能不留，将来集权余地，最宜用有限制的集权说……仍留将来集权地步，盖因时制宜，处今日之时不得不尔”［18］。胡氏所指 “奸人”，自然是袁世凯，而其“易返专制”的预言，也借由袁世凯称帝而“实现”。

三、孙中山对“联省自治”评价的变化

二次革命是袁世凯与南方革命人矛盾的总爆发，结果袁世凯获得全面胜利，将革命势力全部消灭殆尽。此举使袁世凯得以更加大刀阔斧地推行中央集权措施，为他的帝制自为扫清障碍。但最终，他的倒行逆施遭到包括北洋系在内的全国各方势力的一致抵制，“洪宪帝制”仅83天便草草收场。袁世凯死后，中国彻底陷入四分五裂的无政府状态。北京中央政府徒有虚名，地方各省各自为政。目睹中国即将陷入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孙中山再次对地方分权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在1916年7月15日《在沪尚贤堂茶话会上的演说》中说：“地方分权，则吾欲更进一层言之，言地方分权而以省为单位者，仍不啻集权于一省也。故不为此项问题之研究则已，苟欲精密之研究，则当以县为单位。”［9］523孙中山此

时抛弃以往建议自治以省为单位的论断，而提出“直接民权”的县自治，显示他此时的思想又一次趋向单一国制。

但此时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各派系之间轮流控制政府，相互攻伐，一时间整个国家战火纷飞，人民饱受兵祸之苦。此时的中央政府彻底沦为实力派军阀的统治工具，无威无德，为各方人士所痛恨。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浓重联邦制色彩的“联省自治”运动兴起。当时学界的梁启超、范源濂、胡适等都极力鼓吹联省自治。他们认为民国之所以迟迟不能统一，皆由集权主义之误。要消除兵灾，必须组成自治政府，以联邦制建国［5］86-89。而当时国内各省实力派也想借联省自治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保障自身利益。另外部分实力较弱的军阀也欲以此为借口抵制中央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以求自保。所以他们也极力推动联省自治。一时间，联省自治成为全国最为强烈的呼声。

孙中山虽早有武力统一中国之想法，但此时实力孱弱。初期他有意借助西南军阀之力量，以南方为革命之根据地，之后再北伐统一民国。而此时南方各省大都极力主张联省自治以保全自身利益。所以在联省自治兴起之初，孙中山并未明确反对，而是态度暧昧［19］。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宣言中表示：“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唯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20］531此时孙中山在西南各军阀的支持下建立广东军政府，此时地方分权之论显然对其有利。他希望借由广东之自治，让其在这样一个根据地中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发展革命力量，进而图谋全国。

但孙中山的政治抱负显然与南方军阀仅图自保的想法相左。在对外武力北伐统一中国以及对内组织正式政府选举总统的问题上，孙中山与广东军阀陈炯明矛盾逐渐激化。当孙中山要求陈炯明放弃联省，兴师北伐时，陈炯明断然拒绝，声称：“炯秉‘联省自治主义'而奋斗，冀行此主义以救国，中山赞成联省，则我听其令；若中山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21］最终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彻底与孙中山决裂。此时的孙中山意识到“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各省军阀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惧怕革命，依靠军阀力量难以使革命成功。孙中山认为，军阀们提倡联省自治，实际上是“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22］523。所以他首先做的，便是彻底与联省自治派决裂。孙中山在《批林支宇函》中指出：“联省只能成官治，不能达成自治”［22］657-658，“今日之称为联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则其害上足以脱离中央而独立，下足以压抑人民而武断，适足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据之实也。”［23］又说，“欲求真正自治，自非排除恶势力之束缚不可……此为根本问题，非对于个人有所爱憎者也。”［22］655孙中山认为：“省之钳制各县，较之钳制各省，省之直接鱼肉其民，较之中央政府之鱼肉其民，均不啻模仿唯恐不肖，又加甚焉。”［24］所以“这种割据式的联省，是军阀的联省，不是人民自治的联省，这种联省不是有利中国的，是有利于个人的”。“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最后，孙中山得出结论：“中国眼前一时不能统一……是由于武人的割据，这种割据，我们要铲除也，万不能再有联省的谬误主张，为武人割据作护身符。”［25］

