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357）

“转借”说与“净化”、“间接满足”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弗洛伊德文艺鉴赏理论比较

李丽

（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357）

关于文艺鉴赏的理论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和《伊安篇》中提到了许多关于文艺鉴赏心理的论述。尤其是柏拉图在阐述其奴隶主贵族的文艺社会功用说的观点时，不可避免地对“作品何以给人以快感”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柏拉图关于文艺鉴赏的论述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观点，但是已经体现出了“间接满足欲念”和注重“文艺感染的作用力”这两个基本要素，这为后人从心理学和文艺功用的角度探讨文艺鉴赏的发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理想国；转借说；净化说；间接满足说；文艺鉴赏

一、柏拉图的“转借”说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通过苏格拉底和格伯康的对话，充分表达了他对“摹仿的摹仿”的文学本质的不屑，并且以一个奴隶主贵族的衡量标准反对歪曲神的形象、破坏人“理智”的文学作品。

对于柏拉图所努力构筑的“理想国”和“理想人性”的合理性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文艺作品如何引发人的“感伤癖”、“哀怜癖”这一罪状的描述。

苏：你可以这样来看：我们亲临灾难时，心中有一种自然的倾向，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可是理智把这种自然倾向压下去了。诗人要想餍足的正是这种自然倾向，这种感伤癖。同时，我们人性中最好的部分，由于没有让理智培养好，对于这感伤癖就放松了防戒，我们于是就拿别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我们心里就这样想：看到的伤悲既不是自己的，那人本自命为好人，既这样过分悲伤，我们赞赏他，和他表示同情，也不算是什么可耻的事，而且这实在还有一点益处，它可以引起快感，我们又何必把那篇诗一笔抹煞，因而失去这种快感呢？很少有人想到，旁人的悲伤可以酿成自己的悲伤。因为如果我们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这种哀怜癖就不易控制了。

格：你说的很对。[1]

在这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柏拉图对文学作品如何发挥其“感染”作用的介绍。关键的一句话是读者在鉴赏时的心理描述。“我们心里就这样想：看到的伤悲既不是自己的……而且这实在还有一点益处，它可以引起快感，”还有上面的一句“我们于是就拿别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

这是对悲剧性作品，也就是引发人哀怜癖作品的论述。在随后的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对“诙谐性”作品的控诉，“你平时也是让理性压抑住你本性中诙谐的欲念，因为怕人说你是小丑；现在（欣赏文艺时）你却尽量让这种欲念得到满足……”。[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文艺作品产生快感”的解释是，对于“本性中欲念的满足”，而且，这种满足不是亲自参与获得的而是“拿别人的痛苦来让自己取乐”。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主张欣赏者通在鉴赏作品时借作品（尤其是作品中的人物）满足平时被自己理性压抑的各种情感的需要，从而产生快感。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将它称为“转借”。欣赏者在转借中满足欲念，产生快感。柏拉图的“转借”有两个前提：

（一）人性需要的全面性和复杂性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是古希腊历史的转折时期。国家政权由农业奴隶主转移到了工商业奴隶主手中，原来的奴隶主贵族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世袭权利。这在柏拉图看来，就是“世风日下”的局面。

同时，他认为这种局面与文艺当权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从一开始，柏拉图对文艺的理解就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极大不满和对人性复杂的深刻认识上的，因而他才主张建立《理想国》,用理智压倒一切欲念,用哲学压倒文艺。

正是因为柏拉图肯定了人除了具有坚强、忠诚之外的哀怜、诙谐“再如性欲、愤恨”等多方面需要和复杂的本质，人们才会去进行文艺欣赏，通过“转借”，达到对这些需要的满足。

（二）理性人格的确立

《理想国》所塑造的是一个和“现实世界对立的理念世界”。这里的人是理想的人，是“理智的人”，是没有或是逐渐摆脱欲念束缚的人。

这一点，从柏拉图对史诗和悲剧、喜剧不满可以看出，因为这些作品虽然描写了神，但是这些神不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万能的神，而是有个性有感情的神，是现实人的化身。柏拉图对于这样的描写十分恼火，他谴责荷马和悲剧作家把神写得和人一样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理想国中的人也应该和理想的神一样，具备了完善的理智，可以在“临到悲伤的实境”，有意识地去克服其它“低劣”的欲念。因此，这样一个欣赏者只能“转借”艺术作品去达到对“低劣”欲念的满足。

柏拉图的“转借”说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也就是我们上面一直在说的通过艺术作品的转借达到对自己欲念的满足，产生欣赏的快感。

第二层含义则是指，文艺通过对人的感染，使读者的思想性格受到趋向文艺思想的转化（同化），即注重“文艺感染的作用力”。我们通过柏拉图对人性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天生就具有倾向软弱和“低俗”的欲念，这些欲念比起已经确立对人思维和行为统治的理智来说是处于下风的。但是，随着“转借”的不断进行，“理应枯萎”的欲念，不断被文艺“灌溉”和“滋养”，变得愈加强大，从而会战胜理智，支配我们的生活。这也就是柏拉图反对文艺的根源。

