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钟茂初

（1.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辽宁锦州121001；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发展经济学视角的中国发展阶段及模式

马新1，钟茂初2

（1.辽宁工业大学经济学院，辽宁锦州121001；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起步，到快速工业化阶段，再进入到“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汲取了有益的思路，又对发展经济学的完善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对传统发展经济学观点有所创新。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既对发展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认识作出了印证，也为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提升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本文从几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也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及“新常态”发展阶段特征进行了探讨。

中国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新常态”发展阶段

特色鲜明、发展快速且成功的中国模式无论对中国发展过程的归纳总结，还是对创新发展经济学，即“中国发展阶段及其发展模式与发展经济学相互关系”的研究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理论探索价值。此外，还可以对正在寻求转型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当今，中国经济正跨入一个“新常态”阶段，需要将“新常态”的发展观、中国特色的高速发展历程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进行有机结合，提出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发展方略并改进与完善，是对未来发展最好的借鉴。

一、中国发展模式与经验应升华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理论

过去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门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分支，由于其理论背景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切合性不高、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的成功案例不多等原因，其学科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如今世界上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应加以总结进而上升为理论体系，并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是消除发展经济学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向。我国一些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如简新华（2006）、马颖（2004）、刘义圣等（2006）、叶初升（2001）以及郭熙保、马媛媛（2013）等在深入探寻中国工业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提出“要科学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上升为基本理论，形成科学范式和逻辑体系”［1-4］。以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中国经济应如何发展，发展经济学未提出有价值的理论与战略；中国将在探索中前进，其发展经验将会促进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5-6］的研究观点。

二、中国经济发展借鉴深化了发展经济学理论认识

发展经济学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功借鉴和运用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认识，并通过实践进一步深化了这些理论。从中国经济30多年的发展路径与未来阶段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是其突出的特点。笔者认为，中国从工业化起步到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其增长机制变迁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形成：初始累积（农业剩余与乡镇企业的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起步、国有及集体企业的民营化或股份制转型），外资的引入（中外合资企业、对原有企业的并购/参股、独资跨国企业的大举进入），民营企业的崛起，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的逐步兴盛，对中国发展过程中资本形成机制变迁的分析，既有发展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也有其特色或创新。

2.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人口众多并广泛获得基本教育，建国以来的国有企业培训了大量技术工人，因而造就了经济高速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能力，即人力资源的高质量、低成本；那一时期所缺乏的是经营管理方面、技术方面的人力资本，最初是通过中外合资方式引进人力资本并促进自身人力资本的逐步形成，这一需要也使得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快速提高。那时，劳动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大批企业倒闭造成了城市下岗工人数量剧增，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民工报酬低下，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包括部分高教育程度人口的失业）。对中国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问题，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3.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发展战略：根据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技术引进、以市场换技术、促进自主创新等是不同阶段满足产业技术需求的主要战略。知识产权经历了由不重视、无保护制度、受制于人到保护制度逐步完善，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的历程。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发展战略，是不同阶段发展条件下的合理选择，但也出现了对技术发展战略的长期影响未有充分的考量的问题。

4.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战略：根据本国生产要素条件和来自国际方面的需求，我国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产业发展战略。始终以制造业为主轴，采用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并重方式，为适应新技术发展和新需求，使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得以迅速提升，这种提升的前向联系带动了铁路、高速公路、电力、能源开采、原材料等国家基础产业的规模发展；其后向联系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升级，同时，外向型经济的规模化发展（从资源出口而获取制造品进口、转变到制造业出口、再到制造业高竞争力出口、直至到制造业跨国生产的不同阶段）得以快速提升。对此进行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具有价值。

5.工业化过程中的政府主导作用：中国工业化过程是其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化转换的过程。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尚未完善与完全，注定了工业化过程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加之“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理念，如在招商引资等诸多方面，政府对经济增长倾注了主要的力量；而在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下，民营经济得到不断壮大、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也使得政府主导的负面作用得到了一定的抑制。这一发展模式既有发展经济学意义也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经济体而言具有借鉴意义。

6.中国发展过程中增长机制对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印证价值

（1）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独特的资本形成机制：居民的高储蓄率、各级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不遗余力、民间资本的逐步壮大、资本市场和产业金融的逐步完善，对中国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印证了工业化阶段资本对经济增长核心作用的一般经济增长理论。

