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水路交通简史及地名浅释

2015-04-10傅奠基胡声浩

昭通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傅奠基，邓敏，胡声浩

（昭通学院管理学院，云南昭通 657000）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水陆交通网络。如《吕氏春秋》所言：“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周代国都位于渭河平原之上，水运有河、济、渭、洛等天然航道加以利用；陆地交通则如《诗经》所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古代陆路运输由于受技术水平和地形的限制，运量和效益都远低于水运，与人背马驮的驿道运输相比，哪怕是简陋的木筏也存在较大的优势，故当时的交通命脉多以江河航运为主，除天然河道外，还开凿了邗沟、鸿沟等人工运河。《尚书·禹贡》篇中，已对全国水路通道做了纲要性的记载。

在西南地区，秦国为实现浮江伐楚的战略，攻灭巴、蜀之后，即命蜀郡太守疏浚航道，开渠行舟。《史记·河渠书》云：“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巴蜀由此成为秦汉时代经营西南夷地区的主要基地。常璩《华阳国志》载，两晋时期僰道（宜宾）至朱提（昭通）已开辟了水运通道：

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渡三津，亦艰阻。［1］

昭通境内金沙江沿西北边境而过，横江贯穿全区中部，牛栏江横断南部，纵横交错的山谷中奔流着大大小小数百条河流。但却因地处山区环境，众多的险滩、礁石、山崩、泥石流等地貌、地质因素，严重影响了江河的通航条件，交通以陆路运输为主。昭通过去的水路运输情形，正如旧志所言：

全境河流虽多，皆从山峡而下，冬季水浅，块石磷磷，褰裳可涉，夏季淫潦，波涛汹涌，沿岸人畜常被淹没，仅顺河可浮木筏，难通舟楫。［2］

古人云：“顺水而行，千里咫尺；乱流而涉，咫尺千里”。河流既给人类带来了沟通千里的自然便利，同时也产生天堑横绝的阻隔之苦，故民谚曰：“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昭通先民们面对深沟激流，或设渡口，或架溜索，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山川阻隔，使天堑成了通途。

一、顺水而行，千里咫尺——金沙江及关河航道的开辟

金沙江河谷不论陆上或水上都是昭通西部交通要道，金江航运一直受沿江人民重视，并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始终不移地疏浚改造航道，保证了较长时间的正常通航。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昭通等八县图说》写道：

惟金沙江水深浩瀚，惜为两岸高山紧束，水势奔腾，上段石险滩高，行舟不利，下段航路由宜宾溯流而上，只能及井底、雷波间而止，设有疏通之术，其利何可胜言。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古称犁水、丽水、若水、黑水、淹水、绳水、泸水等。长江干流从青海玉树至四川宜宾段为金沙江，全长2 308km，以盛产“金沙”而得名。史载金沙江“滩险水恶，舟多破溺”，其流经昭通458km的河道内共有主要险滩120多处，惊涛拍岸，巨浪排空，行船异常艰难和危险。清朝云贵总督张允随曾奏曰：“金江形势，百折千湾，船在江心，前后不能直望三里”［3］。

虽然沿江几个县都有“金江自古不通舟”的说法，但事实上，历代先民对金沙江水运的开发利用从未间断。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称：“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可知当时金沙江有船可渡。据《昭通地区志》载：

周赧王三十年（前285年）“开五尺道，渡金沙江，以通滇蜀”。唐宋以后，金沙江横渡多，尚有小船载运。……明正德年间（1506—1621年），马湖府商贾安监生从禄劝放杉板到金沙江下游。［4］

直到明清时期，过往金沙江两岸的客货都以船渡为主，每船一般配有二三名水手，载客一二十人。因江宽流急，摆渡时须先将船只向上游划行一段距离，然后驶入江心急流，奋力划桨冲破“水筋”（急流），再顺流斜漂对岸码头。绥江民国旧志载，滨江地带水运分横渡与长行两种。该志云：“绥邑地处边徼，交通梗阻，人民生活所关，大半仰给于川省，滨金江东下二百余里，舟楫往来络绎不绝。”［5］