孙中山从开始对联治运动敷敷衍衍，再到之后强烈批判与深刻揭露，表明以联邦制方式建国的联省自治运动和他心中理想的建国方略不符。孙中山政治理想中最为重要的一方面便是民权思想，民主自治一直是孙中山所奋斗的目标。但此时武人当政的中国并不能给他贯彻自治提供条件，在这种社会现实下实行的民主只是军阀的民主，联省的自治只能成为“武人割据的护身符”。孙中山此时认识到，自治的前提是建立政权，在拥有稳固政权的前提下才可真正进行民主与自治的建设。时人康白情在《自治的统一与统一的自治》一文中曾指出，统一与自治的主张均有道理，即“自治的统一”与”统一的自治”。统一须以自治为基础，自治也须以统一为条件，二者并存，不可偏废［26］。孙中山一生都在追求成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把这作为推行民权政治的前提。孙中山在思考总结多年以来的失败教训后，逐步认识到要收拾中国的乱局，依靠军阀力量是不行的，“欲求真正自治，自非排除恶势力之束缚

不可。”所以孙中山决定要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党，以党的力量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国民政府，以党治军，以军建国，之后再推行民权，达到民治。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方略［27］62-63。此三阶段的革命主张，可以说是孙中山对其一生革命历程的总结，是在其失败无数次之后得出的最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路线。在中国各省各自为政、相互攻伐的情况下，首先以一强有力之军政府扫清寰宇，建立一强有力之政权是一切国家建设的前提。此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东“以党治粤”，创立黄埔军校，倡导国共合作，开始为武力北伐作准备。

四、余论

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思想家，他拥有自己一贯的政治理想，也拥有完整的革命思想体系。但同时，他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一生都不断地参与各种实际的政治活动，并且时时要根据社会的脉搏提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救国方针，并且这些方针通常是现世的，马上可用的。胡春惠教授将他称之为“非柏拉图式”的政治家，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理论家［5］。由此观之，孙中山如何“凝省为国”方略前后不断变化，是由于现实政治环境变化而导致。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方略，都是为了现实的革命需要。

孙中山有着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但一切施政的前提都是需要一个由自己所主导的政府。孙中山一生都在追求能建立一个控制全国的中央政府。但是由前文所述可知，他时而倾向于联邦制建国，时而强调单一国制，时而主张地方分权，时而要求中央集权。那么哪些才是他一贯的主张，哪些只是现实革命需要而采取的策略性措施呢。笔者认为，仔细分析孙中山“凝省为国”不同时期的不同主张时，不难发现，每逢孙中山主导政府之时，他都会比较倾向于单一国制，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统筹全国政务。所以我们可以判定，孙中山理想中的建国方略单一制集权国家，他“终其一生，未尝认为联邦制适合于中国，偶对联邦制表同情的言论，也只是策略论的运用而已”［28］。

但是集权并不等于专制。孙中山之所以倾向于建立单一制国体，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追求国家统一是每个时代政治家共同的呼唤。所以无论是北洋一系或是国民党成员，都将国家之统一作为政治目标。吴佩孚曾指出：“凡民族之发达，皆由个别分立而渐进于集团统治，未有反其道以行，由集团统治而趋于分立割据也。”［29］张君劢更是在《联邦十不可论》中表示：“然而先邦而后国者，其政治常一成不易。先国而后邦者，常颠倒错乱，历数年而后定。”［30］可见在中国已有的大一统传统观念中，联邦分权思想并不成为主流。其次是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决定的。此时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完全被打破，国家政治体制处于严重畸形的状况，这给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时建立政府，须以收归地方权力，重建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为第一要务。所以创建单一国集权体制，是维护国家统一与发展的最佳建国方略。最后，国外的政治环境也要求当时的中国能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处于被西方包围的状态，西方势力如跗骨之蛆一般渗透到中国内部的方方面面。“目前列强并峙，竞争剧烈，各国方挟其统一之民族，强固之国家，龙争虎斗，皆以我为杌上肉，而思操刀之一割，而我又分而自弱，以与之相拔，是恐死亡之不速又从而自杀也。”［31］所以此时的中国，需要一个统一的，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领导人民反抗侵略，建设国家，走向富强。

