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朝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死亡是人生的奥秘，也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文学作品对死亡主题的表现是对生命的终极价值、生命意义和人性尊严进行诠释的一种方式。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欧内斯特·海明威、托尼·莫里森、索尔·贝娄、爱德华·阿尔比、约瑟夫·海勒、西尔维亚·普拉斯和阿瑟·米勒等人的作品都极有力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近几年来，对这些作品的死亡主题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但到目前为止，尽管学界对20世纪美国文学中某一作家的死亡意识或某一作品的死亡主题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但尚未对这一时期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死亡描写和表现予以整全的、综合的研究。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宏观视野，并借助哲学、人类学、美学、生死学等理论视角，对20世纪美国文学的死亡主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就显得极有必要。

一

在西方文学中，“对死亡场景的描写被认为是作家杰出能力的体现”，［1］许多作家并不回避死亡事件和对这一事件的思考。从20世纪美国文学也可以看到，作家们要么直接表现和描写死亡，要么将自己对死亡的理解贯穿于对作品人物命运的安排中，从而使得死亡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我们来看一下作家们着力再现的真实的死亡场景。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所有的士兵都处于充满了偶然性与荒谬性的死亡阴影之中：士兵马德还未正式报到就在执行飞行任务时被炸死，丹尼卡军医活着却被宣布为死亡，基德被玩超低空飞行游戏的麦克沃特削成两截……在西尔维亚·普拉斯的《钟形罩》中，埃斯特觉得死亡才是最好的解脱方式，因此他开始刻苦研究诸如割腕、枪击、淹死、自缢、吃安眠药等各式各样的自杀方式。阿尔比戏剧中则反复出现杀害陌生人、谋杀邻居和杀害亲人的情节。

这些作品特别是涉及战争场面的作品，往往突出死亡场景的惨烈。如《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描写一位战士的死况：“……斯诺登的伤是在防弹衣里面。尤索林连忙解开斯诺登防弹衣的按扣，不禁失声大叫。原来斯诺登的内脏滑落出来，流到了地板上，湿漉漉的堆成一堆，而且还在嘀嘀嗒嗒地淌血。一块三英寸多长的弹片从他手臂下面打进身体一侧，一路穿过，然后又在另一侧的肋骨里打穿一个大洞，把肚子里的东西一古脑儿都带出来了……”［2］在这种自然主义描写的背后，是死神以其凶恶的面孔对人的卑微生命的摧残，是死神对生命的完全胜利；作家对这一血淋淋场景的再现，尽显人在面对死神大发淫威时的绝望情绪。

也有一些作品侧重表现死亡的偶然性，由此来表现人生的荒诞。正如某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指出的那样，死亡就像悬挂在每一生者头顶的利剑，随时都可能落下，人的生命与死亡就是在这种偶然性中连为一体的。作家们善于将他们敏感的心灵所捕捉到的对死亡的感知表现出来。索尔·贝娄这样写道：“我回信说，如果市侩习气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立刻就赶回巴黎去。只要惠特尼发动机的金属疲劳没有让你丧命，只要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没有在停机坪上将你射死，只要锡克教徒的炸弹没有将你乘坐的飞机炸入爱尔兰海，去一趟巴黎是不成问题的。”［3］可见，死亡的凶险和可能性无处不在，对死亡之偶然性的理解已渗透到普通人的意识深处。

一些作家也对现代人对死亡的麻木和哀悼经验的丧失进行了反思。索尔·贝娄指出，在一切信息都成为消遣和娱乐的今天，死亡这一充满哀伤的事件竟然也可以成为消遣的对象：“如果你觉得旁观者可以免于一死的话，死亡也可以是一种消遣，罗马帝国沦陷及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情景就是如此。如今，你看到了萨达特被谋杀，英·甘地被暗杀，教皇则在圣彼得广场遭到了枪击。只要你自己没被伤及，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事情一遍遍地重演，直 至 死 神 最 终 降 临 到 你 头 上。”［3］（P.20）这简直是对以信息与消费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控诉，因为它虽然表面上拉近了观者与死亡事件的距离从而使得死亡成为可观可视的对象，实质上却遮蔽了死亡对每一个体的切身性，也疏离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关性，使得他者的死亡成为完全与己不相干的事件，这也使得对死者发自内心的哀悼近乎销声匿迹了。