金沙江下游昭通境内古称马湖江。公元225年，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进入南中平叛。大军从成都出发，经岷江航行抵僰道后，又乘船溯金沙江到安上（今四川屏山）登陆入越嶲（今四川西昌）。《华阳国志·蜀志》云：“（僰道）治马湖江会。水通越嶲，本有僰人”。

自唐宋时期开始，金沙江流域成为西南著名的木材基地，史载唐会昌元年（841年）大水，马湖一带林木漂流而下，形成“浮木塞江”的景象。宋代曾在马湖江设有573里水驿路。《方舆胜览》卷六十五《叙州》马湖江条谓：“从马湖部之后，舟行十余日方至平夷（今水富），合石门江，至三江口会蜀江”［6］。淳熙八年（1181年），有官员报告说：“泸叙一带，皆接蛮夷。叙州管下石门、马湖生蛮，赴官中卖蛮马，常操舟顺流，抵叙州城下。”戎州（叙州）之地，多民族长期杂处，彼此“市易”交流则是必然的事。淳熙十五年（1188年）“叙人与石门蛮互市纷争”，“石门蛮”以江为名，即今滇东北横江。［7］《宋会要辑稿·蕃夷王》谓：

盖石门，马湖生蛮所居巢穴皆在蛮江上游，通嘉、眉、泸、叙蜀江……常年市马，操舟顺流直抵叙州城下。

元朝做过乌撒乌蒙宣慰副使的李京《过金沙江》诗云：“雨中夜过金沙江，五月渡泸即此地。”可见宋元时期金沙江尚可通航。明代也有一些木商贩子从安宁河、雅砻江下游货舢板顺流直下江浙，获取暴利［8］。明清四百年间，用于修建京城宫殿的“皇木”就是由这条水路运输的。明朝正德年间巡抚毛凤韶上议云：

云南有水路直抵四川马湖府。……摃官使之行李，军民、商贾之往来，担负千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见道路阻绝，每怀异志。及今国家强盛，不行开通，将来之悔，不敢谓无也［9］。

明正统年间，靖远伯王骥首倡开辟金沙江下游航道的提议。其后，嘉靖、隆庆、天启年间，亦多次讨论开浚事宜，并派官员到实地勘察，可惜均因多重阻碍而未能实施。清康熙时，再议开金沙江事，也未能实施。雍正九年，时任云南巡抚的张允随在奏稿中说道：

窃照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所关最大。滇省僻处天末，山高路远，行旅货物，驼运维艰，物价腾贵，偶遇歉收，外省米粮不能挽运接济，皆不通舟楫所致，若能随山浚穿，直达川江，即可通行各省，实为万世无疆之大利。……惟滇省资籍水利，较他省更钜，乃历来皆未疏凿，督臣鄂尔泰仰体圣心，与臣悉意采访，详查各处河道，凡有一线可通之处，必委员勘探办理［3］（P.530）。

雍正朱批：“好，但此等事，若非真知灼见，不可草率举行，恐徒浪费，复恐为地方年年开浚之累，勉强遮掩粉饰，则无益也。若鄂尔泰之慎重才识，朕实信之。及至与汝等，朕实不敢言其必可行之举也，详慎为之。”雍正并未同意开浚金沙江的建议。

清代第一次大规模疏浚金沙江航运的工程，是由大学士鄂尔泰首倡，云南总督庆复率先赞成，乾隆支持，降旨交办，由继任总督张允随躬亲督查开浚。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商议开牛栏江以通川江，鄂尔泰奏云：

滇属寻甸之牛栏江，其下有车洪江流水，可达川江，舟楫可直通嵩明州之河口。亦曾委员查勘，因形势险窄，众议难行……川河前经引导，有可达昭通者。若有昭通次第开凿，或可通牛栏江，益大有裨益。［10］

当时，为了节省从东川运铜的开支，拟开辟金沙江水运，即所谓“于天地自然之利，开千古闭塞之江”。对此，云南巡抚张允随认为：“兼之东（川）、昭（通）两郡俱系岩疆，产米稀少，节年办解京铜，人众食繁，陆路无从接济，欲筹水利，非开金沙江别无善策”。他力主“开通川道，有备无患”。乾隆五年云南总督庆复奏请开浚，终于获朝廷批准，于次年动工。庆复曾上奏说：“金沙江通川河道，原为从古未开之水径，但人力可施，尺寸皆有利益”。他认为“滇省现运铜斤，若得改由水运，每岁可省运脚之半。约计三四年，省出运费足以兴修永远巨工”。［11］

