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玲（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钟嵘以悲为美的诗歌美学观管窥
——以《诗品》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品次排列为视角

史学玲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诗品》中共论及四位女性作家，分别置于上、中、下三品之中，形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微系统。这当中包含的品评标准很多，而以悲为美是一重要因素。这也体现了魏晋以来形成的美学思潮。

诗品；女性；品第；悲美

《诗品》是出现于齐梁时代的我国的第一部诗歌理论著作，是首部五言专论，是“诗话”类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作，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的特点，与“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的《文心雕龙》齐名并称为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诗品》对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诗歌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而钟嵘，作为《诗品》的著者，一位充满诗学理想的评论家，通过《诗品》建立起了自己的品评标准和审美坐标，显示了自己的诗学理想。我们可以从《诗品》中女性作家作品的品次排列这个角度，来了解钟嵘的诗歌美学观，以便更好地解读《诗品》。

在《诗品》中，作者论及的女性作家共有四位，她们分别是：汉班婕妤、汉徐淑、齐鲍令晖和齐韩兰英。她们分别被置于《诗品》的上、中、下三品之列。《诗品》的体例共分为三品，而三品之中，又颇有讲究：上品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中品略次；下品则为次要诗人。在论述上，上品较详，中品次之，下品再次。虽然在《诗品序》里，钟嵘说“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一般序论中的习套而已。其实，我们由此也正好可以看出钟嵘对所评人物的品第的高度慎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学本质属性的认识尚处在萌芽阶段，因此，当时的人们主要是通过对不同文体的辨析来认识诗的特点的，钟嵘也不例外。在《诗品序》中，他就这样说道：“夫属词此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吟咏情性”，便是钟嵘对于诗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他的诗歌批评的理论基础。“吟咏情性”，简单来说就是诗歌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以情感为基调来进行创作的诗歌，才可称之为真正的诗歌。不仅如此，在具体地分析、评价作家作品时，钟嵘也以情感的有无以及程度的强弱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点。在钟嵘所品评的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中，最能体现其诗学理想的诗人是曹植，他将曹植置于上品，其评曹植云：“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在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钟嵘诗学理想中的情感核心——“情兼雅怨”，其情感内容中的“雅”和“怨”，指的就是源出《诗经》的“雅”和源出《楚辞》的“怨”，而这里

的“怨”，也体现了汉魏以来以悲为美的美学思潮。因此，在品评人物的时候，钟嵘很喜欢用“怨”字来进行评论，并且将带有“怨”情的诗歌置于较高的品位。在《诗品》中，被列入上品的12位诗家中，有6家富于“怨”情。评古诗，强调其“多哀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评李陵诗，重视其“文多悽怆、怨者之流”；评班婕妤诗是“词旨清捷，怨深文绮”；评曹植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评左思诗“文典以怨，颇为清切”等等。除此而外，在中品，对所品评诗人也多用“怨”字进行描述，如：秦嘉、徐淑夫妻“文亦悽怨”、郭泰机“孤怨宜恨”、沈约“长于清怨”。而居于下品的诗人，对其品评却没有一条谈到“怨”的，或者说假使有“怨”情，但由于不深刻或其它原因，作者不愿以“怨”相评。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强调作家作品要抒发怨愤之情的是司马迁，其“发愤著书”理论，深深的影响着当世及后人。而“怨”的诗学理论最先出自《论语·阳货》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怨”，据孔安国的《集解》，一般都将其解释为“怨刺上政”。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到了齐梁时代，其特殊的社会环境，诸如政局多变、天灾人祸、命如草芥、生离死别等社会现实，遂令文人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关注自身、重视情感等方面。受此影响，钟嵘对诗“怨”论也赋予了饱满的意蕴。他率先把“怨”论引进诗歌理论中，加以系统阐发，使之成为诗歌理论的重要元素，并认真地将其贯穿到对诸家的评论中。《诗品序》中有这么一段话，代表了钟嵘自身对“怨”的深刻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为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在这些“感荡心灵”的“种种”人生际遇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嘉会寄诗以亲”、“女有扬蛾入宠”是“乐情”之外，其余的都是“怨情”。钟嵘所说的“怨”主要是指抒发怨情，是由个人的遭遇所引起的各种消极情绪的抒发，“在现实生活中，诗人往往由于不幸的遭遇，志不能立，道不能行，自身又受到折磨。一腔怨愤，发而为诗，就是‘托诗以怨'”［1］69。当然，由于各人不同的经历和遭遇，感受的或深或浅，其怨情又有所不同，品第也就各异。正如张怀瑾先生在其《钟嵘诗品评注》中所言“虽然情性同样都是怨，而所怨有别，诸家诗的精神个性也就各异。毫厘千里，品藻不同”，亦如梅运生先生在《钟嵘和诗品》中所说的“已入流的诗人，同是抒怨情，但感恨的深浅不同，表达上工拙有别，还可以此再评其高下”。在《诗品》中，钟嵘把四位女诗人归入怨诗一宗，她们的“怨”，主要是闺阁怨情，但又不尽然。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四人诗“怨”的不同。