但是此时革命党人势力并不强大，必须和地方势力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靠他们的力量才可组成政府，所以孙中山不得不在策略上有所调整，希望以最能得到地方支持的联邦制先建立政权。南京政府虽然建立，孙中山却无法控制全国局面，在“政令不出百里”的情况下，他的施政必然是一无所为。二次革命的失败，更是使得革命势力被扫清殆尽。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只得流亡国外，所有国家建设方针皆成空谈。此后，在国家已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统一中国、建立政府便成了孙中山的奋斗方向。起初他依靠西南军阀建立革命政府，但军阀的自保心理必然与孙中山的全国之志相互背离。终于，孙中山与军阀分道扬镳，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策略，决心先以军立国，以武力手段“凝省

为国”，建立统一之中央政府，再谋求民主与自治。

现在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孙中山省地位构想之时，认为其晚年又趋于均权思想，从而形成了解释孙中山省地位构想“分权——集权——均权”的话语模式。原因是孙中山在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了“关于中央及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的说法。但笔者认为关于“均权”含义的理解，尚有商榷之余地。孙中山所谓“均权”的含义，并不是指权力大小，实际上是指以权之性质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主权属国家，而治权属人民。孙中山早年便曾解释过，中央有中央当然之权，地方有地方当然之权，故有国家政治，地方政治，实无所谓分权集权也［9］482。所以此时孙中山表达的“均权”，实际上与国家政权建设思想无涉，指的只是一种权力分配模式，是在统一国家的建构下，如何界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发扬民主政治的一种规划，并不能视为一种新的“凝省为国”主张。

分析孙中山政治思想之核心内容，不难发现他于国家主权与人民治权看得极重。这也形成了他的两大思想体系，即如何“凝省为国”的建国方略与如何化官治为民治的地方自治思想。这两种思想是平行的，不相干扰的。建立强有力之中央政府是孙中山的一贯追求，但这并不妨碍他“直接民权”思想的实践。中央与省的权力分配是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体现，而民权与民治却主要表现在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中央和省权力的平衡分配与基层的民主自治是不相干扰的。相反，一个国家稳定中心权力的存在恰恰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东方的民主政治道路并不能机械的模仿西方。民主共和并不意味着就要实行联邦制，所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与他武力统一中国，建立单一制国家政权的构想并不矛盾。也正是孙中山一贯秉承着民权主义理想，这才使得他的武力统一与直皖等军阀的武力统一区别开来。在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中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是众望所归，时人曾表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32］（张鹏春《日程草案》）。但孙中山的“军政”统一道路是建立在人民的基础上的，而北洋系的统一道路却是建立在军事寡头的基础上的。人民的统一带来的是民主，而军事寡头的统一随后就是独裁。所以在我们评析孙中山“凝省为国”方略的时候，厘清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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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Sun Yat-sen's National-building Strategy upon“Founding of United Government”

REN Rui-x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Sun Yat-sen's pondering about “founding of United Government”experienced a meandering metabolic course that could be seen from his public utterances.Although his ever-changing thoughts were derived from the dramatic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centralization unitary system had always been the most optimum national-building strategy.However,since centralization was not equal to despotic,Sun's local selfgovernment ideology didn't contradict the conception of building centralization unitary system country by force. In addition,it was the civil rights ideal persistently upholding by Sun that distinguished force-unified of Sun Yat-sen from that of Anhui and Zhili warlord.

Sun Yat-sen;“founding of United Government”;national-building strategies;review

K251

A

1007-5348（2015）01-0070-07

（责任编辑：廖铭德）

2014-11-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研究”（11BZS065），河南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民国省制的制度与实践（1912-1928）”（Y1327046）

任润鑫（1990-），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