疏浚工程实施之前，为慎重起见，曾两次派员自巧家蒙姑到宜宾段进行勘探，并扎成木排载石试运，获得成功。张允随把疏浚工程分为上游（小江口至金沙厂六百七十三里）、下游（自金沙厂至新开滩六百四十六里）两段，并提出“开通一节即得一节之益”的实施方案。乾隆七年张允随奏称：

自小江口至金沙厂河口，计大小50余滩，内有最险、次险、小险各滩，现已开修工竣，今冬可运铜斤。

金沙江为川滇界河，朝廷敕令云南总督庆复与川陕总督尹继善（曾任云南总督）等“和衷议妥”，但却遭到四川方面的反对，尹继善奏曰：“金沙江通川河道，界接番夷，地多险阻，非可冒昧幸成，实在不宜开凿。”天津镇总兵黄廷桂也质疑：“恐徒糜国帑，罔利舟楫”。乾隆对此极为重视，除多次批示外，又令钦差新柱与尹继善、张允随三人到施工现场“面勘”。担心他们“互相推诿，事终无成”，还要求会商结果“必有一定之论，断无两可之谋。”随后，张允随报称：“通川河道，实可开修”。大学士会议根据钦差的上疏，也提议“既可次第开修，即应兴工。”乾隆遂下旨：“既可开通，可详酌，妥协为之，以成此善举。”

乾隆八年，金沙江试运铜斤成功，将下游六十四滩分为最险、险、次险三类，继续施工。《云南铜政考》说：“自叙州以上一千三百余里凿险滩一百三十四处，边凿边通”。至乾隆十三年金江航道全部通航。疏浚工程先后调集80余万人力，从筹划勘测至竣工，历时10余年，耗银20万辆，凿滩100余处，打通航道1 300余里。两岸悬崖绝壁处，则开凿一万余丈纤路。至今巧家鹦哥咀、拖姑江边山岩上，还能见到当年开凿的石柱；大寨乡金沙江白鹤滩崖壁上仍存有“安澜吉水”摩崖，上书受命督工的缪弘所题七绝一首：

金江自古不通舟，水急天高一望愁。何日天人开一线，联樯衔尾往来游。

乾隆十二年，金沙江水运京铜300余万斤。但只能在枯水期以盘驳、吊滩等办法才能勉强通过；每至汛期水势、滩险情况复杂，毁船沉铜事故时有发生。乾隆十三年张允随奏报：“自蜈蚣滩至双佛滩一带险滩尽皆开通”，二至四月已运铜32万多斤至永善金沙厂河口滩，“安稳无虞”。乾隆传旨嘉奖，并命军机大臣等收集资料，准备亲自为此“千古之大功”立传竖碑，垂之久远。但次年四月，却在巨石层滩发生了铜船沉损的重大事故，乾隆的态度也由赞赏变为斥责，他说：“所称节省，有名无实”；曾经满腔的豪情也化作一声无奈的感慨：“大概山川形势，天险非人力可施”。金沙江上段的京铜水运被迫终止，改陆路由东川经鲁甸过昭通再到永善，于黄草坪上船航运泸州。绥江南岸镇的铜船码头，就是当年水运京铜留下的地名。

从道光二十年京铜水运停止至民国31年，金沙江航道失修，加之地震引发的山崩、洪水、泥石流等灾害，木船长途运输中断。辛亥革命后，云南省府命金沙江沿岸10县知事，调查金沙江至巧家数百公里的航道状况上报。1938年2月，为解决抗战军需，全国经济委员会组成勘查队，沿普渡河到金沙江，经巧家、绥江、宜宾到达重庆，写出金沙江试航勘查报告，提出分段整治、分段通航的意见。1939年5月，荷兰籍水利专家蒲得利受国民政府交通部、经济部聘请试航金沙江，蒲得利于当年5月10日在老君滩不幸遇难身亡。1943年6月，交通部督察万琮受命再次试航金沙江，两船载铅6吨自蒙姑启运，行至白鹤滩一船翻沉，6人遇难。