“转借”的第一层含义主要是对文艺鉴赏心理的描述，对“文艺鉴赏产生快感”原因的回答，即假借作品满足欲念，是对鉴赏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分析。而第二层含义则主要是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即读者受文艺作品的感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这是对鉴赏结果的探索。

二、“转借”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

对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历来存在宣泄、涤除和缓和论三种互有关联但侧重点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亚里士多德对“净化”说讲得比较详细的还是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未及详说的下面这段话：

“有些人正在受到宗教狂热支配时，一听到宗教的乐调，卷入狂迷状态，随后就安静下来，仿佛受到了一种治疗和净化。这种情形当然也使用于受哀怜恐惧以及其它类似情绪影响的人。某些人特别容易受到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3]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及音乐的目的时，提出了音乐有三个目的：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这里的教育显然与“涤除”更接近，即通过音乐（文艺作品）洗净、涤除人们灵魂中罪恶的、不洁的成分，使人们更高尚、更纯洁、更善良。而精神享受，强调的是文艺快感的发生，则更适合用“宣泄”来解释，即通过文艺作品的欣赏，宣泄内心的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柏拉图“转借”说的第一层含义。

作为与教育、精神享受的并列选项，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显然用缓和说更合适，即通过宣泄、减低情感的强度，使之恢复平和、中庸的心态。虽然亚里士多德举例只是说明了人在“狂热”时，会被同质的音乐缓和至“安静”。但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主要是强调文艺鉴赏的功用性，即通过对文艺的鉴赏使鉴赏者转向与文艺效果的趋同。狂热的人可以被音乐缓和至安静，哀怜恐惧的人也可以受音乐的感染而变得激动。欣赏者在欣赏文艺作品时，通过宣泄不知不觉地受到文艺的影响，而越来越转向对文艺的肯定和模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柏拉图的“转化”说的第二层含义相一致。

要特别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比柏拉图“转化”理论更丰富的一点是他更强调了“转借”的前提，即处于“某种情绪的”人，容易受到同样“某种情绪”的作品的影响。

三、“转借”与“间接满足说”

间接满足说又可以称之为变相满足说或替换满足说，它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获得的快感，与儿童从游戏中获得的快感和成人从幻想中获得的快感，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满足了某些得不到满足的愿望，从而成了这些愿望的代用品（或替代物）。

“富有想象里的作品给予我们的实际享受来自我们精神紧张的解除。甚至可能是这样：这一效果中不小的一部分是由于作家使我们从作品中享受到我们的白日梦而不必自我责备或者感到羞愧。”[4]

弗洛伊德显然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注重个体精神压抑的宣泄，并且深刻分析了人在现实之外的由文艺作品而引发的幻想、满足以及快感。这显然和柏拉图的“转借”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弗洛伊德，他们所认为快感产生的前提都是固有欲念在现实中得不到（或不可能得到）直接满足的人。两者的不同是，柏拉图所谓的“不能满足”，是因为他认为能够引发快感的欲念都是“低劣”的，是理应被理智严格抑制的。而弗洛伊德之所以强调“幻想”这种间接方式达到对现实愿望的满足，是因为读者都是“不幸福的人”。就像他所说的：“我们可以肯定，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幻想，幻想只发生在愿望得不到满足的人身上。幻想的动力是未被满足的愿望，每一个幻想都是一个愿望的满足，都是一次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修正。”[5]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对文艺欣赏动力的解释比起过于强调伦理和理智束缚的柏拉图来说更令人信服。无论是受“理智压抑”还是现实的缺失，欣赏者最终都要求助于文艺的幻想和转借。并且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主体（欣赏者）可以在想象中达到与客体（艺术作品）位置的转化，仿佛主体已经进入到作品中，以一种主观的方式完成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愿望，满足现实中难以满足的欲念，那么在欣赏结束之后，主客重新回到原位时，欣赏者就会有一种满足的快感。

间接性带来的快感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无利害性。这有点类似布洛的“距离说”。我们简单地讲，正是“转借”和“幻想”是间接而不是直接，欣赏者才可以心安理得地逃避理性的责罚，或者是毫无现实责任地享受“白日梦”带来的安全的快感。

四、结论

综上所述，柏拉图关于文艺鉴赏的论述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观点，但是已经体现出了“间接满足欲念”和注重“文艺感染的作用力”这两个基本要素。这就对以后从心理学和文艺功用的角度探讨文艺鉴赏的发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更侧重“文艺感染的作用力”这一个层面，而弗洛伊德的“间接满足”说则更加明显地继承了柏拉图“转借”说的第一层含义，只是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立场和理论背景的不同，因此在具体的概念（如欲念、愿望等）解释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但是总体来说，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对柏拉图的“转借”说在现代的继承和发展。

[1][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84.

[3]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4-45.

[4][5]弗洛伊德论美文选·作家与白日梦[M].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37，31-32.

（责任编辑：郭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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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416（2015）06—0105—03

2015-08-13

李丽（1980-），女，山东济南人，文艺学硕士，山东管理学院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