一、上品中的班婕妤

《诗品序》已有对班婕妤的评价：“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在《诗品上》中，又较详细地对其进行了评价：“汉婕妤班姬诗，其源出于李陵。《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侏儒一节，可以知其工矣！”“其源出于李陵”，让我们用钟嵘的“考辩源流，定其品第”的原则来分析句中的这句话，班姬的前一位评论对象就是李陵，其评曰：“汉都尉李陵诗，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班姬的诗“怨”源头也是《楚辞》。在《诗品》中，钟嵘品评诗人时，详于流变、考镜源流，其所出源头，包括《国风》《小雅》《楚辞》三个部分。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提出：“受《国风》影响的诗人较多，其诗歌特点是怨雅而悲壮；受《小雅》影响的诗歌，其特点主要是怨雅而温柔，代表诗人是阮籍。曹旭《诗品集注》引陈延杰注云：‘阮诗愤怀禅代，凭吊古今，颇具《小雅》怨而不怒之旨。'也可以说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受《楚辞》影响的诗人最多，其诗歌特点是怨而愤，悲而少壮。”源出《楚辞》一系的诗歌之“怨”，大多来源于个人不幸的生活遭遇，是对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发，且其怨情是很强烈的，源于《楚辞》的班婕妤的“怨”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质。《汉书·外戚传》中就简洁地描述了班婕妤“怨”诗的成因：“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

选入后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上许焉。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园陵，薨。”汉成帝弃旧宠新，班婕妤遭到遗弃，为求自保，她不得已去侍奉太后，哀伤不已，内心极度苦闷却又无人可以倾诉，只得作文自悼。又苦于不便直抒苦怨、不敢直抒怨情，于是采用比兴体，以团扇自喻，写出了自己遭受抛弃的怨恨。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背景下，女子地位极其低下，后宫女子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更为可悲，三千佳丽，某一位遭到抛弃更是寻常事，而一旦遭到遗弃，其结局就只有孤灯相伴、老死深宫了，真可谓“孀闺泪尽”。因此，班姬抒发的怨情，在宫廷中，极具普遍意义。故而《诗品》评其：“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正是将班姬“托扇以写怨”（谢榛《四溟诗话》卷一）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体现了一位普通女子的情致，抒发的不是一人之“怨”，而是普天下在当时没有地位的女子的心声，其怨具有普遍性，其程度亦深刻，故而列于上品。

二、中品中的徐淑

《诗品中》，汉上计秦嘉、嘉妻徐淑诗：“士会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秦嘉、徐淑夫妻被钟嵘放在中品中的第一家，可见对其评价也是较高的。历史上对徐淑的评价普遍较高，《诗薮》云：“汉、魏间，夫妇俱有文词而最名显者：司马相如、卓文君、秦嘉、徐淑、魏文、甄后。然文君改蘸，甄后不终，立身大节，并无足取。惟徐氏行谊高卓，然史称夫死不嫁，毁形伤生，则嘉亦非谐老可知。”［2］133刘知几亦在《史通·人物篇》中称她为“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徐淑夫妻十分恩爱，但在现实中却面临着生离死别，《玉台新咏·秦嘉赠妇诗序》有云：“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故而文词多悲伤凄怨之情。陈衍《钟嵘诗品平议》云：“‘凄怨'指淑答夫两书言也。”“徐淑叙别之作”，当指其《答秦嘉诗》，诗歌表达了自己因生病而未能与夫相见的深切遗憾，尤其是末尾的“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行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更是将一病中妇人的身心脆弱无助、满腔相思无处寄的复杂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其诗必然哀婉凄切、感人肺腑。对于此条评价中的“亚于团扇”，各家观点历来不同，此处暂且不论，这里仅就“怨”的情况分析其居于“中品”的原因。徐淑的叙别之作，全是自己的亲身感悟，是真事真情的现实写照，其感情基调温情而平实。确如沈德潜《古诗源》卷三中评此诗之语：“词气和易，感人至深。”但正如前面已述，班姬之诗由于怨情激烈、情感深刻以及普遍的社会意义而居于上品，而徐媛，“除‘文绮'不及外，就是怨情程度上的差别。从叙怨情的角度上说，离别之情，终不及遭遗弃之苦，更使人同情。”［1］74因而，宜居中品。