1963年，交通部门共投资整治滩险150多处，使新市镇至宜宾105km航道得到很大改善，可以常年通行客货机动船舶。70年代修通金沙江沿江公路，水运急剧减少。80年代以来，国家对金沙江开发的决策和实施，主要集中在水电站建设上。换个角度看，这些险滩正是金沙江水能资源极为丰富的标志。

横江为昭通又一重要水道，古称朱提江、羊官水、崩容江、石门江、土獠蛮江等。有趣的是《华阳国志》载：“崩容江出好磨石，江多鱼害”。所谓“鱼害”，有学者解释为洪水季节大量河鱼漫入稻田咬食秧苗。著名的汉《孟孝琚碑》所述“寒水北流”亦指横江，因其流向自南向北，横断东西，故称横江。民国《盐津县志》谓：“朱提江为金沙江支源，长江航路之一分起点，欲开发边疆国民经济，则此江之疏浚岂容忽视。”［12］旧志载横江通航情形为：

盐津河，从盐津县起，可达四川之磨刀溪，虽诸滩鳞次，然少遇险失事。至磨刀溪则有滩，名九龙袤，长十余里，河中乱石纵横林立水面，舟行至此，须起载，陆行十余里至张窝，然后通行至叙州。惟夏季水涨满峡，此滩始可无碍。［13］

横江干流在鲁甸县境内称龙树河，昭阳区境内称洒渔河，大关、盐津至水富县两碗乡一段称关河或盐津河，两碗以下称横江，早在晋代便可通航。据蓝勇考证，宋代从阿蒙坝（豆沙关）可以双舟并行100km 到今安边［14］。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年），在云南所设的唯一一条水路就是昭通的关河航道，共设水驿站4处，有船24只。由叶梢坝、盐井、华贴、滩头四站经四川横江站与长江水路相连。据《经世大典·站赤篇》载：

乌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讫水站，则陆路七、八日程，顺水一日可到。俟立讫，来由水路者，使由水路为便［15］。

至元二十七年四月，四川行省备右丞耶律秃满答儿言：“窃见乌蒙迤北土僚，水道险恶，覆坏船只。”当时关河水运之艰难，从元《混一方舆胜览》的记载亦可见一斑：

土獠蛮江（今关河）。两山峡束五百余里，水中多巨石，湍口峻急如万马奔，惟五板小舟可行，容使客二人，水工六人［16］。

《元史》亦载：“叙州、乌蒙，水陆险恶，舟多破溺”。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关河水运终因“叶梢站江河险恶，船只不可进”而废止。从明到清初横江水运阻塞难通。

横江纵贯昭通中部，是名副其实的中心水系，其水运价值理所当然受到历代政府及百姓的高度重视。张允随认为“关河水道与金沙江相为表里”，鉴于昭通府地阻舟楫，物贵民艰，为了缓解铜运艰难以及返程上运油米以济流通，于乾隆七年奏疏请开关河航运。经过调查，盐井渡至叙州府安边汛计有七十二滩，六十一滩略加修治即可上下无阻；惟有黄角槽等十一处险滩需大加疏凿。关河航道治理费时三年，至乾隆九年（1744年）竣工。“铜运坦行，商货骈集，克收成效”。乾隆大为嘉悦：“若如所言，永收利赖之益，则甚美而又尽善矣”。盐津墨石沟关河东岸尚留有乾隆庚寅年（1770年）所刊“达崎开塞”石刻，正是对关河水道开浚后通航情形的描述。保存于盐津县城北18km的小木滩疏河石刻，亦记录了乾隆43年疏浚关河水道的史实。

直至20世纪60年代，关河水路运输既是盐津县客货运输的主要形式，也是昭通地区货物入川的重要通道。1979年，213国道全线开通，因修路时开山炸石造成横江航道严重堵塞，关河水运停止，仅有安边至横江镇一段14km的河面尚能通舟行船。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昭通考察时，还亲绘关河草图，建议重新疏浚关河，以缓解运输压力，但终因时过境迁而无力回天。

横江支流牛街河，又称白水江、戈魁河，河道弯曲狭窄，滩多水急，牛街至两河口有60处险滩，平均不到一公里就有一个碍航险滩。白水江上的著名险滩有：麻柳滩、活麻滩、打罗滩等。1968年7月，白水江山洪暴发，牛街下三公里处观音岩滩被泥石流阻断，白水江航运彻底终止。

