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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资本论:社会翻译学视角下葛浩文的资本

2015-04-10金敏娜杨永和

宿州学院学报 2015年10期
关键词:文化资本葛浩文资本

金敏娜,杨永和

1.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515;2.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104



译者的资本论:社会翻译学视角下葛浩文的资本

金敏娜1,杨永和2

1.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515;2.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104

摘要:从社会学角度观照翻译学是过去20余年里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兴的视角。借用皮埃尔·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资本”的概念,对当代中国文学著名翻译家葛浩文所持有的各种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进行了分析,描述了资本各种形式之间的相互转换。译者的各种资本对其翻译行为和策略有着重要影响,对译者的资本分析有助于全面了解社会因素在译本形成和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有助于了解译者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资本;文化资本;葛浩文;翻译社会学

1 问题的提出

在翻译学的学科发展史中,从跨学科的角度观照翻译学,俨然成为一种范式和趋向。翻译的语言学派、科学派、研究派、功能派、结构派、文化派等众多流派或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或是平分秋色不分伯仲。过去的20余年间,在经历了众多流派转向之后,全新的社会学视角在翻译研究中广受瞩目。西方三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卢曼和拉图尔及其理论和著作被逐渐引入到翻译学研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各种翻译现象及其社会机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翻译活动,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使译者在译文生产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倍受重视。尽管国内不少学者诸如胡牧、武光军、郭建辉等曾撰文对翻译社会学视角的不可取之处,例如研究内容脱离文本,研究的实证方法背离翻译学人文属性等提出异议[1]。但这也为翻译学提供了宏观层面上更为开阔的研究思维和方向。

本文以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葛浩文为研究对象,对葛浩文所拥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进行分析,研究各种资本如何互相转换,这些资本对译作的产生、流通传播有何影响,从而窥悟社会因素在译本形成过程中的构建作用以及译者与文化和社会语境的紧密联系。

2 葛浩文、资本和文化资本

2.1葛浩文其人

美国著名的翻译家、汉学家葛浩文193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市,先后就读于长滩州立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服役期间开始学习汉语,回美国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从20世纪70年代起,葛浩文先后翻译了萧红、莫言、苏童、杨绛、王朔、春树、姜戎等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的知名作家的50多部文学作品。在众多的作家当中,他翻译最多的有两位:一是民国时代的萧红,二是当代的莫言。二人的作品经葛浩文翻译后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反响。普遍认为,葛浩文翻译的莫言作品《生死疲劳》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起了决定性作用。葛浩文的翻译成就在我国获得了高度评价。刘心武曾说:“葛浩文的中译英,是被认为最具有水平的。”[2]

2.2资本和文化资本

为了构建其自身的理论体系,描述一个彼此相互强化和制约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网络之间各因素的相互关系,法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布迪厄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诸如“场域” “惯习”“资本”等,这些概念如今被广泛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本文重点关注其中的两个概念:“资本”和“文化资本”。

1986年,布迪厄在著作《资本的形态》中,将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3],即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并指出,不管是在部落社会还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本身都是一种经济,它同时与惯常称为“经济”的东西,即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相关。在布迪厄看来,文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领域,各种行动者在文化场域内的争夺,离不开自身各种文化资本的综合体所起的作用。同时指出,学校教育再生产了文化资本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分配。制造经认证的学位教育系统保证了人们总能依照客观确定的比率,将文化资本转换为货币:在文化上的投资总能获得相同水平的经济回报。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内容丰富,表现为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三种形式[4]。

3 葛浩文的文化资本和资本的转换

以下依据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分类,结合葛浩文的经历和译作,探讨葛浩文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及各种形式资本之间的转换。

3.1葛浩文的文化资本

纵观葛浩文的个人经历,发现葛浩文在大学学习期间学业不佳,曾沦为最末等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处于失业状态,不得已才去部队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又在中国台湾、日本、越南等地的军营生活和奔波数年之后,葛浩文回到美国,通过汉语的继续学习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至此,葛浩文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通过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和感性等文化产物。正如葛浩文所言,旧金山州立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颁发给他的硕士和博士文凭为他进入文学研究和翻译场域提供了铺垫,并以公开公认的方式为他敲开了众多市场(例如大学教席、翻译研究)的大门。

