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红

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伯莎·梅森：更具反抗精神的双重“他者”

丁晓红

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摘要：伯莎·梅森是《简·爱》中经常被忽略的女性人物。作为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性，伯莎没有经济能力，没有婚姻自主权，是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而作为来自被英国殖民的西印度群岛的女性，伯莎的“他者”身份被双重化了，成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然而伯莎并不愿意屈从于“他者”的束缚，“疯狂”只是她的面具，在这一面具的掩盖下，伯莎进行了四次报复性反抗，最终与象征着男权社会的桑菲尔德庄园同归于尽，向读者展示了19世纪女性追求平等，寻求自我，确立自我身份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伯莎·梅森；双重他者性；反抗精神

夏洛蒂·勃朗特1847年发表的小说《简·爱》不仅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且在世界文学长廊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夏洛蒂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敢爱敢恨、个性鲜明、追求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形象。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简·爱》已经成为唤醒女性意识、激励女性寻求性别平等的开山之作。在文学批评领域，女主人公简·爱成功赢得了多数评论家的青睐。学者们从方方面面对女主人公进行了分析，却忽略了另外一位不常出现，但每次出现都会带来惊心动魄的女性人物——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

1979年，美国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她们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仔细考察了19世纪的女性文学文本。通过比较分析，她们发现：“历代的女性文学中都反复出现‘锁闭和逃跑’的意象，小说中往往有精神失常者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而出现。这些疯癫的人物充当了那些安分守己的自我的社会替身，这些作品中还反复出现被禁闭在冰冷的或滚烫的环境中痛苦煎熬的种种隐喻。”[1]而这些疯女人实质上代表了所有女性冲破社会和性别束缚的内在冲动。正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作为简·爱对立面的疯女人伯莎·梅森开始走进读者的视野。

1　伯莎·梅森——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双重“他者”

“他者”的概念在西方可谓是源远流长，其哲学起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论述。“他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存在于两组关系之中，即同一与他者，自我/主体与他者。“他者”的存在是以另一个相对照的概念即主体的存在为前提的。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体，以此同“他者”或客体相对立，几乎在主体意识确立的同时就产生了他者[2]。随后，“他者”的概念逐渐发展演变并且融入西方各种文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在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男性把自己确立为绝对的主体，将女性对象化，使女性从属于自己。男性创造了种种关于女性的神话和假定，这些神话和假定适应于男权社会的各个方面[3]。不仅如此，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是感性的，缺乏理性的存在。在后殖民主义代表作《东方主义》中，萨义德指出，树立作为“他者”的东方，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是神秘的，具有差异性的[4]。这样一种逻辑不仅剥夺了东方的话语权，而且为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进

[6]方刚.男性气概实践的多样性分析[J].暨南学报,2007(6):51-55

[7]韩立娟,张健稳,毕淑媛.情感瘫痪：评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的主题[J].唐山学院学报,2006(12):51-54

[8]方刚.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概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6(4):67-71

(责任编辑：李力)

行了合理性辩护。

维多利亚时期是男权至上的时代，女性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经济上不能取得独立，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女性必须完全依附于男性，借助婚姻来保障基本生活，成为处于边缘地位、顺从沉默的“家庭天使”。伯莎·梅森就是这样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

伯莎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一个富裕的种植园主家庭，年轻时是个美人，有倾城之貌，圈子里的男人都被她所倾倒[5]340，但在面对自己的婚姻却没有任何话语权。她的父亲和兄弟为了攀上社会地位较高的罗彻斯特家族，以给女儿三万英镑的嫁妆为条件，安排了伯莎与罗彻斯特先生的婚事。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女性没有继承权，嫁妆在婚后也全由丈夫支配。这样一来，罗彻斯特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家族次子成为了富有的上流社会绅士。梅森本以为为女儿安排了一桩好的婚事，却不料把女儿送到了痛苦的深渊。