南广河即《水经注》所载源于南广县汾关山（杨龙塆梁子）的符黑水［17］。上游源于明清时期的镇雄州境东北（源头在今云南威信县高田乡，当地叫罗布河），北流四川珙县罗星渡，经庆符县城（今高县庆符镇）在宜宾市南广镇注入长江。明代曾在南广河干流上开凿过运粮航道，终因滩石险峻，舟楫难通而废弃。乾隆七年，张允随奏准开凿各滩。据威信县志载：

乾隆十年（1745年），东川铜经贵州省威宁、云南省镇雄州斑鸠沟运至四川省罗星渡上船，水运至宜宾、泸州，送京城交兑铸币，年额378万斤［18］。

乾隆十一年张允随奏报：“滇省新开金沙江、盐井渡、罗星渡三处通川河道，所有京铜运道具可改陆从水。”三处水运每年运送京铜650余万斤。［3］（P.691）

二、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渡口、溜索地名

人们过河的方式，除架桥之外，则是直接踩着河底涉水而过，或浮水而渡，或跨越水面“飞渡”。对古人而言，渡河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古诗云：“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对此，唐人王建亦有诗云：

渡头恶天两岸远，波涛塞川如叠坂。……妇人无力挽断衣，舟沈身死悔难追。公无渡河，公须自为。

在昭通境内众多的江河山涧之上，过去除有少数桥梁沟通之外，多数地方主要靠舟楫和溜索渡河。其中渡口又有官渡、义渡、私渡之分，巧家一县就曾有各类渡口40余处。至今仍保留在昭通地名中，属于历史上重要渡口的有：位于金沙江边上的巧家老渡口、龙王庙渡口、攀枝花渡口、蒙姑渡口；永善的黄坪渡口、将军岩渡口、溪落渡；绥江的中碛坝渡口、南岸渡口等。

老渡口为滇川间著名古渡。民国旧志称其为：“杨柳依依，夹荫两岸，商旅往来，扁舟横渡，自朝至暮，络绎不绝”，又名“杨柳古渡”。曾是川滇交通要道。相传为汉时之“泸津”，是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方。龙王庙渡口，为清乾隆五十七年富绅刘汉鼎捐田所置义渡，刘氏并作《咏可富村》诗：

川滇界连，中隔金沙江，两岸居民往来移家江岸者日众，两省官兵亦每会哨于此，苦无守渡船户，余捐置田百亩，请设义渡焉。

可富村边问古渡，浑茫时隔蚕丛路。

蛟龙白昼横拒人，望洋叹者不知数。

我生已乏济川才，轻舫小艇为君开。

从今莫唱公无渡，试看汗牛小队来。［19］

昭通渡口地名中较为著名的还有盐津境内横江上的普洱渡、盐井渡等。从语言学角度看，威信的“人渡”这一渡口地名也很有意思，因为它强调的是渡人，而不是牛马牲口及物资。与此相对的是昭阳区“马渡口”，则是因运输物资的驮马必须在此涉水渡河而得名，这一地名中赶马的人被暂时忽略了。此外，在昭通地名中留下痕迹的渡口还有：

巧家道角渡口、棉纱湾渡口；鲁甸新渡、韦家渡；永善大毛滩渡口、燕子岩渡口、羿子村渡口、大糖房渡口、哪皮渡、船码头、六马厂渡口；绥江石龙渡口、罗卜石渡口、黄茅坝渡口。

镇雄斑鸠渡口、渡船坝、小渡口、大渡口、果哈渡口、壁数渡口、田头渡口、茅坝渡口、湾头渡口、河坝渡口、三岔河渡口、新滩渡口、坛子口渡口；威信顺河渡口、河坝渡口、罗布渡口、旧洞渡口、彝良的大渡口、渡口；大关双河渡口、撮箕河渡口、长沱渡口、金家渡；盐津半边渡、林家渡等。