对以学者和译者为主要身份的葛浩文来说,他所拥有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和译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葛浩文开始接触萧红的作品,随后对萧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翻译了萧红的作品,他的《萧红评传》成为研究萧红的文献引用频次最多的论著,葛浩文也成为将萧红引入世界文学圈的重要人物[5]。在接下来30多年的翻译和学术生涯中,葛浩文先后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姜戎的《狼图腾》等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的知名作家的近50部文学作品[6]。葛浩文作为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声望,为这些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欧美世界的流布带来了广泛的社会资本,可以说,他对萧红的译介让欧美文学界认识了萧红,而他对莫言作品的大力译介则让莫言最终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在翻译之余,葛浩文于1984年创办了《今日中国文学》并任主编十余年之久,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译著、评论等为葛浩文的文化资本添上了最为浓重的一笔。

3.2多种形式资本的相互转换

下面讨论葛浩文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之间的转换。

布迪厄指出,行动者在拥有文化资本进入社会后,这些资本拥有的转化价值大或不大,取决于他进入的社会领域是否认可这些文化资本的价值[7]。葛浩文早期的大学学习未能有效促使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他曾因无一技之长,生活窘迫,只能选择继续进入学校积累文化资本,在旧金山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习和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学习为其获得了通向众多文化场域的通行证。毫无疑问,制造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育系统保证了葛浩文在文化上的投资逐渐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硕士毕业后,在一所学校谋到了一个职位,后因认识到自己除了“中文什么都不会”又回到学校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进入旧金山州立大学任助理教授,这一职位解决了其基本的经济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制造经认证的学位教育系统保证了人们总能依照客观确定的比率将文化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在文化上的投资总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葛浩文随后走上译者的道路固然有很多机遇巧合,但他在学校教育中获得了相应的文化储备在既定的文化市场——翻译场域和大学校园拥有一定的价值,它为葛浩文提供了获得通向特定职业和社会圈子的通行证。

在早年尚未获得较为充分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时期,葛浩文曾经生活难以为继,在攻下博士学位之后,正如行动者可以通过劳动来获得物质财富一样,葛浩文在为获得毕业证书而获得的知识和修养在经过吸收和消化之后,转化为精神和身体的一部分,即转化为“身体化”文化资本(惯习)。如同任何物质财富一样,这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可以用于投资各种市场,例如学校市场(葛浩文在硕士毕业后即在旧金山大学谋得职位,曾担任过旧金山州立大学中文系主任,后又在科罗拉多大学、圣母大学等大学任教授)、学术市场(担任《今日中国文学》主编,又兼职十几份刊物的编辑;兼职担任艾奥瓦大学中文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等)、社交市场(译者、批评者、学者、汉学家)等,并获得相应的回报。葛浩文的翻译经历充分说明译者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如何成功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如2008年由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英文版销量近百万册,原作者和译者都获得创新高的版权,出版社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若无葛浩文之前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积累,很难想象,一本译作,尤其是原作来自于一个不受欧美学界青睐的国度,能有如此成功的经济回报。

葛浩文的文化资本也为其获得了社会资本,他所发表的多篇评论文章对增加葛浩文自身和评论对象的象征资本都起了不少作用,能在畅销报纸和杂志上发声,这应该是当年那个连谋生都成问题的葛浩文未曾设想过的,而这一切,全都离不开他业已持有的文化资本。葛浩文所译的莫言的《生死疲劳》获首届纽曼奖,同年,葛浩文在北京国际书展上获中国图书特别奖;2010年9月葛浩文还获得了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1年获首届萧红文学奖。除却这些代表着社会资本的各种奖项之外,葛浩文在中国和美国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的地位也获得了两国学界的高度认可。在莫言获奖之后,葛浩文一度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绝对有功之臣,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他的评价更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从《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戴乃迭、莫言、王宁等主流媒体和学者、作家对葛浩文及其译作的评述中均可以看出。

4 资本分析于翻译主体的意义

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文化交流活动,它涉及到原作、译作、原作作者、译者、翻译过程以及译作的传播和接受等多个环节,毫无疑问,行动者——主要是译者的各种行为在这些环节占据主导地位。翻译实践中,翻译主体、翻译过程、译作等各种要素都离不开文化和社会语境。因此,分析译者所持有的各种资本对译作的流通传播以及全面了解译者及其翻译行为有重要意义。