二

综合来看，作家们对死亡的呈现表现出以下几个共性特征。第一，作家往往热衷于表现非自然的死亡过程。就某种意义而言，死亡是生命的自然法则，是生命经由衰老或疾病而走向尽头的必然结局。然而，现代社会的死亡越来越多地与非自然因素相关，与突发事件相关。譬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凶杀犯罪等等都是现代人生命不可预料的死因。这一生存处境使得许多作家不再将死亡视为生命自然终结的过程，而将它作为非自然的偶发事件来表现。而且，作家们不止是要表现一个单独的死亡事件而已，他们往往试图通过描写非自然的死亡过程来展示社会现实，或在哲理的层面来揭示人性和人的生命与死亡本身的荒谬。

第二，由于非自然、非常态的死亡多是发生在极端的情境中，所以作家笔下的死亡场景往往是一些极限处境——凶险的外在环境或极度纷乱的心灵世界。比如，海明威作品中的濒死人物要么飘荡在浩淼无边的大海，要么奔走于炮火连天的战场；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人物主要活动于被“第二十二条军规”施加了死亡魔咒的营地；《钟形罩》的主人公埃斯特的心中则充满了历经孤独和挣扎后的绝望情绪，而在这种情绪状态中最容易爆发就死的冲动。譬如，海勒这样描写萦绕在所有飞行员头顶和心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里面只有一个圈套，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条军规规定……这个第二十二条军规倒真是个很妙的圈套……没有比这再妙的了”［2］（P.624－625）所有飞行员都意识到这条荒诞的军规就是死亡的陷阱，然而又无法逃避，因为飞行或拒绝飞行都摆脱不了军规中暗含的荒诞逻辑，结果几乎所有飞行员都在险恶的营地发疯或死亡而无法逃亡。

第三，人物的死亡意识与民族、种族、性别等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感相互交织、矛盾、融合。譬如，死亡意识是贝娄长篇小说中的犹太主人公们生存焦虑的深层根源；在面对死亡这一人生之最大的威胁时，这些人物唯有将其根源归之于他们所信靠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因素或赖其获取走出死亡阴影的力量：赫索格把自己在情爱和生活现实等方面的“受难”与整个犹太民族之“罪”的命运联系起来了；西特林依恃艺术、使命、爱和宽恕而超越了由罪恶感和价值迷失等联合招致的“死亡恐惧”；齐克则“张扬了犹太身份中伦理和感情的成分”来达到死亡印象画面的终止。在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哈格尔和史密斯的遭遇充分证明了部分美国黑人完全为主流文化所吞噬并走向毁灭的命运。普拉斯的《钟形罩》则忠实地记录了作为女性的埃斯特在男权社会这一令人窒息而死的“钟形罩”中孤独、绝望与挣扎的心灵历程。在作家的一生中，父亲在她心中留下的沉重的阴影，使她一生都痛苦不堪。按照普拉斯的理解，这个社会用不同的生活标准来要求男性和女性，她在小说中以死亡为武器来反抗男权意识，就是对强权政治、无视他人痛苦的陈规陋习和人性麻木不仁的反抗。用作家本人的话来说，她创作《钟形罩》这部小说的用意是“我想它会展示一个面临精神危机的人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试着透过一只钟形罩子歪曲视像的凸形玻璃来描述我的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们。”［4］而正是用绝望和死亡的形式，作家为我们展示了“钟形罩”中的人生悲剧。

第四，在死亡主题的表达中包含着深沉、悲壮的悲剧精神。对所有生者而言，死亡本身一个悲剧性事件。用非信仰或悲观主义的眼光来看，伴随着死亡的是生命的消逝和人生整个意义的消解，所以人们都竭力逃避死亡、反抗死亡和超越死亡。由此，这些作品在表现人战胜或屈从必死的命运时弥漫着一种难以消解的悲剧性。无论是尤索林所感受到的死亡的荒谬和对死亡的拼命逃避，还是老人圣地亚哥以硬汉精神对于大马林鱼和大海的生死抗争，或是埃斯特以弃绝自身生命的方式来对抗整个社会，其实质都是对于死亡的悲壮的超越，都是人试图战胜和征服死亡时显示出来的生命的伟大。最终，人的生命或许以毁灭而告终，但在与死亡的对抗中，这些形象都显示了人的尊严和高贵。我们看到，尽管也有个别作家将死亡进行了浪漫式的描写，但表现死亡的悲剧性仍是主流。

三

为何作家们对死亡的表现会表现出以上共性特征呢？这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死亡的切身性、多元化的社会现实、现代社会对作家心灵的冲击。