昭通另有一种介于桥和渡之间的溜索，即在几十至数百米宽的沟谷中，横牵一根缆绳（过去多用竹缆，现改用钢缆），人另用绳索系牢，悬吊在缆绳上飞渡而过。这种跨越江河的方式，省时省力，充满智慧，却又危险万分，时常出现断缆掉溜，造成人员伤亡的现象。但过去在一些波涛汹涌，无法行船的河段上，它却是唯一的选择。对此，蓝勇指出：“溜索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索桥，而是一种与索桥并列的交通设施，因溜索并不是作为一种索桥雏形出现的，他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与索桥同时产生，并列发展的。他说：

如张泓《滇南新语》载：“澜沧江更觉险奇。两岸险逼，无隙可施铁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姚莹《康輶记行》卷15谈到：“松潘茂州之地，江水险急，既不可舟，亦难施桥”，故才作溜索。李心衡《金川琐记》卷6：“土民中有老年者为予言甚详。江面既阔，夹岸皆高山，既不能立磉建桥，更不能建索桥，不得已为溜索。”有时索桥因故毁坏往往又改为溜索，如贵州鸭池河铁索桥在咸丰八年（1858年）毁后便改为溜索。［20］

昭通过去还有一种将溜索与船只相结合的“溜船”，其情形正如徐中舒所说：“古代居于西南横断山脉间的人民，在溪流湍急，河道不甚宽广的岩岸上，树立木桩牵引船筏，自此岸达波岸津渡处。［21］对此，明朝杨升庵《谈苑·醍醐》中早有提及：

牂柯今贵州地，其江水迅急难渡，立杙两于两岸，中以絙的之，舟人循绳而渡，盘江、崇安江皆然。

中原地区亦有用木桩系船以济之事，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引《三秦记》云：“龙门水悬船而行，两旁有山，水陆不通”。溜索、溜渡在昭通地名中同样留下了不少踪影，如巧家关溜，永善的溜筒江、溜上，大关的徐家溜口、沱溜湾，镇雄摆溜湾子，鲁甸杨家溜等。

三、江险滩节密，水落且石出——江河险滩地名

昭通众多的江河险滩地名，主要是清朝滇铜运京，开通水路之后载入史册的。当时已将滩口区分为最险、次险、小险、一般，共四个等级。金沙江河道，自永胜金江街至宜宾一千余公里范围内，“计有险滩二百余处，无名急险滩一百余处，合计约有四百余滩。又以两岸山崩，到处可见，水道形势随时变迁。”正是这众多的险滩激流使金沙江航运始终未能畅通。金沙江通航条件较好的下游河段，仅在绥江县境内就有大小滩险45个：

小雪滩、大雪滩、耍和尚滩、碎米滩、栈桥滩、和尚坡滩、马皮包滩、牛皮滩、大滩、小新滩、大新滩、撤水溪滩、清水浩滩、洪寅溪滩、猴儿溪滩、打样石滩、秤沱溪滩、门坎溪滩、灰踏溪滩、黄坪溪滩、石棺材滩、燕咡岩滩、盐井石滩、螃蟹滩、九步岩滩、新滩、锁滩、湾湾滩、判官墩滩、鸡肝石滩、麻麻石滩、石溪滩、冷饭溪滩、新开滩、小汶溪滩、磨盘滩、桂溪寺滩、庙基子滩、桅杆嘴滩、烧箕沱、烂滩、大窝滩、石野滩、大鹿溪滩、石板溪滩。

这些滩口水情复杂，变化多端，既有终年碍航的险滩，又有汛期和枯水险滩之别。下游尚且如此，上游则可想而知。清朝每年约六百多万斤的滇铜入京，主要是依靠一套全长超过六千公里的水运系统。第一段由云南至四川泸州（计有60个次险滩，18个险滩）。第二段则由泸州经重庆到汉口，第三段由汉口到扬州；第四段由运河通京师。沿途所经地方官员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府州县官，都有监督协助运送铜材的责任。乾隆五十五年令沿岸“各州县刊刻险滩名目，于两岸插立标记，传知船户水手留心趋避，俾免冒险行”。乾隆五十六年奏准：

各处险滩仿照救生船之例，酌募滩师四、五名，按所在州县，捐给工食，令其在滩，专护铜铅船只。

铜铅遇有沉溺需“顾募水摸，探量水势，设法打捞”。据《永善县志》载，清朝时期县内金沙江航道主要运送京铜，年运量60～80万公斤。朝廷规定须由知县和县丞亲自押运，若遇翻船失事，“定罪不赦”。曾经有杨茂等两名知县因铜运船翻沉而丧生。乾隆四十三年，铜运船在大汉槽滩覆舟，副官村（永善分县）县丞朱朴因无力赔偿，投江而死。后经钦定失事“准予赦免”的18处险滩为：