4.1推动译作的流通和传播

时下,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正处于重要时期。一直以来,中国文化一直都是走出去的少,引进来的多,中国文学外译意义重大。在翻译中,葛浩文通过整合其各种资本,有意识地影响译作目标受众的阅读消费习惯,使受众理解并接收其译作,从而促进译作的流通和传播。葛浩文在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一则用其独特到位的目光,选择有效传播中国文化和形象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同时又能运用其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推动其译作在西方文学界的传播和接受。葛浩文的文化资本对译作的流通和传播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体现在他对莫言作品的翻译上。莫言的作品在国际上之所以受到关注,离不开译者的大力宣传和推介,葛浩文被视为是莫言作品国际化的主要推手,葛浩文在中美两国学界的声望为莫言小说在欧美文学界的推广带来了大量的符号资本。葛浩文在公开或私人的场合都对莫言的作品高度评价,例如他曾在美国纽曼中国文学奖的评选上提名他所翻译的莫言作品《生死疲劳》,据此可见,译者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译作的流通和传播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2全面了解译者及其翻译行为和活动

在不同场域中,行动者所需要追求和考虑的一个因素是不同形式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否为各场域内所认同,因此,在翻译场域内,译者在选择作品、进行翻译活动时的动机和策略迥异,集中体现了译者极为复杂的心理和意识形态。从翻译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译者不能不考虑市场和读者需求。在很多场合,葛浩文都表示他更喜欢有文学价值的严肃作品,但考虑市场需求,也会选择一些轻松娱乐的作品。因为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不受待见,要想让一部小说译作进入西方阅读界,译作的趣味性、娱乐性也是译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葛浩文一直和出版社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选择作品时也会兼顾出版商的利益,例如,他选择翻译古华的《贞女》体现了第三世界的性别话题,而这样的话题有利于赢得西方读者和出版社的青睐。葛浩文的翻译常和他的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他对萧红的全面研究推动和帮助了他对萧红作品的翻译。而他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将读者放在第一位,对于有异域文化特色的内容,他认为要使读者先喜欢,然后读者才可能阅读下去。译者在可能条件下,若能同时成为某一作家的研究专家——例如葛浩文的萧红研究——将从另一个方面为译者积累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可见,在译者资本的不同形式的转换之间,同时反映出的是译者在翻译作品、翻译过程各种策略等作出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无一不和文化和社会息息相关。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领域,各种行动者在文化场域内的争夺离不开各种文化资本的综合体所起的作用。作为国内公认的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毫无疑问获得了广泛的赞誉。虽然有学者对他的翻译持有异议,但毫无疑问,他的翻译功底不容置疑。他不仅翻译作品数量众多,翻译质量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在翻译文笔上,葛浩文的汉语和英语的双语语言能力毫无疑问是极其出众的。戴乃迭曾说葛浩文的翻译“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若非葛浩文所拥有的非同寻常的语言功底和学术沉积,他的译作不可能如此获得读者、原著作者和众多学者的高度评价,而语言功底和学术沉积是葛浩文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综合体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在翻译场域内,葛浩文的语言资本结合其他文化资本为他在该场域获得了巨大的价值,而后者又反之为译者创造了更多的符号资本和经济资本。

5 结 语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翻译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构建,它受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是场域内各种因素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葛浩文目前是英文世界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不仅实现了中西文化融合,也留住了中国文化的异域色彩[8]。在客观看待葛浩文译本的同时,对葛浩文所拥有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尤其是文化资本进行分析,研究各种资本如何互相转换,从中体会到资本对译作的产生、流通传播的重要推动作用,对认识译者的各种翻译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尤其是“文化资本”的概念将进一步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到文化资本、社会话语、权力等各种因素对翻译场域内各行动者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方珠.厚翻译述评[J].宿州学院学报,2011(1):44-47

[2]刘心武.王朔哪去了[J].文学自由谈,1997 (4):24-28

[3]Bourdieu P. The Forms of Capital[C]//Richardson J G.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Greenwood Press, 1986:241-258[13]

[4]王岳川.布迪厄的文化理论透视[J].教学与研究,1998(2):39-24

[5]史国强.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J].东吴学术,2014(4):103-123

[6]孙会军.葛译莫言小说研究[J]. 中国翻译,2014 (5): 82-87

[7]唐芳.翻译社会研究新发展:Sela-Sheffy的惯习观探索[J].外语研究,2012(5):82-91

[8]汪宝荣.葛浩文英译《红高梁》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12):20-30

(责任编辑:李力)

作者简介:金敏娜(1979-),女,湖南邵东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 “语码混用与语码转换现象的社会语用学研究”(12WLH15)。

收稿日期:2015-07-29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5)10-0069-04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5.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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