（2）中国大量高素质、低工资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也为中国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本符合Lewis二元经济增长模型的论述。

（3）中国工业化初期缺乏经营管理和技术方面的人力资本，是通过中外合资方式引进人力资本并促进自身人力资本的逐步形成，这一过程具有“从干中学”的意义，某种程度上符合Lucas人力资本增长理论。

（4）中国工业化进程以制造业为主轴，在适应新技术发展和新的需求而迅速地提升产业生产规模的同时，也相应地提高了产业技术水平、进而在国际市场中拥有竞争力，这一过程符合Romer内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

（5）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制度变迁和政府作用对经济高速增长所起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制度”作为一个增长要素的理论认识。

因此，在从快速工业化发展阶段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之后，在资本形成机制、新增长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要素）的形成和培育、产业技术进步模式、制度变迁和政府作用推动增长等方面，都应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与升华，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以及经济增长理论对于新发展阶段所蕴涵的意义。

三、发展经济学视角的中国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

中国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促进平衡发展政策都具有发展经济学的一般意义。对此，白永秀、雷宏振（2002）等学者指出［7］，从不平衡发展的要求出发，通过先行发展东部增长极形成一个自主化的产业增长链后，再打破传统的梯度发展的限制，实施西部飞雁式跨越梯度的扩散，有效地缩短了地区结构差异和经济发展周期。

这样，中国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及其发展经济学意义就主要体现为：（1）中国的增长极梯次推进发展战略。根据中国各发展时期的特性及各区域的基础条件，中国先后推行了以增长极梯次推进改革发展的战略，1980年代以深圳为增长极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率先改革与发展、进而带动全国改革发展，1990年代以上海浦东为增长极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改革与发展、进而带动全国进一步的改革发展，2000年代拟以天津滨海为增长极推进环渤海区域新的改革与发展、进而带动全国更加深入的改革发展。（2）中国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之下，各地适应自身条件创造性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增长模式，如：深圳模式、开发开放园区模式、东莞模式、浦东模式、温州模式、苏州及苏南模式、山东半岛模式等。对这些增长模式进行归纳总结，具有发展经济学的价值。（3）在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之后，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在拉大，在此状况下，为缩小区域发展水平差距，继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战略。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之下的平衡发展政策，也具有发展经济学价值。并且，这一非平衡发展模式，对于“新常态”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自贸实验区”战略的确定与推行，也有延续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的非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主要体现在：一是发展策略不均衡。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国家的各项改革措施采取的是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东部沿海地区在一系列优先发展政策的支持下，在上世纪末期建起了一些具有国际化水平的经济中心区，带动了沿海其它区域的发展。实施东部优先发展战略大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拉大了与内陆滞后发展区域的发展差距。二是制度和结构变革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及就业结构较为突出地优于中西部区域。首先，东部非公有经济发展迅速带动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第二，由于东部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大批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相比较中、西部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还处在较低水平。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三是投资布局不均衡。改革开放以来直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国家的投资更倾向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政策的倾斜性，导致吸引外来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投资的巨大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

因此，促进区域平衡发展应遵循Pareto改进原则，即：一个区域的发展应在不损害其他区域发展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无论是区域自主的发展策略或是国家的发展策略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否则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就不是一种完善的发展。就中国推行的非均衡发展策略来看，至少在资源利用方面、劳动力培育成本方面、生态环境维护责任方面、粮食安全和基本耕地保护责任方面都没有体现Pareto改进原则。“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应当充分利用补偿原则和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来努力实现均衡。

四、从发展经济学视角来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和“新常态”发展方向

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方面，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阐述，如薛伟贤、孟娟（2006年）认为［8］，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加速发展，处于工业化成长阶段。2008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将出现拐点，工业化发展趋势将开始下降。本文认为，中国工业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具有各自的发展特点。

1.起步之初属于典型的欠发达经济（lessdeveloped economy，or，developingeconomy）：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的社会结构特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受支配和极其脆弱的地位；此外，社会还广泛存在着：制度上的僵化和对经济发展的重重禁锢，体制上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及其对市场的完全排斥；自我封闭的经济结构——非效率、非市场、非开放的经济体系；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歧视性的二元政策体系；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70%以上），农村和城市中都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