沙河滩、黑铁滩、羿子滩、乌鸦滩、务基滩、大虎跳滩、小虎跳滩、溜筒子滩、特依滩、小锅圈滩、大锅圈滩、大猫滩、冬瓜滩、大汉槽滩、木孔滩、苦竹滩、凹崖三腔滩、新开滩等。

除上述18处险滩以外，失事必须追究责任，分赔损失。清代永善县知县查枢，有诗描写金沙江船行之难：

黑铁关前滩势急，七八月间雨尤集，下有大小之雾基，上有沙河高丈级。滂沱一夜发怒涛，泉石飞坠鬼神泣，纷纷块垒填江心……［5］（P.802）

巧家境内金沙江水道，上段由牛场坪至蒙姑，王家坪以上水流平缓，以下有白鹤、铁厂河、老屋基等险滩；中段蒙姑至县城，有三家村、双龙、黄家坳、杨家沱、红路等滩；下段由县城至六城坝，著名险滩有二龙沟、棉纱湾、老街子等滩。对此，《巧家县志》的记述如下：

上下水行船，遇滩，需盘滩、吊滩或滮滩。“盘滩”，是指上水重载船在过恶滩时，在滩口以下将装载的货物盘驳上岸，挑到滩头，待船上滩后再装载前行。根据水情，有盘“全载”和“半载”之分。“吊滩”，是指下水船过滩时，“背箍头”的3个人上岸，不时收、放拴在船头和船尾的“箍头绳”，同船上掌艄、执篙的两人协同配合，控制船的速度，迅速调整方向，以避开明石暗礁，安全过滩。如滩口水太浅，必须先盘驳减载。“滮滩”，是指下水船在过滩时，既不下人、减载，又无吊纤保险，重载闯滩。行船事故多出在“滮滩”之际。［22］

这些历史上让人望江兴叹的险滩，而今多数已被过去整治航道时炸毁，余下的已被向家坝、溪落渡所淹没，巧家白河滩等亦将潜入江底，成为历史的记忆。

“大江东去有新滩，舟子狂呼行路难，我道漫言滩水恶，客书无不报平安”。提到金沙江航运，不能不提到著名的“金江号子”。行船过程中，号工根据前面的滩形水势领唱，主要起报告、提醒和鼓劲的作用，后面的纤夫和水手则根据号工的号子随时调整行船和拉纤路线，前呼后应，齐心协力，共斗险滩恶浪。金江号子分为招架号子、扳滩号子、下滩号子及抛河号子等二十余种，唱词有固定的，也有随口道来的：

太阳出来三丈三，小小船儿下陡滩，行得正来坐得稳，不怕风吹浪打翻。

关河航道虽经清朝疏浚，但从柿子坝白水江口至安边，一百多公里的江面航行仍旧十分艰险。顺流而下，多倾覆破溺之虞；逆水行舟，有背纤拉船之苦。民国《盐津县志》载：“往来船只，稍一失慎即遭覆溺，自昔迄今无时不闻”。到20世纪50年代，水位高时木船还可从安边行至盐津，通航里程86km，低水位时只有张窝以下河道能通航。据《昭通地区志》所载横江上有险滩66处，尤其以凉水井、剑槽两滩最为险恶。加之，沿江滩情年有变更，时有“新滩”形成，令人防不胜防。

关河航运亦有船夫号子，主要分为上水调与下水调。由一人领唱，众口帮腔，随航行所至平水、激流、险滩的境遇而变换，提神鼓劲，触景生情，见人唱人，见物唱物。有一首上水的长调，通过船工之口，把沿途所经过的险滩地名一一唱出：