其一，从哲学的层面来看，死亡之切身性本质决定了作家们对死亡的体验和言说方式都是发自内心且充满了悲壮。

我们知道，死亡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为切身的事件。而这些作家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死亡体验，比如海明威和塞林格，都亲身经历了战争，亲眼目睹了惨烈的死亡场景，亲自感受到了死亡对自我生命的逼迫。因此，他们在形诸笔端之时，就有可能最为直接地再现死亡场景，最为真实和深刻地表现出死亡之荒谬和悲壮。

比如，在《钟形罩》这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中，作者西尔维娅·普拉斯将她的人生经历和对死亡的理解完全展示了出来。她在自己的诗作中写道：“死去／是一种艺术，和其他事情一样／我尤善于此道”，而她的一生可以说是经历和体验死亡的一生，直至死亡本身最终成为她生命中最富艺术性的事件：八岁丧父的惨痛、由于相貌平平而来的嫁人的压力、婚后家庭生活的不幸夫妻的分居、经济的困顿和精神上的苦闷乃至于决绝地自杀……她的丈夫论到《钟形罩》的创作时也说：“换言之，《钟形罩》是一个电子休克疗法后面的故事。它夸张了她成年生活中的决定性事件：自杀尝试和意外幸存，它也揭示了幼年时期的决定性事件如何在成长中毁坏着她自己：她八岁时父亲的死亡。分而述之，每个情节中的事件都是作者生涯真实的记录。”可以说，死亡是作家最为切身最为内在的经历，她一直在用文字来歌咏死亡，将相关经历展示出来。

其二，由于美国是个多元并包的国际化社会，所以许多美国作家都兼有美国公民和黑人、犹太人等多重身份。这种多重身份对于索尔·贝娄和莫里森这类作家而言，只能以属己的话语方式去言说死亡，即展示多元文化和多重身份冲突中的死亡问题。而对于西尔维娅·普拉斯这类具有反抗男权意识的女性作家来说，死亡又成为女性权利和女性话语表达的一个基点。这就使作家的死亡表现具有多重文化特征。试以托尼·莫里森为例，她的笔下的人物生死大多与黑人文化同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有关。在《所罗门之歌》中，哈格尔和史密斯的命运是黑人文化的身份缺失造成的，他们既得不到黑人文化的支持，又不能在吞噬了黑人文化的主流文化中立足，最终走向了毁灭。《秀拉》和《宠儿》中的黑人母亲对主流社会文化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她们为了保护孩子，甚至不得不杀死他们，以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维护孩子们的尊严。在此，死亡不止是个体的反抗行为，而且成为文化反抗的一种形式。对于黑人同胞所面临的文化压迫和社会歧视，莫里森认为，只有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才能避免更多的悲剧的发生。所以在《所罗门之歌》中，作家塑造了一个回归到黑人文化的传统血脉中重获了黑人自由飞翔的秘密的形象，即主人公“奶娃”；正是由于克服了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他的飞翔超越了生死的界限，达到了理想的精神境界。

最后，作家对死亡主题的表现往往与他们对现代性的审视和思考融为一体。他们认识到了现代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感受到了现代人之生命与死亡的荒诞性、体验到了生命与死亡的沉重和孤寂。阿瑟·米勒在剧作《推销员之死》中就为我们讲述了后工业时代一个普通推销员如何悲惨死去的故事，从而暴露出现代性压抑人性的一面。推销员威利将他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公司的事业，同时来养活妻儿。然而到了暮年，他被公司解雇，也再无能力来养家糊口，最终以伪造交通肇事来骗取保险金的方式自杀身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一直期待能像心中的英雄戴夫·辛格曼那样带着荣耀有尊严地死去——“他死的时候——他死都像个推销员，穿着他那双绿绒拖鞋，坐在从纽约到纽黑文、哈特福兹，去波士顿的火车里，在吸烟的车厢里——他死的时候，好几百个推销员跟买主都去给他送葬。”［5］威利一生的遭遇反映了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人性被金钱奴役和异化的问题，也暴露出消费时代人的主体性备受摧残的悲哀。作家米勒在自传中论及该剧的创作时说：“我的脑海里可能隐藏着几分政治；当时到处弥漫着一个新的美利坚帝国正在形成的气氛，也因为我亲眼见到欧洲渐渐衰亡或者已经死亡，所以我偏要在那些新头目和洋洋自得的王宫面前横陈一具他们的信徒的尸体。”［6］从作家讽刺性的话语中不难明白，威利的悲剧是美国步入帝国时代的悲剧，亦是现代性的悲剧。

当然，许多作家在思考死亡问题时又往往带着赤诚之心去为现代性找到一条出路。因此，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死亡主题既无浪漫主义式的“过渡”和“圆满”的幻想，更无虚无主义的颓丧色彩，而始终在深思如何去面对和克服死亡的悲剧。