2.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978年至2012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7%）。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充分利用了以下特点：（1）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2）教育程度较高和低工资的农民工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3）土地属于国家、集体所有，使得基础建设、工业和服务业所需土地征用便利、低价；（4）对于外来资本的强吸引力（劳动力高素质低工资、资源价格低廉、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社会环境稳定），并充分利用了发达经济对资源型产业转移的机遇；（5）区域发展差异，使得农业产品供给、低价格的资源供给主要由低发展程度的中西部地区承担；（6）消费市场的层级（从大城市——中小城市——农村的梯次推进）导致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产业随消费品迅速推广、普及（如：家用电器、移动电话、汽车、住房，高档消费层次与国际市场基本同步）而快速发展。

3.“新常态”的发展阶段。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 700美元，未来5年人均GDP可能超过10 000美元，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4年，中国对“发展”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特征是：“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的起步阶段，正处于一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迅速转型期。（1）人口与市场规模庞大等条件依旧，但人口红利、低工资劳动力、低廉价格的资源、低价的土地等条件不再拥有；（2）对于资本的吸引力将面对其他欠发达经济的有力竞争，部分产业的转移将不可避免；（3）由于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不可能持续维持10%这种水平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制造业不可能维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否则将带来难以估量的后遗影响。可以预计，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率将放缓、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4）区域发展差距，短时期内还将维持，甚至可能有所扩大。但从中长期来看，在国家倾斜政策的影响下，中西部通过后起优势，将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5）制度层面，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快速工业化，积累了财富和发展基础，但很多方面的改革并不彻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成为了阻碍发展新的体制制度因素。即进入了“改革深水区”；（6）“新型城镇化”将要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而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障碍。

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来对照分析中国工业化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的战略转变。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新常态”阶段确立了发展思路。分析经济领域的战略目标，可以看出：（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乃是逐步改变高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而转向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主导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强化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2）“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是新发展阶段的要素形成与运作模式；也是对高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非平衡要素累积模式的一种修正。（3）城乡发展一体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乃是高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非平衡发展战略的一种改善策略。（4）建设自由贸易区，进行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乃是将高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区域非平衡发展策略，扩展到国际范围的一种延伸；同时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产业发展战略在国际范围的一种延伸。（5）创新驱动，则是对高速增长阶段所形成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模式的效率化改进。现阶段的“互联网+”就是产业技术发展策略的替代和升华。（6）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绿色化，则是对高增长过程在生态环境领域形成的外部性的一种治理；同时也是“新常态”时期减少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发展模式选择。

这样，对于中国“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理论分析与指导，既需要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又要有自身的理论来源；既需要采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对中国发展加以讨论，又必须对其特殊主题加以探索；既需要对“新常态”发展阶段持续推进发展经济学一般发展主题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也必须对“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特殊背景（发展条件、发展障碍等）加以深入剖析，还必须对发展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发展对策深入研判。（1）要确立其主导性的理论基础（逻辑起点）：以“全面发展”“协调平衡”“可持续”三个层次来考虑发展问题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适应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新阶段。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对于深入地认识“新常态”发展方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要探索中国“新常态”阶段的发展难题，如中国“新常态”阶段的表征、多重转型、面对的障碍与制约、要突破发展障碍的路径。采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可以判断“新常态”阶段，与之前以“高速增长”为主轴的发展阶段必然存在不同的发展特点，认识新的发展特点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寻求适应目标、突破障碍的有效路径。（3）要分析中国“新常态”阶段的目标与政策。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目标与政策可以概括为：经济建设，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发展”；不均衡、不和谐、不可持续问题的“三治理”；地区协调、城乡协调、利益群体协调、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国际关系协调的“五协调”；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新五化”。

［1］简新华.中国将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基地［M］.光明日报，2006-06-19（2）.

［2］马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N］.光明日报，2004-05-11（2）.

［3］刘义圣，陈燕.发展经济学贫困阙疑与中国经济发展强势［J］.经济评论，2006（1）：23-28.

［4］刘义圣，许彩玲.中国经济强势发展对发展经济学的回应［J］.发展研究，2006（1）：63-65.

［5］叶初升.发展经济学的逻辑演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J］.中州学刊，2001（1）：4-9.

［6］郭熙保，马媛媛.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J］.江海学刊，2013（1）：72-79.

［7］白永秀，雷宏振.跨越梯度的扩散：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实践模式［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2（1）：81-83.

【责任编辑 曹萌】

B223

A

1674-5450（2015）06-0058-04

2015-07-2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58）

马新，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工业大学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