根据罗彻斯特的叙述，在婚后不久，他就发现伯莎遗传了母亲的疯病，成为了一个疯女人。面对这一情形，罗彻斯特的做法是把妻子关在不见天日的阁楼上，雇人终日守着，不让伯莎迈出阁楼，并且试图向所有人掩盖他有妻子的事实，而不是悉心照料，让妻子病情好转。就这样，在过了十年暗无天日的阁楼生活之后，伯莎从一个具有倾城之貌的美人变成了一个“四肢发达，膀大腰圆，脸上没有光泽，显现凶相的魔鬼、怪物”[6]。不仅如此，在把妻子锁在桑菲尔德的阁楼里之后，罗彻斯特一个人去欧洲过了十年放纵浪荡的生活，对疯妻不闻不问。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责任感的男人，当秘密被揭穿时，他声泪俱下地向简解释自己是如何的年幼无知，被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以及梅森一家欺骗，落入了他们设计的婚姻陷阱；面对伯莎，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十足的婚姻受害者：“她的气质平庸、低下、狭隘……我发现无法同她舒舒畅畅地度过一个晚上甚至白天一个小时。我们之间没有真诚的对话，因为一谈任何一个话题，马上会得到她既粗俗又陈腐，既怪癖又愚蠢的回应……我跟那个女人在楼上住了四年，在那之前她折磨得我够呛。”[5]340

罗彻斯特说法的可信度无从考证，因为小说采用的是自述体，女主人公简的形象是从正面描述的，而伯莎却没有说话的权力，所有关于伯莎的形象全都是由她的丈夫从反面进行描述的[7]。伯莎完全处于一种疯癫的失语状态，不能为自己进行辩解，罗彻斯特先生对她进行的是不公的“缺席审判”。作为一个女性，伯莎没有婚姻自主权，无权支配自己的嫁妆，婚后得不到丈夫的照顾，面对自己悲惨的遭遇，甚至没有话语能力为自己辩解，成为了沉默的“他者”。

斯皮瓦克认为，在《简·爱》中，夏洛蒂对其他民族(尤指代表东方的克里奥尔民族)经历的想象性描述是从英国殖民者的视角进行的，目的是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和统治压迫进行辩护，使其合理化[8]。夏洛蒂对于其他民族的认识完全是从殖民者的叙述中得来的，对于来自被殖民的西印度群岛的伯莎的了解也同样如此，是从白人罗彻斯特的视角进行描述的。小说的女主人公简·爱有自己的声音，是一个独立勇敢的新女性，而伯莎则被剥夺了话语权。为了赢得简的同情，罗彻斯特先生不停地为自己辩护，美化自己的形象，而无情地丑化、扭曲伯莎。

在罗彻斯特和伯莎相识之初，象征着东方的伯莎美丽又神秘，这对代表着西方的罗彻斯特有一种吸引力甚至是诱惑，于是罗彻斯特开始追逐。但在交流的过程中，罗彻斯特却渐渐把伯莎摆在一个处于劣势的疯癫位置，甚至认为她是一个威胁，而不能平等相对。这样一种逻辑认为既然东方是低劣的，那么自然而然应该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既然前者是一种威胁，后者就应该压迫前者。以上种种使主体对“他者”的控制和压迫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不仅西方普通大众将东方学对东方的表述当作真正的东方而接受，东方自己也按照西方人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完全处于从属的被支配地位。根据罗彻斯特的叙述，作为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家庭，伯莎的父亲仰慕罗彻斯特家族的社会地位，自认低人一等，因而愿以三万英镑的嫁妆为条件把女儿嫁到这一家族，却未曾想到把女儿推进了痛苦的深渊。

由此可见，处于男权社会的伯莎没有婚姻的自主权，没有继承家族财产和支配自己嫁妆的权力，只能作为丈夫的附属品从属于丈夫，并且因为家族遗传的疾病而被边缘到阁楼里，丧失了话语权；而作为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女性，这种边缘实际上被双重化了，伯莎因而成为了完全沉默的“他者”。

2　疯狂面具下的报复性反抗

很多学者认为疯女人伯莎是男权社会中另一个被压抑的简·爱，是简·爱内心世界或她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而笔者认为，伯莎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个尽管被双重边缘却不愿屈服于男权社会的勇者，而不是任何人的另一面。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她们的著作中称伯莎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笔者却认为疯狂可能只是伯莎的面具，在这个面具下，伯莎才有机会进行她报复性的反抗。

伯莎在小说中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并且关于她的描述都是从侧面进行的。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疯女人，却在严密的监管下进行一次胜过一次的激烈反抗。