四

死亡作为每一个体都必须面对的终末事件，引发作家对它做终极性的思考。透过作家的死亡意识和死亡观念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来反抗和超越死亡的。

对埃德加·李·马斯特斯来说，随着死者复归大地和时间的流逝，死者生前所有的血气和激情都自然地转变为安眠——时间是摆脱死亡阴影的最好方式。在《山岗》这首诗中，诗人写道：“艾默、赫门、伯特、汤姆和查理哪里去了？／我们的胆小鬼、大力士、活宝、酒桶和打手？／全都，全都在山岗上安眠。／／这一个死于发高烧，／那一个瘐死在狱中，／最后那位为全家操劳坠落自桥头——／全都，全都在山岗上，在山岗上安睡……”［7］尽管对这些死者生前行为事迹的追忆和对他们死因的默想仍有无限伤感，但死亡无疑不再如毒刺般令人难以容忍，因为大地对这些亡灵的接纳已逐渐平息了最初的伤痛，时间改变了死亡带来的悲哀。

对海明威而言，人靠着自身的勇气和力量、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即可战胜死亡，或在与死亡的对抗中彰显人的伟大。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战地英雄”到勇敢的斗牛士，还有老渔夫桑提亚哥，这些“硬汉”形象都是精神上的胜利者——无论环境多么凶险、无论死亡的威胁多么迫近，他们都不会乞求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而是以英雄般的勇气来克服死亡的恐惧、在绝境中求得生存。在《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以衰老之躯在大海上与鲨鱼们周旋搏斗，几度濒临死境，但又始终不放弃求生的欲望：“它们如今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不能用棍子打死鲨鱼了。但是只要我有桨和短棍和舵把，我还要试试。”［8］正是这种不轻易言败的坚持和抗争，使得老人最终战胜了死亡。当然，如果细究文本的话，桑提亚哥老人自我信念的形成，又与他虔诚的基督信仰有关——每每面临凶险的时刻，他心中就默默地祈祷天主的帮助。这位勇于挑战和战胜死亡的“硬汉”并不是个人主义式的英雄，而是位靠着信仰从中汲取生命能量的虔信的老人。

需要指出的是，作家的死亡观念以及他们对如何超越死亡的理解也往往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譬如，从前后期作品的变化可以看出，海明威和塞林格的死亡意识的形成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他们对死亡的态度经历了从恐惧到无助、到正视、到超越直至升华的过程。其中既有来自作家对死亡敏感的潜意识，有来自战争的影响，也有作家独特的宗教或人生经验。海明威的死亡意识是在他对死亡主题的不懈探索中、对生活真实的独特体验中形成的：死亡是一种结束，是不可避免的，但死亡更是对生命的肯定，个体生命的价值在生与死的争斗中彰显出来。海明威提倡人应该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去面对死亡，以硬汉子精神去面对死亡。而塞林格虽然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经历，在他战后的小说中郁结着越来越浓重的绝望与死亡的气息，但他对道教、禅宗、瑜伽以及吠陀等因素在内的东方宗教的接受使他超越了死亡恐惧，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与心灵的宁静。

总的来看，如何面对死亡的创伤和灼痛，如何战胜死亡的必然逻辑，如何实现对死亡的超越，这是20世纪一批美国作家以其创作来积极探索的课题。通过对死亡场景的描写，作家们将死亡的悲剧性揭示了出来，并告诉读者当以对生命和他者之爱来战胜它：死亡意味着充满活力和爱的生命的终结，而不仅仅肉体生命的中断，只有爱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死亡。诚如莫尔特曼所言，“被肯定的、被爱的、去接纳的生命是幸福的生命。”［9］而淡漠了死亡亦即对自我的存在无动于衷的生命就是被蒙蔽的、不幸的生命。这些作家的死亡意识及其对死亡的超越方式，对于剪除死亡的阴翳、树立健康的生命理念具有终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1］Karin Priester，Mythos Tod：Tod und Todeserleben in der modernen Literatur，Philo－Verlag，2001：182.

［2］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M］.南文，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06.

［3］索尔·贝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姚暨荣，林珍珍，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32.

［4］普拉斯.钟形罩［M］.杨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7.

［5］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M］.英若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68.

［6］阿瑟·米勒.时易世变（自传）［M］.格罗夫出版社，1999：184.

［7］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32.

［8］海明威.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09.

［9］于尔根·莫尔特曼.来临中的上帝［M］.曾念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