唱关河来道关河，嗨欧！

河弯水急险滩多。嗨哟！

剑漕、凉水（井）难飞渡、马桑的乱石铺满河。

九龙（滩）磨刀（溪）要启货，庙口闪出两岔河。

新滩原本借路过，杨柳（滩）沙坝石埝（溪）多。

板枷（滩）带起受罪过，青杠湾头安乐窝。

一座庙儿（庙子溪）多冷落，不为花坛（碛）所为何。

只见磨盘（嘴）不见磨，叫化挨（岩）打多软弱。

两平场地相对坐，回龙滩上现五沱（岩）。

干鱼（滩）下酒本不错，铁锤（滩）铜鼓（溪）遇石锣（滩）。

九步（岩）石梯人人过，雨淋（碛）燕儿（燕子坡）飞过河。

一条花蛇（溪）真歹毒，远望蛤蟆（石）往前梭。

硬起心肠（兴场）要咬我，幸有新兵（滩）来剪除。

猪屎（沱）臭来很心恶，大风（滩）吹来差不多。

将军（滩）石灶（孔）难封火，雀儿（石）唱起太平歌。

黄连（碛）苦来不算苦，癞洞螺子（滩）打破脚。

三道拐、荔枝沱，犀牛（牛滚凼）望月竹林角。

青菜（滩）当顿很难过，吊颈（滩）死去见阎罗。

土地（滩）老者岩上坐，一根杨柳（翻兜大树）倒下河。

猪圈（滩）门前猪一个，鱼跳（串）龙门天星窝。

真武（山）祖师倚岩坐，老鸦石占半边河。

小木（滩）提刀把大木（滩）破，芦槁（林）烧起下油锅。

弯弯（滩）要走油房（原在礁岩）过，石龙过江打筏沱。

三龙（滩）争斗比强弱，累得老龙揪腰壳（子）。

临江碛上花儿沱，沱湾鲢鱼洞内多。

杉木滩坡多杉木，大石新滩长黄桷（港）

拦河门坎（滩）水淹过，盐井（坝）熬的花盐多。

那怕老鸦滩险恶，（吊）钟岩响钟奏凯歌。

石门道通过盐井渡，铁索桥横锁大关河。［23］

这首长调，船工行一路，唱一程，把沿途所见及当时的情绪编串成调，别具一格，饶有情趣，不失为了解关河航运史的生动材料。现在随着内昆铁路、昆水高等级公路的开通，横江航运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数百年间响彻横江两岸的关河号子，转瞬之间，已成遥远的回响。同时，因张窝等一系列梯级电站的完工，那些曾经白浪滔天，令人壮怀激烈的江河险滩，大多淹没在平静得让人窒息的一潭潭死水之下，踪影全无了！

四、结语

昭通全市11个县（区），有7个县城位于江岸河边。此外，巧家县金沙江边的杨柳古渡、盐津县横江边上的普洱渡、盐井渡、牛栏江边的韦家渡都是因水运而兴起的居民点和集镇。正是在对河流的治理与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过程中，锻炼和培养了人类自己的文化。目前昭通的内河航运，除水富港外，金沙江、关河航道等，都因梯级电站及现代交通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了。许多与先民们生死攸关的江河险滩，已随着库区的淹没，正在人们的视线中迅速消失；而那些曾经深刻的地名记忆，也将因其形态的改变，无可奈何地日渐模糊而远去。

渡口、溜索是过去人们横绝江河的主要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渡口已被路桥所取代。如镇雄原在白水江上设有10个渡口，而今已是渡船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渡口名！这些曾经舟楫穿梭的渡口，多半已化为地名，留在历史的记忆中了。而鲁甸龙头山镇位于牛栏江边的曹家渡，早已更名为“店子上”了。即使到了经济、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一些地方的渡口、溜索还在为当地百姓的出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回顾历史，昭通大地上这众多的险滩、渡口、溜索地名，将永远铭记着先民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

［1］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1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01.

［2］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昭通旧志汇编（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494页.

［3］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8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629.

［4］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地区志中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65.

［5］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昭通旧志汇编（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853.

［6］祝穆，祝洙，增订.方舆胜览（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1131.

［7］刘复生.僰国与泸夷［M］.成都：巴蜀书社，2000：166—167.

［8］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218.

［9］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11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54.

［10］李正清.昭通编年史［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09：260.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年间疏浚金沙江史料（上）［J］.历史档案，2001，（2）：47—61.

［12］昭通旧志汇编编辑委员会.昭通旧志汇编（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1706.