伯莎的第一次反抗发生在罗彻斯特回到桑菲尔德庄园的一个晚上。她趁看守格雷斯·普尔不备，跑到了罗彻斯特的房间，在他床上放了一把火，企图烧死罗彻斯特，幸得简·爱相救，他才逃此一劫。第二次反抗发生在桑菲尔德庄园罗彻斯特宴请里斯的贵族小姐先生们时。就在这期间，和父亲一起安排伯莎婚姻的伯莎的弟弟梅森也来到了庄园，并且提出要见见自己的姐姐。通过他和罗彻斯特的对话，可以得知，一直以来这位梅森都知道伯莎的处境，可是他并没有想方设法去帮助姐姐摆脱苦难。也正因为此，当他在阁楼看望姐姐时，伯莎拿出事先藏好的刀子刺向了他；当刀被罗彻斯特夺下时，她又像一头雌老虎一样撕咬着梅森，并说“要吸干他的血”[5]234-235。如果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恨，伯莎怎会有如此的举动？伯莎的第三次反抗发生在简和罗彻斯特婚礼前夕。一天晚上，简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桑菲尔德府已是一处凄凉的废墟，成了蝙蝠和猫头鹰出没的地方”[5]312。这似乎就是桑菲尔德命运的预兆。就在迷迷糊糊中，简看到了一个女人，“没有血色，一脸凶相”，“嘴唇又黑又肿，额头沟壑纵横，乌黑的眉毛怒竖着，两眼充满血丝”[5]313。然而这个女人并没有伤害简，她只是拿起了简的新娘面纱，盖在了自己的头上，然后取下面纱，撕成两半，扔在地上，踩了起来。笔者相信，一定是这代表了婚姻的面纱勾起了伯莎对自己婚姻的痛苦回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举动。在简带着痛苦离开后，伯莎进行了她最后一次毁灭性的反抗：放火烧了束缚她长达十几年的桑菲尔德庄园，并纵身跃进火海，与造成她所有苦难的庄园同归于尽。

伯莎并不是一个疯女人，因为即使被锁阁楼十年之久，她也依然聪慧，没有丧失理智。她每一次都可以成功逃过看守格雷斯·普尔的眼睛，她完全有能力逃出桑菲尔德庄园开始新的生活，她却没有这样做。在进行报复性的反抗时，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造成了她一生苦难的丈夫和弟弟，除他们外，伯莎没有伤害任何人。这种种证据都表明，伯莎并不是一个疯子，疯狂只是她复仇的面具。

3　结 语

伯莎不是一个个例，她代表了19世纪千千万万处于男权社会被男性压迫的女性，她的反抗也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内心寻求解放的渴望。尽管小说对伯莎的描述不多，而且都是由其丈夫罗彻斯特从反面进行描述的，但是依然可以看到一个不畏男权、勇于反抗的女性形象。伯莎和简·爱用行动向读者表明女性开始突围，走上了寻求自我形象、确立自我身份的艰难历程。

参考文献：

[1]桑德拉,苏珊.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M].耶鲁：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145

[2]肖祥.“他者”与西方文学批评[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4

[3]西蒙娜.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12

[4]爱德华.东方学[M].王根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64

[5]夏洛蒂.简·爱[M].黄源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

[6]兰守亭.《简·爱》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20-122

[7]马冬.失语女人的密码：论《简·爱》中的疯女人[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2)：24-27

[8]Pollock Lori.Other Politics of Reading Jane Eyre[J].Th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1996(3):249-273

(责任编辑：李力)

Bosha Meisen:A Double Other with More Rebellious Spirit

DING Xiao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Anhui,234000，China

Abstract:Bosha Meisen is a female image often ignored in Jane Eyre.As a female in patriarchal society, Bosha is an “other” deprived of discourse power,without economic ability and marriage autonomy either.As a female from West Indies,the colony of Britain, Bosha’s “other” identity has been doubled,who becomes a mad woman in the attic.However,Bosha is not willing to subject herself to the bondage of being an “other”.Under the mask of madness,she conducts four revengeful revolts,and perishes together with Thornfield finally. Through this,Bosha shows us the hardship the 19th century female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gender equality and self-identity.

Key Words:Bosha Meisen;double otherness;rebellious spirit

作者简介：丁晓红(1987-)，女，安徽淮北人，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5-08-24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06(2015)10-0066-03

doi:10.3969/j.issn.1673-2006.2015.1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