三、下品中的鲍令晖、韩兰英

鲍令晖、韩兰英都在《诗品下》，且共为一组。《诗品下》：“齐鲍令晖、齐韩兰英：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拟古尤胜。唯《百韵》淫杂矣。照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兰英绮密，甚有名篇。又善谈笑，齐武以为韩公。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这些评语中无一怨字，不过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些许闺阁怨意。

鲍令晖居于下品，其原因主要是“借拟古叙别情，其怨情的深度又不及徐淑诗”［2］74。如她的《拟青青河畔草》《拟客从远方来》《古意赠今人》及《题书后寄行人》等大多数作品，都是用拟古的手法来抒发怨情，故而不如徐淑的直抒胸臆来得真挚和感人。此外，在评语中提到的诗歌《百愿》，其描写技法主要为赋，而钟嵘对这种过于倚重赋法的作品却颇有微词，正如他在《诗品序》中曾明确表示过的：“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尤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在评议《百愿》时，他又以一“淫”字与“崭绝清巧”对照，其中应该也包含着对它因反复铺陈而可能带来的芜杂之弊的指摘［3］。《南齐书》卷二十《武穆裴皇后传》云：“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祖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许文雨《讲梳》引《金楼子箴戒篇》亦云：“齐郁林王初欲废明帝，其文则内博士韩

兰英所作也。兰英号韩公，总知内事，善于文章，始入为后宫司仪。”据齐武之言，以及《齐书》所云“献《中兴赋》，被赏入宫”与《金楼子》所载“齐郁林王欲废明帝之文乃兰英所为推论之，则兰英之文才，当极为帝所重，盖无异议”［4］可知，兰英虽也为后宫一妇人，但她主要是因为颇有才气而被赏识入宫的，故而，其命运不会像那些只依靠美色去取悦君王的女子的遭遇悲惨，因而，所抒的闺阁怨情，或不像前面所述女诗人那样，其感情是现实活生生的写照，是自己情感的真实抒发。以至于钟嵘在评价二人时，引用了齐武帝萧赜的话：“借使二媛生于上叶，则‘玉阶'之赋，‘纨素'之辞，未讵多也。”也就是说，他认为若鲍令晖和韩兰英生于汉朝，最重要的是有着班婕妤那样的遭遇，她们也同样能写出《怨歌行》那样深刻的怨诗。

四、结语

诗怨论既是《诗品》中的重要理论元素——以“怨”评诗的理论标准，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学批评及创作。如：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认为人言与事物相同，“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北宋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不平则鸣”的观点，提出了“诗必穷而后工”，他认为“盖世所传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故而，诗人只有把强烈的怨情发而为诗，其诗歌才能有惊心动魄的美，也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近代王国维也说过“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他认为表达愁苦怨情的诗歌最容易打动人心，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除此而外，还有很多或在理论或在创作中体现“怨”的文人。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许多优秀作品，大都是作家抒发自身遭遇及心中不平的怨歌，所以“逐臣”和“弃妇”就成了中国古代最易产生优秀文学的两类人群。而钟嵘对四位女诗人作品的评价，主要就是针对其闺阁怨情内容来进行分析的，可归为“弃妇”一列，且据怨情的深刻程度及社会意义大小的不同，把她们分散置于三品之中，其“以悲为美”的诗歌美学观不言而喻。

［1］梅运生.钟嵘和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束 莉.钟嵘《诗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条疏证——兼论南朝女性的文学生态［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110-114.

［4］黄嫣梨.《诗品·齐鲍令晖齐韩兰英》笺证［J］.社会科学战线，1997（4）:115-119.

Review on Aesthetic Peculiarities in Zhongrong's Poems Reflecting Sad Beau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ale Poets'Grades Based upon Shipin

SHI Xue-ling
(College of the Liberal Arts,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Guizhou,China)

ShiPin mentions four female writers and they ar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grades. They constitute a kind of Microsystems,and in these systems they have common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to each other.They are many kinds of evaluation standard of grade,but sadness is beauty is the most essential one in it. Yet can also reflect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aesthetic forming from Weijin dynasty.

Shipin;female;grades;sad beauty

I206.2

A

1007-5348（2015）01-0044-04

（责任编辑：吴有定）

2014-11-05

史学玲（1991-），女，贵州毕节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